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相关讨论

中国的改革开放、苏联在半个世纪间经历急剧的兴盛与衰亡，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工业化产生疑虑，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否走早了呢？是否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呢？实际上，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不是某一两个领导人主观选择、设计的，而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快速发展为现代工业国的必然要求，并为这个目标服务的。它能够集中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推动工业化。这里，我们结合中国和苏联的工业化进行一些理论探讨。

一、粮食危机和统购统销

对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是计划经济中长期实行的一项制度。它于1953年制定实行，直到1985年才取消，为中国的经济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历史贡献。从统购统销政策的产生，可以看到计划经济与快速工业化的内在联系。

陈云在新中国成立初主管财经工作，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公认的“理财”能手。1953年，陈云忧心忡忡，焦急万分。当时，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粮食购销出现巨大缺口。

粮食部在1953年6月向中央报告，1952年7月—1953年6月，国家共收入粮食547亿斤，比上年增加8.9%;支出587亿斤，比上年增长31.6%。收支相抵，存在40亿斤赤字。1953年6月30日，粮库库存由上年同期的145亿斤减少为105亿斤。最主要的工业大城市的粮食库存几乎都减少了50%，其中北京由2.4亿斤减为1.3亿斤，天津由3.1亿斤减为1.6亿斤，上海由3.9亿斤减为2.9亿斤，广州由1.2亿斤减为0.6亿斤。

1953年，小麦产区受灾，预计减产70亿斤，再加上减产后农民惜售，能够征购的粮食将大大减少。如果是这样，与征购后同期相比，粮食缺口最少要超过110亿斤。

但1953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局之年，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正在展开。一方面，工业人口迅速增加。1953年，我国城镇人口比1949年增加2061万人，这些人需要商品粮。另一方面，中国还要出口农产品，进口工业设备，粮食需求急剧增加。

另外，粮食征购中存在的自由市场机制，也为粮食征购带来了巨大困难。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共同发展。计划和市场都在发挥着配置资源的作用。但是在粮食收购中，计划与市场、国家与私商并存。当时，国家粮食征收（农业税）和收购的比例，1951—1952年为61∶39，1952—1953年为56∶44。也就是说，约40%的国家粮食计划要通过市场购买。但是在这时，发生了私人粮商与国家的竞争，而且竞争非常激烈。1952年冬天的一个短时期内，江西吉安上市的稻米被私商全部买光。江苏徐州专区各县收割黄豆时，大江南北粮商蜂拥而至。有个叫王雨农的粮商，一下子就收购50万斤。在一些地方，有的私人粮商甚至在庄稼还是青苗的时候，就预购了粮食。在私商的竞争下，粮食价格往往要比牌价高出约20%。^[39]

如果国家不能收购到足够的粮食，必然导致粮价升高，这又必然导致其他物品涨价，造成不可避免的国民经济的混乱，影响正在开展的工业化建设。但是只要允许私人粮商的存在，就会在一定的市场机制条件下，出现私人粮商和国家的竞争，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引起粮价上升，私人粮商甚至可以囤积居奇，哄抬粮价。

粮食成为“焦点”，折射出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快速发展为一个工业国所面临的巨大困境。

陈云思来想去，最后不得不向中央建议，统购统销。简单地说，就是在农村实行统一征购，城市实行统一配售，严格管制私商，由国家统一管理。这样，国家就能控制、管理粮食，有效地控制粮价。

陈云深知其中利害关系。如果收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会波动。但是如果采取统购统销政策，基层干部就有可能强迫农民交粮，引起农民不满，造成农村混乱。他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自己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

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央经过慎重考虑，采纳了陈云的建议，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

统购统销制度本身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1949年10月，上海一些投机商囤积粮食、纱布，造成物价猛涨，形成冲击波，引起全国物价波动。陈云运筹帷幄，从全国调集物资，平抑物价，打击不法商人，但是新生的共和国也付出了一定代价。鉴于此，国家开始组建全国性的棉花、纱布、粮食专业公司，牢牢掌握住主动权，稳定市场。1951年1月，棉纱实行统购，公私纱厂自纺的棉纱、自织的棉布，停止在市场销售，由国营公司统一收购。

