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梦玉
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十六大报告的基础上首次完整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将其正式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社会稳定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和细化。我国目前正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讲话中精辟概括了这个阶段的两个特点：“发展的黄金期”和“矛盾的凸显期”。所谓发展的黄金期，就是任何一个国家进入这一时期都会有大的发展和大的举措。所谓矛盾凸显期，就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引起的矛盾比较集中的时期。具体审视我国社会目前所存在的一些不和谐因素，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出党中央作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决策的深谋远虑。
和谐社会要求以人为本，是人与人之间、党群之间、干群之间、邻里之间的和谐。要用和谐促发展，用发展促和谐。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和谐，而是你争我斗，则什么也干不了，不可能有什么发展；一个地区如果没有和谐，这里出现问题，那里纠纷四起，则不可能有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新闻媒体要围绕和谐社会的长期目标，合力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具体来说，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媒体要进一步明确自身职责
从建设和谐社会而言，媒体的责任有五个方面：社会环境的监测和守望之责，社会良好风尚的播扬之责，中国传统优秀文明的承继与弘扬之责，现代文明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传导之责，社会不良道德行为的监督批评之责。在新的历史时期，承接和弘扬中国自古所崇尚的和为贵、和谐为美的和谐社会理想，建设各阶层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共治的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追求的目标，也是新闻媒体的责任所在。
科学地理解媒体舆论监督的职责范围，是解决媒体职责的现实问题。有的媒体由于其新闻题材拉近了与百姓的距离，使得百姓对媒体产生了亲近感。在南京，遇到一些打架、斗殴、失火或者纠纷的时候，市民不是拨打110、119，而是拨打《南京零距离》的热线电话。这似乎说明节目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一些事情在媒体的“舆论监督”下也得以顺利解决。但是，按照现代传播学的理念，媒体的本质是传播信息的组织而不是维护正义的组织。维护正义和公正是有良知的媒体高度重视的一个价值取向，但它和媒介本质无关。现代传媒所赖以生存的是更快、更多、更有价值、更具吸引力的信息，而不是谁更能够代表正义。再者，如果凡事都需要媒体出面才能得到解决与处理，就说明许多职能部门没有发挥出应有作用，而媒体却承担起了不该肩负的多个部门的职责。因此，可以说，当欢呼“舆论监督”的胜利时，那就是在控诉有关职能部门的失职。从这个角度看，凡问题的解决都成为“舆论监督的胜利”未必是好事。
媒体自身要在落实“三贴近”上下功夫
“三贴近”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改进和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三贴近”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实际是根基，生活是源泉，群众是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多用群众的语言，多联系群众身边的事例，多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要始终以人民群众为新闻传播的主体，要善于创新新闻报道机制和形式，“贴近的程度取决于创新的力度”[1]。
根据“三贴近”原则，新闻媒体要清楚地认识到新形势下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错综复杂。可以说，目前我国各社会阶层之间、社会阶层内部与地区之间、地区内部、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等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利益矛盾。新闻媒体要抓住典型事件、突出的社会现象和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通过主题报道、深度分析、解释等方式，给受众积极的解答；既要引导群众学会长远地看问题，又要积极帮助和推动有条件解决的问题得到解决。
善于宏观把握和妥善处理特殊新闻报道题材
要处理好特殊题材如灾难新闻的报道工作，除需要正确认识特殊事件新闻所具有的特性和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外，还需要从宏观上有效把握。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合理控制报道数量。当灾难发生后，有关事件的信息往往呈海量涌现。面对突然涌现和源源不断的大量信息，漠然视之，冷淡处理，显然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但是，如果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失去了节制，那对于媒体而言，就是一种失责，结果不仅不能促进救灾工作，还会对社会和受众造成伤害。
