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月美日两国签署半导体协议，协议包含了内存芯片和诸如微处理器和微控制器等更为复杂的芯片，协议名义上允许暂停由SIA启动的301调查和由美国商务部(DOC)对日本EPROMS和256K DRAMS倾销的调查。然而，301调查暂停是没有条件的，倾销暂停强加了一个完全的价格下限体系，也就是“外国市场价值”(FMVs，Foreign Market Values)体系。这个协定表明美国半导体产业最关心的问题有三个:日本在美国市场上倾销，日本在第三国市场上倾销和美国企业进入日本市场。[71]
1986年半导体贸易协定有三个主要特征:[72]第一，日本同意美国商务部对DRAMS和EPROMS出口的最低定价，并建立严格的边界控制，确保出口不低于最低价格。第二，日本同意基于公司特定成本和价格数据来“监督”范围更广的芯片产品，并“采取恰当的行动”来阻止其在出口市场倾销。因为像半导体这样非常易于运输的产品很难控制流动，适当的行动演变成对公司生产和投资水平的行政指导。第三，日本通产省同意对外国市场份额实现数量基准，明确承诺在协议的五年内提高日本制造商在日本的份额达到20%。一旦达到了20%的市场份额目标，将使外国在日本市场份额增加一倍，并采取行动鼓励日本电子制造商购买更多的外国半导体。该协议明确表示日本政府愿意提高外国企业在日本的市场准入份额，受到SIA和政府官员的高度赞扬。
日本通产省(MITI)和美国商务部在执行1986年半导体协定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反倾销[73]案件中，尽管美国保留发动反倾销案件的权力，但该协定规定日本通产省执行反倾销条款。每个日本企业必须向通产省递交特定产品成本和出口价格数据。日本政府承诺在日本法律和规章允许的条件下“采取恰当的行动”来阻止出口价格低于特定产业的公平价值。协定详细规定了如何对其行动进行监督，比如除了标准的制造、营销和研发成本，附文详细规定了30种以上的非生产成本(比如保障费用和两种销售佣金)必须由每个产品的每家公司按季度上报。[74]
而美国商务部在美日半导体反倾销纠纷中则起到了更大的作用。比如所谓对EPROMS和DRAMS的暂停协定阻止了对日本销售到美国的产品征收反倾销关税，这大大加强了美国商务部在阻止倾销方面的影响力。协议规定，日本芯片制造商要向美国商务部提交详细的特定公司和特定产品成本和价格数据。在根据内部规章处理完数据后，美国商务部每季度公布仅针对有关日本公司的，特定公司和特定产品“外国市场价值”。日本公司同意美国规定的这个不公开价格下限，以不低于此芯片价格下限的价格出售商品。为了使日本企业能更好地服从美国商务部，日本企业必须向美国商务部报告销售给美国购买商的每一笔交易。如果认为日本违反协定，则允许美国商务部对其征收反倾销税。[75]
该协议签署后的两年，不仅美国与日本巨额的贸易赤字问题没有改善，而且一些半导体制造商提出了日本不履行贸易协定的有力证据:日本公司违反了反倾销协定的条款;日本的EPROMS在第三国市场进行倾销;美国在日本的半导体产品的销售总额没有改善。美国半导体产业联盟还提交了一份建议，敦促美国政府对日本实施报复，因此美国国会两院通过决议，敦促布什总统采取报复行动。经济政策委员会(EPC)下的次一级机构间委员会提出，如果日本不停止对第三国进行倾销并改善美国公司市场准入状况，就要对日本进行贸易制裁。截至3月底，该EPC决定，日本违反了1986年的协议，并建议总统对其进行贸易制裁。
随着国会和半导体产业界的一致谴责，布什总统接受了经济政策委员会的建议，并于3月27日宣布，对3亿美元的日本电器设备，包括电视机、笔记本电脑、磁盘驱动装置、音响设备、电动马达和其他消费品征收100%的报复性关税。受制裁的企业包括那些面临日本竞争的美国生产商或那些被控诉违反贸易协定的日本企业(例如NEC、富士通、日立等)。
日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履行了美日半导体贸易协议?一些研究表明，该协议在提高美国(和外国)在日本的市场份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功阻止了日本向美国和第三国市场倾销。虽然协议的影响在签署后最初几年并不是特别突出，美国在日本市场的份额并没有立即达到20%的目标，但该协议极大地减缓了美国半导体产业竞争力的急剧下降，并有效阻止了日本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的垄断。美国谈判代表随后继续敦促日本履行其承诺，并在1986年协议期满的1991年达成了一项新的为期5年的双边半导体协议。随着新协议的签订，美国政府和产业的压力促使日本企业遵守半导体协议，在日本市场的外国份额到1992年达到20%的目标，到1997年达到30%的市场目标。美国在半导体协议中的努力取得了大量的收益，有助于巩固美国半导体产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地位。[76]
【注释】
[1]John Kunkel，America’s Trade Policy towards Japan:Demanding Results［M］.London: Routledge，2003:32
[2]［美］I·戴斯勒.美国贸易政治［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45
[3]进口渗透率(Import Penetration Ratios)是一个衡量一国某年j产业(或者j产品)国内消费数量中进口所占比重的概念，其表达公式是进口渗透率
，公式中M j为该国某年j产业(或者j产品)的进口数量，
为该年j产业(或者j产品)的国内消费数量。进口渗透率反映一国某年j产业(或者j产品)的进口占其消费总量多大比重、即渗透程度有多高的情况。
[4]［美］I·戴斯勒.美国贸易政治［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51
[5]［美］I·戴斯勒.美国贸易政治［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57
[6]［美］I·戴斯勒.美国贸易政治［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59。20世纪80年代美元汇率高估是货币错配的一个著名的典型的案例。萨尔瓦多没有将汇率错配和货币错配进行区分，汇率错配指汇率对长期的、有竞争力的均衡水平的偏离。货币高估对国家出口税和进口补贴有影响，其本身减少了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并扭曲了专业化、贸易和支付的模式。长期的、严重的汇率错配不能通过套期保值来消除，并且通过失业、银行破产和保护主义立法等形式对经济施加巨大的实际成本。实际上货币错配被认为是国际货币体系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
