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在经济案例中的作用

媒体在经济案例中的作用
——张晖明教授访谈录

受访者简介：

张晖明，男，1956年7月生，江苏南通市人。经济学博士、教授。现任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太平洋金融学院院长；兼任比利时卢汶大学和日本关西大学客座教授、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企业管理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上海联华超市、上海轮胎橡胶（集团）等公司独立董事或顾问。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理论与经营管理创新，主持省部以上科研项目10多项和多家公司改制或发展战略设计，并获省部以上科研奖7项。有专著《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等8本；在国家级核心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

采访时间：2005年10月12日

采访地点：复旦大学

采访人：屠正锋

财经类报纸我还是喜欢《经济日报》

记：您平常接触媒体多不多？平常看哪些报纸？

张：接触多啊，各种媒体都有，电视、报纸，电台有时也有，但电台接触得少一点。像报纸的话，我现在家里有《解放日报》、《文汇报》、《经济日报》、《第一财经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平时像《解放日报》、《文汇报》这样的日报是当天浏览，那种带有周报性质的报纸，或者专业报纸，我就看得比较仔细一点，比如《21世纪经济报道》，因为和我们专业相关。周报一般在周末空下来时仔细看一下。当然，我即便看得仔细点，也是挑自己感兴趣的。有些报道带有一些比较深度的分析，感兴趣可以结合事件过程一起来看。因为有些是事件回放式的报道，兼有分析，也就是在把事情讲清楚的情况下，然后进行分析。

记：财经类报纸中，您喜欢哪一些？为什么？

张：财经类报纸中我还是喜欢《经济日报》。它做得比较严肃，捕风捉影的事情比较少。它的几个栏目比较好。比如说它最近几期做“民族品牌”这个栏目，深度分析某一个企业成长历程，每周一个，这个我就比较感兴趣。它现在做16版，凭借它的党报的权威性，有消息来源，下面还有专栏，比如国资改革研究专栏、品牌专栏，前一阵专门研究过奇瑞怎么成长的，自主创新碰到什么难题。我看到这种跟踪系列报道，就非常注意，我就盯着它，甚至把它五期、六期、十二期全部剪下来。这样的报道非常有容量，可靠性又很好。相比较而言，《经济日报》记者的专业素养、党性和职业操守比较过硬。其他报纸可能还在培养之中。

其他一些报纸捕风捉影的事情比较多。《中国经营报》我也觉得还是可以的。有些报纸就好像要刻意挖掘什么似的，噱头有点太过。《第一财经日报》现在似乎有点风格了，但是它深度报道性质的东西还不多，可能是因为日报，和其他财经报纸还有点差距，周报可能可以做的有深度一些。《21世纪经济报道》深度报道挺多，但有时候可能带有一种成见，不过我还是看得很仔细的。

记：财经类报纸都有评论版，您感不感兴趣？

张：评论版我看。尤其是《第一财经日报》有几个人写的评论性质的专栏，我还是看的。因为这些分析都有深度，都是专业人士的观点。

记：那您看不看电视？

张：电视看得比较少，因为没有时间。但是有时间，能赶在时间点上，比如用餐时间看一下新闻。其他也就看看中央电视台一套、二套的节目，一套看新闻，其他就看二套的，比如说那些对话类节目。电视剧之类的节目，基本不看。

记：那您平时上网吗？

张：一般打开一个网站只是看它主页上的内容，或者是其他感兴趣的内容，点进去看一看。比如，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建议稿全文发表，然后跟着有几篇评论，我就跟着看看。

记：您在网上发表评论吗？

张：现在还没有。但建议稿作为一份关系重大的文件，值得细读，我已经把它下载下来，做成word文档，作为资料备查。

记：那您国外的媒体接不接触？

张：国外媒体接触一些，但不多。有时候我们图书馆有些外文报纸、期刊，或者有时候同学往来，介绍给你，说哪里有什么观点，然后我去看一下。

报纸做出特色需要一个过程

记：财经类报纸您看得很多，那您觉得现在财经类报纸数量是不是过多了一点？

张：数量是挺多，除了前面说的，《每日经济新闻》我也有。

记：有一段时间财经类报纸比较热门，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张：我觉得这个“火”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因为，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大家有个排浪式的过程，一波一波的，所以前一阵比较火，基本形成大家都去做财经报纸的热潮。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但这种报纸做出特色来，需要一个过程。

