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和平进程

第二节　媒体与和平进程

拖出“越战”泥潭

越南战争(1961—1975年)是“二战”以后美国参战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战争。“越战”是“冷战”中的“一次热战”,希望统一越南的北越领导人胡志明支持南方的游击队“民族解放阵线”反对南越吴庭艳政府,美国则出兵帮助南越。最开始援助南越的美国总统是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开始支持在越南作战,约翰逊则将战争扩大。尼克松执政时期,美国因国内的反战浪潮,逐步将军队撤出越南。越南战争是美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痛,“越战泥潭”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然而,美国新闻媒体在这场战争中的不俗表现却令美国新闻界引以为荣。从一定程度上说,是美国的新闻媒体使美国得以从“越战”的泥潭中脱身。20世纪60年代初,最早指出“越战”泥潭危险的新闻界领军人物是美联社记者马尔科姆·布朗、合众国际社记者尼尔·希恩和《纽约时报》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1963年,希恩和哈伯斯塔姆目击并报道了南越军队在北越的一次惨败,但是美军司令部却将这次军事行动说成是胜利。此前,美国国务院曾于1962年发布了《新闻界指南》,其中有这样一段表述：“新闻记者应该被告知,对吴庭艳政府进行鸡毛蒜皮或不假思索的批评会使美国难以与吴庭艳保持适当的合作。”但是,记者们拒绝接受这个指南。布朗、希恩和哈伯斯塔姆等人通过在国内出书和演讲,探讨越南冲突的性质和“不惜代价求胜”的政策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危害。其中,布朗和哈伯斯塔姆双双荣获1964年普利策国际报道奖。

这场战争也被称为“第一次电视战争”。在对越南战争的新闻报道中,由于电视传播技术的发展,美国民众与战争如此近距离的接触,扩大了战争给美国家庭带来的影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莫利·塞弗说过：“摄影机可以捕捉到所有由战争所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悲痛的哀号,惊愕的表情,所有这些都真实地展现在荧幕上,并伴随着吃饭时间进入千千万万个美国家庭。每一个描述战争的片段都毫无疑问地会激起人们的反战情绪,仅仅是因为它真实地传达了残酷的现实。在战场上,士兵并不是被击中心脏阵亡,而是被炸成了碎片,电视以它的镜头告诉了我们一切。”1965年8月,莫利·塞弗同两名越南摄像师合作,拍摄了纪录片《火烧锦尼村》。据该片反映,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这一地区遭到枪击后,报复性地夷平了这个拥有150户人家的村庄。片中,塞弗站在燃烧的房屋前现场解说：“越南战争就是这样,越共早就跑了……这次战斗打伤了3名妇女,打死了一名婴儿,打伤了一名海军陆战队员,掳走了4名老人。”该片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后,很快在全美激起轩然大波。1969年11月,自由撰稿人、前美联社驻五角大楼记者西蒙·赫什通过不知名的电讯新闻社发布了有关“平克维尔”事件的消息,揭露美军在美莱屠杀平民。他在报道中说：“美莱村注定要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1968年3月16日,美军一个连队在连长威廉·卡利中尉的率领下,进入越南广义省的美莱村,开始了持续几个小时的大屠杀。男人被迅速枪杀,女人被强奸后再杀掉,小孩子则被当做枪靶子。最后,整个村子109名村民无一幸免。”不久,一份小报《圣路易斯报》以巨大的标题《在美莱：我们发疯了》刊登了他的文章。第二天,《华盛顿邮报》、《旧金山时报》等36家美国报纸进行了转载。作为“越战”中的最大新闻之一,赫什的报道荣获1970年的普利策国际报道奖。越南平民伤亡的画面通过电视传遍世界,全世界都受到了强烈震撼,“原先反对‘越战’的人变得更加直言不讳,原先疑惑不定的加入了反战行列,而政府的许多支持者一下子转到了它的对立面”。

在海阳,15岁的LE VAN TAM的尸体被人从美军轰炸留下的弹坑旁抱起。原本美军是想轰炸邻近的海防市。

(资料来源：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photos/11025921/20050203/12100931_2.html)

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媒体不仅扮演了国际人道主义者的角色,而且他们那种忠实于战争的真实面目,不受政府约束的求真精神也充分地表现了出来。1966年12月,跟政府声称的美国轰炸计划取得成功的说法截然相反,《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从河内发出的系列报道以详细的文字说明和图片为佐证,指出美军的轰炸没有针对军事目标,飞行员为了减轻载荷而胡乱投弹,空前的轰炸对北越的运输和作战补给能力几乎毫无影响,倒是许多较小的城镇被夷为平地。1968年2月27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表了一篇由沃尔特·克朗凯特从越南发回的关于春季攻势的专题报道。在报道中,他发表了自己对这场战争的最终分析：“在大规模的越南战场上,谁是胜者,谁又是败者呢?我不知道,越共并没有击败敌手而获得胜利,但我们同样也没有。也许历史会把它判为一场平局。”他坚信这场战争将一无所获：“看来唯一切合实际但不能令人满意的结论是：我们陷入了困境……唯一的合理出路……在于谈判,而不是以胜利者自居。”