[7]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transmitted to the congress，February，1992
[8]林钰.战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105
[9]［美］I·戴斯勒.美国贸易政治［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175-176
[10]贺平.日美贸易摩擦中的美国“对日修正主义”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8(1): 72-78
[11]［美］I·戴斯勒.美国贸易政治［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177
[12]［美］马丁·费尔德斯坦.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政策［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559
[13]［美］马丁·费尔德斯坦.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政策［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562
[14]［美］杰里尔·A·罗塞蒂.对外政策的政治学［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286
[15]［美］I·戴斯勒.美国贸易政治［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66
[16]［美］I·戴斯勒.美国贸易政治［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64
[17]金灿荣.国会与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历史和现实的考察［J］.美国研究，2000(2): 22
[18]［美］杰里尔·A·罗塞蒂.对外政策的政治学［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290
[19]［美］杰里尔·A·罗塞蒂.对外政策的政治学［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290
[20]金灿荣.国会与美国贸易政策.转引自周琪主编.美国外交政策［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231
[21]金灿荣.国会与美国贸易政策.转引自周琪主编.美国外交政策［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232
[22]所谓“逃避条款”，是指当美国产品因进口竞争而受伤害时，美国政府可以提供一些暂时的保护措施，以使遭到损失的产业获得调整的时间和机会。
[23]金灿荣.国会与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历史和现实的考察［J］.美国研究，2000(2): 23-25
[24]John Kunkel，America’s Trade Policy towards Japan:Demanding Results［M］.London: Routledge，2003:43
[25]供给学派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经济学流派，还缺乏严密明确的理论体系。在内部还存在着分歧，大体上可分为“正统的供给学派”和“中间供给学派”，人们所谓的供给学派，一般指“正统的供给学派”，本研究沿用这一事实。正统供给学派主要是以拉弗、万尼斯基为代表。该学派主张实行大幅度的减税，并强调减税的快速效应，认为减税会自动产生政府收入，并会消除通货膨胀，达到经济快速增长。而以菲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中间供给学派”，提出著名的“菲尔德斯坦曲线”，他认为当前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在于平衡预算、稳定并降低财政赤字和降低通货膨胀率，这样才能创造一个刺激储蓄、投资的环境条件，求得一个较高的资本形成率，他特别强调增加储蓄的作用。
[26]［美］乔治·吉尔德.财富与贫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70
[27]John Kunkel，America’s Trade Policy towards Japan:Demanding Results［M］.London: Routledge，2003:46
[28]强硬派包括美国贸易官员、国会成员、产业集团以及制造业为导向的政策分析者。自由贸易派包括信奉自由贸易的行政官员、经济学家等。参见John Kunkel，America’s Trade Policy towards Japan:Demanding Results［M］.London:Routledge，2003:55
[29]［美］I·戴斯勒.美国贸易政治［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129
[30]贺平.外来压力与内部改革——日美贸易摩擦及其国内后果的政治学分析［D］.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8:48
[31]金灿荣.国会与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历史和现实的考察［J］.美国研究，2000(2): 27
[32]张建新.权力与经济增长——美国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8
[33]C.Fed Bergsten，Takatoshi Ito and Marcus Noland，No more bashing:building a new Japan-United States economic relationship［M］.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1:18