记：您是企业协会的，专门研究企业的，从竞争的角度来看，是不是有点一哄而上的倾向？

张：对于这个问题，我是比较能够容忍或者理解的。这应该是由市场自己来判断。为什么能够这样，而且那些报纸能够生存呢？一般的报纸，特别是一些老报纸，《解放日报》、《文汇报》这种大报，已经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有很多老的订户，有比较稳定的发行面。企业要投放广告时，当然还是希望找那种有相当发行量的报纸，这些报纸本身已经具备了很强的自负盈亏能力，因此它在办一个新报纸时可能是亏损的，但是它母体的盈利能力足以弥补亏损，承受新媒体的成长培育过程。这是一个事业成长的很好的滚动式机制。所以解放日报集团搞《每日经济新闻》，而《第一财经日报》是尝试式的一张跨媒体报纸。至于将来是不是有特色，因为它们本来就有定位差异，一个是企业家的报纸，一个是全国性的主流商业财经日报，这是它们的初始定位，经过后来的一段时间发展，比如说一年两年，可能慢慢形成自己的特色，有的可能面向产经方面，有的可能面向金融方面，有的可能面向家庭理财方面。应该允许它们有一个选择过程。

传媒的负面作用

记：去年在媒体上有个非常激烈的争论，就是郎咸平与顾雏军的争论，您怎么看？

张：首先，这个争论我很关注，第二，这个争论我没有参与，或者说有媒体来采访我，但我没写文章，也没有公开发表什么观点。我自己从这个争论开始清楚以来，或者说双方的观点明朗化以来，我自始至终都是第三种观点，而且我认为这个问题到今天应该做结论了，至少在我们学者中间可以做结论了。我的第三种观点是，郎咸平的观点，在他就某一个企业的财务分析上所做的工作而言，是认真的，科学的，没有什么漏洞的，但是郎咸平从一个例子、两个例子、三个例子……或者说10个例子，因此来说明一个普遍问题，还不足以下结论，或者说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论分析的逻辑上有漏洞。他所批评的这种国资流失，确实存在，但是因为这个存在本身，就来否定国企改革方向，或者说这种国有产权流动不必要，我觉得这种观点不能认同。但是国资有流失是客观现实，问题出在不是流动本身，问题出在我们今天这个产权市场没有发育到足以承受如此庞大的流动。因此以此否定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错的。反过来说，经济学家当中有一部分人，由于要坚持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而否定郎咸平所做的功课，否定他所揭露的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我觉得也是错误的。所以我是第三种观点。至于说我们有一批经济学家情绪化地和郎咸平辩论，郎咸平自己也情绪化地呼应，这都是一个学者最要不得的东西、浮躁的东西。

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传媒起了什么作用？

张：传媒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是不好的作用。我们传媒起不好作用的时候很多，原因出在我们传媒的记者，那些直接掌握着文字权力的人，自身对某些理论的科学性把握不足。包括最近我看到报纸上、网上在评论“神六”的报道，包括收购IBM，包括尤尼科事件，我们的传媒喜欢起哄，进行不恰当的报道。

记：您觉得是能力的问题，还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张：这不是在能力意义上说的，媒体对这些事情的报道，纯粹从影响面、吸引眼球来考虑，追求这些东西，而忽略了报道本身要推动社会进步的这个最基本的功能。所谓推动社会进步，一定是有利于国家利益，有利于民众福利，这是最基本的前提。比如说IBM收购案，我当时就说，不要这么炒作，因为收购最后还有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批准的问题，炒作不当的话，就会给人家留下口实。有时记者就要有所选择，尽管你是中立的，客观反映事件，但是必须对信息进行筛选，你不能让这个事情对国家造成不良影响，不能对国家利益有损。所以我说，真的要做财经专业记者，专业素质有待提高。即使在媒体开放的时代，有些东西还是要注意的。尤其是我们还处在20多年来的积累当中，但是我们有些人好像把自己估计过高，对我们整个综合国力把握不当，这也是一种轻浮。

记：媒体除了负面的作用，还有没有哪些方面做得比较好？

张：媒体报道在大潮流上还是做得不错的，不过在这些典型案例上做得不好。我们说案例性的问题，它往往是个案，它不能代表全面。案例分析，是帮助我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记：现在经济类的报道关注面有没有问题？您觉得哪部分的问题没覆盖到呢？

张：有。比如说现在社会学概念上所提的强势、弱势群体的问题，比如说三农问题，这些关注得比较少。

记者的敬业精神都比较强

记：您经常接触记者吧？

张：我经常会接到记者的电话，还有要我参加节目，包括做评论的。

记：那您对那些记者的总体印象怎么样？

张：记者的敬业精神都比较强，这点我是比较肯定的，包括有些记者喜欢钻牛角尖。

记：您觉得这些记者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的？

张：如果从财经报道角度来讲，主要是专业素养。比如说涉及比较微观的，如公司收购案例，有些信息披露是很敏感的。如果记者随意参与，很可能收购就出问题。

记：财经报道的总体水平怎么样？

张：应该说是不断在改进的，包括在客观性、及时性和准确性方面。这个一方面取决于记者自身专业素养和操守的提升，另一方面媒体也加强了对记者力量的投入。第一手的信息在增加，不再依赖第二手的资料，这也是做新闻报道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过去可能因为资金问题、人手问题，一线记者数量不足，现在发现很多媒体在上海有专门的记者班子。