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与此同时，食用油供应紧张。既要满足城镇人口的需求，又要挤出一部分出口换取重要工业物资，因此食用油也实行统购统销。

对棉、纱、粮食、食用油等实行统购统销，实际上是在农村和城市的商业流通领域取消市场机制，实行统一计划机制。交换领域的变化必然引起生产领域的变化。国营工厂自然在国家的生产计划内。而当时中国的私营工厂绝大多数是轻工业。由于棉、纱等轻工业所需的原材料由国家统购统销，这些私营工厂只能依赖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国家经济计划。在随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民族资本家迅速实行公私合营，把工厂交给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多数私营工厂实际上已经依附于国家，没有了独立生存能力。

1953年，形成工业这样一个过程，即156项工程实施——对棉、纱、粮食、食用油的需求——统购统销——在一定程度上交换（商业）领域取消市场机制——公私合营（生产领域取消私有制）。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快速工业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联系。计划经济体制是在我国快速工业化中产生的，也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

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在历史上，粮食问题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历史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中国在1953年发生粮食收购危机，在这之后，中国农村集体化加速。负责农业的邓子恢因为精简农村合作社问题遭到批评。苏联于1928年发生粮食危机，斯大林以铁腕推行集体化，并与另一位领导人布哈林之间爆发了尖锐的斗争。在这相似的历史进程中，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吗？

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快速工业化，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农村集体化。杜润生讲过的一段很精彩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杜润生是农村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为农村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初，杜润生是国务院农办副主任，又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秘书长，协助邓子恢工作。邓子恢因为精简农村合作社遭到毛泽东批评。有人说杜润生是邓子恢的军师。当时，党内已经决定把杜润生降职到海南岛工作。但是毛泽东觉得杜润生并不像有些人说得那样坏，他要跟杜润生谈一谈。结果二人谈笑甚欢，毛泽东还请杜润生吃红烧肉。吃着饭，毛泽东突然很严肃地问杜润生：“如果中国出现了布哈林和斯大林的争论，你站在哪一边？”杜润生一下蒙了，想说实话，又怕毛泽东不高兴。毛泽东哈哈大笑说：“你不用说了，你肯定站在布哈林一边。布哈林有什么错？他坚持工农之间要加强商品交换，慢慢富裕起来。但是时间能等人吗？斯大林要搞重工业化，是为了保卫祖国。为了重工业化他就必须搞集体化，对反对者他肯定要搞肃反扩大化，这是三位一体的……他是受到环境的逼迫。”^[40]不过毛泽东没有因为杜润生倾向于布哈林而让他去海南，而是让他到科学院当秘书长，科学院在当时实行的是秘书长制。

毛泽东从一个最高决策者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这就是决策者都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要做什么？他有什么样的资源，他能做什么？他不得不做什么？社会制度往往在这个过程中产生。

苏联建立之初，以列宁为首的领袖们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工业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然后支持和推动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最后在欧洲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但现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或者失败，或者没有发生。初创的苏联无产阶级政权面临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包围，孤立无援，政权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苏联必须快速进行工业化，尤其是发展涉及军事工业的重工业，这样才能保卫国家不受侵略。快速工业化成为苏联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

最初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一定的商品经济和自由贸易，允许私人企业存在，以此来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力，缓和国内矛盾，并在经济的均衡发展中进行工业化。新经济政策虽然对苏联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它与快速工业化这一核心问题逐渐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俄国本身的工业发展水平低，再加上多年战争，苏联的工业水平就更低。所以仅凭苏维埃政权所控制的国有企业自身的积累，无法进行快速工业化，它必须从非国有经济中获得剩余产品，扩大积累，而且国有经济越弱小，从其他非国有经济中抽取的剩余产品就越多。当时苏联经济学家普列特奥拉仁斯基称之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