2.处理好“抢”与“压”的关系。“抢”是为了传递信息，“压”是使其报道的内容不只是对灾难进行肤浅层面上的揭露，而是要促进问题的解决。“抢”与“压”相统一的同时也要相对均衡，“压”只是特殊的，对于该及时报道的新闻，却犹犹豫豫或“失声”，往往可能会使本来简单的事情变得扑朔迷离，甚至产生流言和谣言。在信息社会，对于重大的灾难性事件压而不报几乎是不可能的，你不报别人报、境外报，其结果有可能会混淆视听。对于外电可能报道或可能在群众中流传的灾难性事件，媒体都应争取主动及时地做连续报道，杜绝小道消息传播产生流言或谣言。
3.报道尽量平衡周全。灾难新闻等特殊题材具有一定的破坏力，这既是报道的热点，也是报道的难点。在“非典”之灾中，“非典”因强烈的传染力、尚无特效药的新异性，对此报道很容易成为令人悚惧的“恐怖片”，会严重影响到受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妨碍社会的正常、健康发展。此时，新闻人站在一定的高度审视这场灾难，从破坏中找到建设的契机，以传播科学知识、弘扬正气、鞭挞丑恶、凝聚力量为出发点搞好报道，引导人们万众一心战胜“非典”，最终使灾难向积极和乐观的方向转化。
4.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由于灾难新闻的特性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报道灾难事件时，应该正确认识灾难新闻的政策和规定。具体表现为两方面：其一，清醒认识灾难新闻与舆论导向的紧密联系。对于各类灾难事件的报道，必须明确正面宣传、积极鼓劲、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宏观政策要求和报道方针，体现国家的立场、观点、原则。其二，根据不同性质的灾难性事件，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对于各种自然灾害，在事实准确的情况下，原则上可报，但如震情、汛情、疫情等重大自然灾害，应请示国务院后进行报道；对于各种严重事故，遵循原则及时、准确报道，并在一定时期内使报道不过于集中。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合理的城乡传媒生态结构
传媒生态是指在特定时空环境下，传媒系统之间以及传媒与生存环境之间的结构、功能的相互制约与调控机制。传媒生态结构包括一个城市或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受众结构和媒介分布结构。当前，在南京市城区，报纸、广播、电视基本保持均衡；但是在农村，电视成了农村传媒市场当仁不让的“老大”。据调查，在富裕农民占有的各种媒介中，电视机拥有率高居首位，其中拥有彩电的达85户，约占被调查者的89.5%。在小城镇周围的富裕农民中装有有线电视插口的为67.4%。处于第二位的收音机在富裕农民中的拥有率却骤然下降，仅为43.36%，不到电视的一半，而有线广播喇叭的比例更是出奇地少，拥有率仅为9.5%。
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是不可能让繁华的都市和贫困的乡村并行的。温家宝总理说：“我本人到过全国1800多个县，可以说中国最穷困的地方都到过。我深知中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你可以看到，东部地区，一些大城市，有很多高楼大厦，而在一些农村，农民还住在茅草房里，还在用牛耕地。中国有3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就如同一个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样，一定会跌跤的。”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使广大农村也实现全面小康，政府的政策导向、社会的大力支持是一个方面，媒体，尤其是广播媒体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政风热线》节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政风热线》是由江苏广电总台新闻综合频率与江苏省纪委、省政府纠风办、江苏省委宣传部和省政府各厅局及窗口单位联办的节目，集公众服务和舆论监督于一体。节目每周六请一位厅局长走进直播室，接受群众咨询与投诉。据电信部门提供的数据，《政风热线》一个小时的节目就有3000多人拨打电话，是名副其实的“热线”。2004年，该节目接受群众投诉咨询3600多件，投诉办结率在90%以上。节目于2003年9月27日开播，2004年就被评为江苏广电总台十大优秀广播节目之一。江苏省纪委书记王寿亭批示：“《政风热线》办得很好。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此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江苏东海县的一位听众给节目组送去写有“政风热线百姓靠山”的锦旗。《政风热线》取得听众信任的最重要原因是遵循了“三贴近”的原则，发挥了广播的优势，与农村听众的需求成功“对接”。向《政风热线》反映问题的以农村听众为主，占到了80%以上。如《政风热线》节目第1期，请进直播室的是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在该期节目40分钟内共接进6个听众电话，这6个电话来自江苏5个不同的地方，其中来自农村听众的就有5个，反映的主要问题是农村学校的收费问题。有一期节目，是请环保厅厅长进直播室，接入直播室的听众投诉、咨询电话8个，分别来自江苏5个不同的地方，都是反映当地乡镇的污染问题。比较江苏省发行量很大的《扬子晚报》投诉专版：2005年2月2日和3日A26版登载投诉9条，政策解答1条，投诉事件的发生地都是江苏省的不同城市，7条发生在城市，农村的只有2条。可见，真正坚持“三贴近”的广播，对农村听众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可以有效地帮助农民听众解疑释惑，化解矛盾。
和谐是一种美好的境界，建构和谐社会需要各个方面的努力。而媒体的努力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力量，新闻媒体之责不可忽视。
〔金梦玉：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
【注释】
[1]《论三贴近》，《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2004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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