记：过去20年中，传媒给你感觉有什么变化没有？

张：媒体多样性增加，专业报纸的专业程度提高。

记：您对当今媒体的舆论监督状况怎么看？

张：这个比较复杂。就从监督作用角度说，我觉得它可发挥的空间还很大。

记：那您设想将来是什么样子呢？

张：这个取决于整个社会环境。这次党的五中全会讨论行政体制改革问题，包括相当时间以前讨论政府职能转化问题，公权力究竟怎么定位，哪些应该作为，哪些应该不作为。至少这种讨论对理顺社会生活各方面秩序有积极意义。毫无疑问，整个社会现在批评和舆论监督的力度还应再加强。我最近发现《新华每日电讯》有些报道非常泼辣，例如对前一阵房地产泡沫的批评，对上海某一个地块的买卖交易内幕的批评，对烧死拆迁户的批评等等，报道都比较尖锐。

记：去年孙志刚的案件，您对媒体的报道怎么看？后面引发的媒体运动怎么看？

张：人被打死是极端的，肯定是很荒唐的。我也关注了该事件各方面的因素，管理条例、当事人的素质、当事人的沟通的问题，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需要全社会认真反思。

媒体公权力给私人运用要非常谨慎

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正处在转型之中，各方面的变化都比较大，您觉得媒体在其中应该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张：毫无疑问，传媒具有独特的力量，我觉得传媒特殊的地位、特殊的影响肯定总是存在的。只是说在转型过程中，它面临环境、地域、社会心理的多元性，传媒的方向比较难以把握。因此在难把握的情况下，采取谨慎保守的做法。每个媒体都采取保守的做法，可能也不能取得平衡。所以说在我们整个调控当中，应当采取结构性的做法。我们可以在整个媒体体系中，取10%采取比较灵活的做法，这个是我们的领导艺术问题。毫无疑问，媒体还是要做更多的疏导社会情绪的工作。因为社会转型中社会矛盾累积，消化能力比较差，所以还是要做导向性的疏导为主。

记：近年来，传媒产业、传媒概念股之类的提法越来越多，您觉得传媒可以作为一个产业来看吗？

张：传媒具有产业的功能。但传媒是不是直接的产业，还可以研究。它有产业功能，比如研究教育产业化一样的，教育具有产业的功能，但是教育不一定能产业化。传媒也一样，它是社会体系中具有独特功能的一部分，比如说上海现在报纸、电视很发达，因为上海是经济中心城市，信息相对集中，所以媒体产业功能非常明显，外地可能某些媒体仍然需要补贴。再比方说，超女现象、中央电视台在国庆假期的“梦想中国”，这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特有的东西。我的一个朋友对日本非常有研究，他从日本来，就提出批评，说你们中国怎么现在也搞这种东西，我们是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流行这种东西。显然他这个批评，有他的背景参照系。其实这些现象是迎合了中国现阶段的心理结构、消费方式、个性表现方式，它显得很新颖，所以吸引了很多人。我说这种现象都可以理解，可以接受，我们应该更宽容一点。

记：有很多业外资本想投资媒体，这种现象您怎么看？

张：这是中国走向市场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我曾经总结过一个规律，就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育，表现为对所有社会经济文化活动都要耕耘一遍。凡是没有耕耘过的都有暴利成分，尤其是出版、媒体，现阶段由于意识形态的敏感性，而受到严格的准入限制，所以当准入限制存在的情况下，进入的人就可能取得暴利，所以很多的人想挤入。

记：但是现在政策对媒体准入有限制，您觉得政策是否应该放开？

张：我觉得说限制或放开都是简单化的。这里有一个对媒体管理的方式方法问题，比如说，现在出现了很多财经类报纸，当然背后也可能有政治倾向，但它可能做到离政治倾向相对远一点，我认为现阶段这种媒体就可以放得开一点。当然，这种时候存在媒体参与炒作一个事件时，你是否卷入的问题，比如与购并、股市有关的一些问题。我曾经对电视台所设的股评频道提过意见，那是比较早的时候，当然后来有一批股评人失去了资格，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还没有对这个股评人进行审查，审查他是不是炒股，你是炒股的人，你就不能来做股评。

记：这里面是否存在利益冲突？

张：是。因为我们的舆论工具面向大众，都是公平的，不偏不倚的。你有利益在其中，我把这个本来属于大众公权力的资源交给你去发挥，显然会出现问题。郎咸平出了名，居然有个《郎闲评》的专栏，我觉得这就是把一个非常宝贵的公权的资源，给了某一个人垄断，这是不公平的。

记：经济学有一个媒体捕获理论，说资本拿媒体公权力为自己服务，您怎么看？

张：我对这场媒体改革的观点是，媒体公权力给私人运用要非常谨慎。媒体自身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吸引眼球，其实无意之中是把公权力在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