[34]盛斌.世界经济转变中的美国对外贸易政策［J］.美国研究，1998(3):46
[35]［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202
[36]［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201
[37]张建新.权力与经济增长——美国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26
[38]［美］贾格迪什·巴格瓦蒂(Bhagwati)著，海闻译.今日自由贸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4
[39]以战略贸易政策形式对厂商竞争行为假设的敏感度和不稳定性为例，比如在战略性出口贸易中给予本国企业以补贴的政策选择是以古诺模型为基础的，而若转换成伯川德模型时，则会出现出口税成为最优政策的结果。再比如，如果寡头垄断者总是基于对对手战略变量不变的猜测，而且每一个厂商的猜测与竞争对手的实际反应是一致的，利润转移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则是最优的(Eaton and Grossman，1986;Grossman，1986)。转引自盛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88
[40]Yumiko Mikanagi，Japan’s Trade Policy:Action or Reaction?［M］.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6:126
[41]贺平.外来压力与内部改革——日美贸易摩擦及其国内后果的政治学分析［D］.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8:96
[42]Yumiko Mikanagi，Japan’s Trade Policy:Action or Reaction?［M］.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6:17
[43]冯昭奎.数值目标——美日贸易摩擦的新焦点［J］.百科知识，1994(7):7
[44]贺平.外来压力与内部改革——日美贸易摩擦及其国内后果的政治学分析［D］.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8:98
[45]张汉林.论美国贸易法“301条款”与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体制的比较［J］.国际贸易问题，1995(3):46
[46]张汉林.论美国贸易法“301条款”与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体制的比较［J］.国际贸易问题，1995(3):48
[47]Norio Naka，Predicting Outcomes in United States-Japan Trade Negotiations:the Political Process of the Structural Impediments Intiative［R］.Westport，Conn，Quorum，1996:40
[48]Amy Searight and Christopher R.Way，Of Rose Gardens and Goldfish Bowls:Electoral Pressures and US-Japan Bargaining［R］.1967-1998，Manuscript，October 2001:13
[49]贺平.外来压力与内部改革——日美贸易摩擦及其国内后果的政治学分析［D］.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8:113
[50]定性研究中，每一个协定的评价都是来自于美国和日本的工商业协会的代表，他们都掌握第一手有价值的知识和资料。但是这些主观的评价有可能带有偏见，一方面，这些贸易代表不愿意质疑自己花费了很多时间和心血的谈判最终结果;另一方面，美国特定行业或企业代表也有可能刻意贬低既成协议的成果，来迫使日本更大幅度的妥协和让步。与定量研究相比，定性研究具有一定的长处。基于问卷调查等手段的定性评估由于当事人直接参与日美贸易谈判，或身处相关贸易领域和产业，往往掌握第一手资料并具有切身体会，因而相比学者的间接研究更具实践意义。由于产品或产业结构调整、石油等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变动、汇率动荡、生产基地海外延展等非协议因素，以及国际国内政局变化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定量研究往往难以彻底排除干扰变量、准确描述贸易协议与贸易流量变化之间的关系。贸易流量变化长短不一的滞后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定量研究的难度。
[51]Byron Gangnes，Craig Parsons，Using Structual Break Tests to Evaluate Policy Change:The Impact of U.S.-Japan Trade Agreements［R］.Working Paper No.02-17 August2002:22
[52]Jayant Menon，Has Japan Been“Opening-Up”?Empirical Analytics of Trade Patterns［J］. Pacific Economic Papers，Australis-Japan Research Center，No.263，January 1997
[53]Bayard and Elliott(1994)和Elliott and Richardson(1997)使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报告和访谈数据，来评估美国贸易法律的301条款案例的结果。
[54]Theresa M.Greaney，Assessing the Impacts of US-Japan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1980-1995［J］.TheWorld Economy，February 2001，24(2):127-157