但是在新经济政策实行过程中，农村出现两极分化，富农阶层控制着剩余的粮食，拒绝购买高价的工业产品，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一方面城市缺乏粮食，没有粮食出口换取工业设备；另一方面工业品卖不出去而积压在仓库里。工业与农业两大部门之间产品交换出现断裂。或者说，国有经济已经无法从其他非国有部门获得剩余产品，工业也无法继续积累。在这种情况下，新经济政策已经无法完成苏联快速工业化这一历史任务。1929年，斯大林以铁腕结束新经济政策，实行快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形成了现在所说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因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为超高速工业化服务的。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为了获得重工业化积累的资金，只能通过压低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并通过计划经济，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统一地、合比例地发展基础工业和战略工业部门。现代大工业体系也不可能建立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为了从农业获得工业积累的资金，为了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循环，实行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也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中国为了国家独立，优先发展重工业，实际上实行的是赶超战略。这是因为，没有重工业，也就没有真正的国防，就会受人欺负。同时，中国与美国处于敌对状态，中国不发展重工业（通俗地讲，工业是用机器生产，重工业是生产机器的工业），就没有轻工业需要的机器、原材料，没有电力、交通，轻工业也不可能真正发展。

一旦确定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快速工业化，就面临两个问题。第一，工业资金投入。在工业不发达的情况下，只能从农村提取剩余产品投入工业建设，统购统销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工业产品卖给谁。重工业生产的是机器，对农业来说，是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等大型机械。在小农经济下，一个农民负担不起，也不需要这些庞然大物。为此，农村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集体化。

集体化是工业积累、农业和工业产品交换的要求。^[41]

三、边缘国家与中心国家

在工业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上，存在着理论和实践的大逆转。在理论上，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的基础上，才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实践中，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成为推进快速工业化的制度安排。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能够提高生产力，建立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提。革命的时间与工业化的发达程度有着内在联系。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阐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42]

“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43]这里所谓的“文明国家”指的是英、法、德、美等国家。但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是一种传播扩散式进程，它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同步推动工业水平的提高。因此，社会主义是一场世界性的革命，它首先在欧洲资本主义最发达、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爆发，然后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再帮助落后国家进行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落后国家来说，可以先通过资本主义发展工业化，然后在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帮助下建立社会主义。

但是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工业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斯大林模式中发生逆转。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从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转变为用社会主义制度推动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而这个转变却被传统认识所忽视。

这一转变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中，资本主义是传播扩散式过程，是一个剑与火的暴力进程，但它也摧毁了落后的社会制度，提高了当地的生产力，提升了其工业化水平。与此同时，资本主义造成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并最终导致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整个世界被几个帝国主义强国所瓜分。这时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特征，更深刻地显示出它的内在本质。

列宁敏锐地指出，在帝国主义已经瓜分世界完毕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44]。现代世界体系论发展了列宁这一思想，比较全面地勾勒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特征。这一体系以资本积累为目标，具有“中心—边缘”的等级结构。发达资本主义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位置，而其他国家处于边缘位置。从国际专业分工来看，中心国家的生产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劳动者工资水平高，而边缘国家的生产技术含量低，是劳动密集和低工资地区。通过不平等交换，边缘国家的财富不断地流向中心区。中心国家利用技术垄断、金融垄断、对战略资源的控制、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等各种手段维护自己的中心地位，以此获得超额垄断利润。

“中心—边缘”是一种等级结构，在国际市场中,中心国家的超额垄断利润是以边缘国家的不发达为前提。因此，只能有少数国家居于中心地位，而大多数国家处于边缘地位。在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渗透下，这些边缘国家的传统社会开始瓦解，但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竞争和政治、军事压迫下，其民族资本主义难以正常地发展起来，被迫成为帝国主义的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因此，边缘国家想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成为英、法、德那样的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是幻想。正如毛泽东所说，“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45]。因此，落后国家无法通过发展资本主义进行真正的工业化。

正是由于中心与边缘结构的存在，作为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由此分化为两个运动方向。一个是中心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通过扬弃发达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建立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就属于这一类。但是由于超额垄断利润提供了改善工人生活的条件，这一方向开始放弃马克思主义，弱化为改良主义，其代表是民主社会主义。另一个是边缘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它承担了发展生产力，推动落后民族工业化这一历史使命，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就是这一方向的代表。它是边缘国家为了应对中心国家的剥削、压迫，摆脱附庸地位，寻求生存与发展而进行的超越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

但是很长时间以来，这种变化在理论上被忽视了。

1924—1926年，苏联领导人之间爆发了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大争论。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欧洲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苏联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而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一方认为，资本主义建立在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之上，已经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因此作为更高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实现。这场争论以斯大林一方的胜利告终，为苏联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础。