1971年3月,《纽约时报》得到一部题为《关于越南政策的美国决策过程史》的研究报告。整部报告长达47页,是根据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命令为五角大楼编制的。“其内容均系史料,而且是非军事的,但是从政治和外交利益上看却具有爆炸性。根据1953年的一条行政命令,所有这些文件均标明‘绝密’。”6月13日,《时报》刊出了报告的第一部分。两天后即6月15日,应司法部长米切尔的要求,联邦地方法院法官默里·格法因发布临时约束令,迫使《时报》在发表第三部分后停载。6月23日,美国上诉法院推翻了格法因的决定,《华盛顿邮报》开始刊登连载。6月25日,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继续维持临时性事先约束。

“五角大楼文件”的刊登,为当时高涨的美国国内反战浪潮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使尼克松更加坚定了撤出越南战争泥潭的决心。1973年1月27日,参加“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的四方(越南、美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西贡政权)在巴黎正式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美军全部撤出越南。

推动中东和平

1977年11月15日,以色列总理贝京正式邀请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11月21日,萨达特结束了对以色列的访问,与贝京总理携手保证“不再进行战争”。贝京赞扬萨达特这次所作的访问是一次极其重要的访问。1978年9月,美埃以在戴维营进行会谈,达成两项协议,即《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埃以和约》根据后一协议签订,和约及附件的主要内容有：以色列的军队和文职人员在3年内分阶段撤出西奈半岛；两国建立正常关系,包括外交、经济和文化关系。1979年3月26日,条约正式签订。1982年4月25日,以军全部撤出西奈。

1979年3月26日,埃及总统萨达特(左)和以色列总理M.贝京(右)在华盛顿签订条约。美国总统J.E.卡特作为连署人,也在和约上签字。

(资料来源：http://news.tom.com/2006-04-05/000O/34297615.html)

埃及总统萨达特(前)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戴维营会谈结束后拥抱,美国总统卡特在一旁为之鼓掌。

(资料来源：http://news.tom.com/2006-04-05/000O/25116666.html)

萨达特成功访以是中东和平进程中最关键的一步。在访问以色列之前,萨达特充分利用媒体,向全世界展示了他愿为中东和平做出不懈努力的决心。萨达特早就得知贝京想邀请他访以,为了使自己主动,他在正式邀请发出前两个月,就在媒体大造舆论,说如果和平需要,他愿意亲赴以色列进行会谈。包括美国三大电视网络的国际新闻媒体广泛报道了这条消息,萨达特抓住这一机会,1977年11月14日在接受CBS记者采访时,公开表示希望能得到贝京的正式邀请,这就使他转而成为这次访问的主动者,表明了他的诚意。萨达特还精心设计了许多细节,如访问时坐敞篷车向以色列人民挥手致意和在耶路撒冷进行真诚的祈祷,向人们展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领导人形象,同时也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息：阿拉伯领导人是开明的,愿意为中东和平进程做出适当妥协。

不仅萨达特利用媒体非常主动地促成了这次访问,媒体自身也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77年11月14日,CBS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在采访萨达特时获悉,如果能带来和平,萨达特准备亲自前往耶路撒冷。同时,以色列总理贝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萨达特来访,他将亲自到机场迎接。克朗凯特通过电视采访,互递信息,促成了和解。当萨达特在1977年11月19日抵达以色列时,美国三大电视网主持人坐着他的专机同机到达。在机场欢迎的有2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各电视网每天24小时转播有关的节目。在数个星期中,3000万美国人和世界各地的观众观看了这场和平会晤。

这场和平会晤标志着媒体作为独特的外交力量登上了国际舞台,媒体外交由此兴起。如今,媒体外交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影响国际关系的外交新样式。与传统外交高度保密、内容程式、信息滞后的缺陷相比,它正以其公开性、灵活性、大众化、个性化和便捷性的优势赢得各国政府的重视。媒体之于外交,犹如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就会产生好的影响；用得不好,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甚至破坏已有的外交成果。媒体对外交的正面影响,即媒体通过自己的报道对外交产生促进作用,有利于外交活动的开展,有时甚至可能取得意想不到的外交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