[55]贺平.外来压力与内部改革——日美贸易摩擦及其国内后果的政治学分析［D］.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8:124
[56]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2002，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July 2002:315
[57]逄增辉.当代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3:54
[58]王厚双，刘向丽.国际贸易摩擦:理论、法理、经验与对策研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205
[59]国际贸易摩擦预警是指在国际贸易中对不利于本国贸易发展的潜在事件进行预报，评估这类事件可能引发的在本国贸易方面的危机及影响，以便做出应变准备及预案。目的是识警防患，超前预控，确保本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维护本国利益。参见余晓泓.贸易摩擦预警:日本的经验［J］.国际经贸探索，2004(6):24
[60]尹小平，崔岩.日美半导体产业竞争中的国家干预——以战略性贸易政策为视角的分析［J］.现代日本经济，2010(1):8
[61]尹小平，崔岩.日美半导体产业竞争中的国家干预——以战略性贸易政策为视角的分析［J］.现代日本经济，2010(1):9-10
[62]日本半导体产业中竞争优势最关键的一点是比其竞争者具有更低次品率的质量控制。
[63]［美］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32-153
[64]John Kunkel，America’s Trade Policy towards Japan:Demanding Results［M］.London: Routledge，2003:84
[65]John Kunkel，America’s Trade Policy towards Japan:Demanding Results［M］.London: Routledge，2003:88
[66]Ka Zeng，US-Japan Trade Conflict:Semiconductors and Super 301［A］.Trade Threats，Trade Wars:Bargaining，Retaliation，and American Coercive Diplomacy［M］.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4:130
[67]Ka Zeng，US-Japan Trade Conflict:Semiconductors and Super 301［A］.Trade Threats，Trade Wars:Bargaining，Retaliation，and American Coercive Diplomacy［M］.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4:128
[68]美国半导体产业联盟在1979年到1986之间帮助整个半导体产业实现了大量的贸易政策目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半导体产业联盟发展成为主要的产业联盟，代表57个美国半导体生产商，由大型生产商如AT＆T，IBM等和数字设备组成。
[69]Ka Zeng，US-Japan Trade Conflict:Semiconductors and Super 301［A］.Trade Threats，Trade Wars:Bargaining，Retaliation，and American Coercive Diplomacy［M］.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4:131
[70]Ka Zeng，US-Japan Trade Conflict:Semiconductors and Super 301［A］.Trade Threats，Trade Wars:Bargaining，Retaliation，and American Coercive Diplomacy［M］.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4:140
[71]Richard E.Baldwin，The impact of the 1986 US-Japan Semiconductor Agreement［J］.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6，1994:140
[72]Kenneth Flamm，Mismanaged Trade:Strategic Policy and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M］. 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6:433
[73]根据美国贸易法，倾销是指:以低于本国价格在美国市场销售，或者以低于第三国的价格，或低于推定价值(constructed value)，即商务部所界定的公平价格，半导体协议专门指后者。
[74]Richard E.Baldwin，The impact of the 1986 US-Japan Semiconductor Agreement［J］.Japan and theWorld Economy 6，1994:141
[75]Richard E.Baldwin，The impact of the 1986 US-Japan Semiconductor Agreement［J］.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6，1994:141-142
[76]Ka Zeng，US-Japan Trade Conflict:Semiconductors and Super 301［A］.Trade Threats，Trade Wars:Bargaining，Retaliation，and American Coercive Diplomacy［M］.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4: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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