托洛茨基的观点更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断。资本主义超越了民族国家，它是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必然是世界性的，但取得胜利的却是“一国社会主义论”，这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变化。社会主义运动重心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未充分发展的国家，从预想的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转向一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主要功能从克服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转向推进落后国家的工业化。

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边缘国家无法通过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代大工业，无法成为发达资本主义，而中心国家也未必发生无产阶级革命。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成为边缘国家发展工业化的制度创新，这是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论”和苏联模式获得胜利的深层原因。

但是这些新的实践因素却没有在理论上给予澄清和表述。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把单一的民族国家作为理论框架，放弃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世界历史”的视野，这就形成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单线式历史观。每一个国家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都会经历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而斯大林模式则是历史的最高点，这是必然规律。

这种理论模式假设所有的民族国家都可以重复这个发展过程，以此说明斯大林模式的必然性。无疑，这是为了争夺社会主义运动的话语权，但是它隐含着这样的错误观点，即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成为和英、法一样的发达国家。同时，它看不到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造成的巨大外部压力和限制，因此不能说明斯大林模式推动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另外，它看不到中心国家的社会主义与斯大林模式这种边缘国家社会主义的重大区别，从而以中心国家的社会主义标准衡量斯大林模式。这样，就形成了社会主义“早产论”“补课论”，把共和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前30年和改革开放的后30年相割裂、相对立的错误思潮。

【注释】

[1]王奇：《“156项工程”与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评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

[2]刘振华：《建国初“156”项工程项目的确立》，《中国档案》，2009年第3期。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97～298页。

[4]张久春：《20世纪50年代工业建设“156项工程”研究》，《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09年第3期。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85页。

[6]《对外国军舰进入黄浦江的处理办法》，《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6页。

[7]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79～80页。

[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31页。

[9]［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108页。

[10]［美］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王建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85页。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44页。

[12]参见袁宝华：《赴苏谈判的日日夜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200页。

[1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58页。

[1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200页。

[16]参见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第253～270页。

[17]参见《矿山惊雷——朱家包包铁矿万吨爆破纪实》，中冶网，2009年9月14日，http://www.mcc.com.cn/Item/6672.aspxhttp://www.mcc.com.cn/Item/6672.aspx。

[1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204页。

[19]高扬文：《攀枝花：三线工程中的一朵奇葩》，《党史文献》，1999年第6期。

[20]李思笑等整理，程子华口述：《攀钢是怎么炼成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年3月4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4956/11072575.html。

[21]陈东林：《评价毛泽东三线建设决策的三个新视角》，《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8期。

[22]参见［日］小山内宏：《第三次世界大战》，上海外国语学院日阿语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7～68页。

[23]参见［日］小山内宏：《中苏战争——中国新战略的目标是什么》，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46页。

[24]参见［日］小山内宏：《中苏战争——中国新战略的目标是什么》，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49～50页。

[2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470页。

[26]余秋里是当时的石油部长，大庆石油会战的组织者、亲历者，他的回忆更具权威性。因此，本节内容除特别注释外，事件、数据均摘自《余秋里回忆录》。余秋里：《余秋里回忆录》（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15页。

[27]余秋里：《余秋里回忆录》（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85页。

[28]王进喜：《为革命艰苦奋斗一辈子》，《大庆人学哲学》（第一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5页。

[29]余秋里：《余秋里回忆录》（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36～837页。

[30]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03页。

[31]赵耕：《抹不掉的记忆：成昆铁路建设纪实》，《新长征》，2009年第1期。

[32]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90页。

[33]《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19页。

[34]余秋里：《余秋里回忆录》（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46～548页。

[35]同上，第559页。

[36]余秋里：《余秋里回忆录》（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64～567页。

[37]参见［德］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赵刚、牧野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第151页。

[38]参见［美］杰弗里·弗里登：《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5页。

[39]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55～ 258页。

[40]《张木生谈新民主主义与中国的改革未来》，网易读书频道，2011年5月9日，http://book.163.com/11/0509/14/73KD23OV00923IP6_7.html。

[41]陈佳木在多篇文章中对此有更完整的论述，温铁军、林毅夫等学者也都从不同的学术角度有所论述。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1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1页。

[44]《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8～579页。

[4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