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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与印度军工贸易的博弈分析

时间:2022-08-2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在俄罗斯同印度的军工产品贸易中,印度通过进口俄罗斯及西方国家的武器装备,以及积极开展同其他国家在军备方面的研发合作,在海军舰艇、巡航导弹、装甲车辆等军事领域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面对俄方的勒索,印度却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俄方的勒索作出接受,其行为显得耐人寻味。在印度与俄罗斯的军工贸易及由此产生的勒索与反勒索行为,归根结底都取决于国家利益。

吴 笛

2012310099上海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世界经济系博士研究生

摘要:本文利用博弈论和国家利益等相关理论对俄罗斯对印度军工产品出口问题进行了分析。印度在短期内将继续从俄罗斯引进军工产品以满足本国国家战略的需要,而俄罗斯在对印度出口军工产品的同时,会在不损害俄印关系的前提下对印度展开“勒索”,以获得额外收益。在本文中,俄罗斯与印度两国的国家效用取决于两国的战略定位、经济利益两大方面,在博弈模型均衡时,俄罗斯对印度展开勒索需顾及印度对勒索的承受能力及识别能力。在短期内,俄罗斯在军工产品出口方面对印度的勒索将不会停止。其最终取决于印度军方对俄制装备的依赖程度、印度政府的财政支出额度、拒绝与印度执政当局的意识形态及政策偏好以及印度军工部门的科研能力。

关键词:俄罗斯 印度 军工贸易 博弈论一、

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2000年10月,俄罗斯与印度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宣言》,标志着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正式建立。此后,俄罗斯同印度的双边关系不断发展,其中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显得尤为引人注目。在俄罗斯同印度的军工产品贸易中,印度通过进口俄罗斯及西方国家的武器装备,以及积极开展同其他国家在军备方面的研发合作,在海军舰艇、巡航导弹、装甲车辆等军事领域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与此同时,印度在同俄罗斯在军工领域展开合作时,又经常面临俄罗斯要求追加资金的“勒索”行为。面对俄方的勒索,印度却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俄方的勒索作出接受,其行为显得耐人寻味。

以往学者关于俄印军工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俄印对军工产品的供求分析

B.M.Jain(2013)指出,由于印度同俄罗斯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冲突,因此两国能够在军工领域的合作取得较大进展,而两国军工合作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两国的双边关系。李冠杰(2012)指出,尽管印度近年来在军购来源多元化方面有所进展,但对俄罗斯军火的高度依赖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同时,印俄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双赢。吴瑕(2006)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印俄军事合作大幅升温,两国除军工贸易外,在联合研发、联合军事演习、建立联合技术保障体系方面也有所进展。马女婴(2004)指出,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与印度的军工贸易伴随着俄印两国双边关系的变化,先后经历了中断、确保供给、不断发展三个阶段。赵干诚(2003)指出,俄印关系包括国内需求、地区安全和大国关系三个基本层面;在苏联解体之后,印度积极调整对俄关系,既完成了从“盟友”到伙伴的转变,又推进了与俄罗斯在包括军工领域在内的多个方面的合作。Ramesh Thakur(1993)指出,印度同苏联(俄罗斯)的军事合作随印度同苏联(俄罗斯)的双边关系起落而起落,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截至1993年)在经济上处于动荡的转轨时期且极度依赖西方援助,缺乏同印度发展双边关系的资源。

(二)俄罗斯与印度进行军工贸易的战略考量

R.G.Gidadhubli(2013)指出,印度同俄罗斯的“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两国在反对恐怖主义及美国的单边政策等方面达成共识;同时,俄罗斯对印度军工产品出口促进了俄罗斯军工产业乃至整个俄罗斯经济的复苏。R.G.Gidadhubli(2013)同时指出,当前印度同俄罗斯的关系呈现出“政热经冷”的局面:两国的合作关系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领域,两国的经贸往来因种种原因而十分有限。陈继东(2011)指出,印度同邻国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领土争端、军备竞赛等问题上长期无法达成协议,以至于对印巴关系“任何过分乐观的预测都是轻率的”,使得印度将继续在军备问题上对巴基斯坦施压。郑瑞祥(2010)指出,尽管中印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正常化并不断发展,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的谈判上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且印度在“阿鲁纳恰尔邦”不断加强军力部署。朱桃红(2010)指出,俄罗斯同印度的双边关系既包含着两国战略利益、经济利益等动因,也面临着经贸关系脆弱、美国在外交上对印度进行拉拢等因素的制约。胡克琼(2008)指出,印度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核军备竞赛等问题上严重缺乏互信,使两国陷入“安全两难”。胡志勇(2007)、李勇(2007)指出,俄罗斯同印度发展战略关系的考虑因素,既包括打破北约的战略遏制、发展同亚洲国家友好关系的战略因素;也包括刺激军工出口获取外汇的经济因素。吴永年(2006)指出,印俄两国的友好关系既基于两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又具有长久的历史传统,使得其他国家(美国)很难将印度作为制约俄罗斯和中国的棋子。

(三)对印俄两国意识形态及心理因素的分析

管银凤(2008)指出,包括印度人民党的意识形态“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内的印度宗教民族主义,具有浓厚的宗教性、狭隘性和极端性,对印度的国内安全局势以及印度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产生了恶劣的影响。陈金英(2008)指出,尽管印度人民党的意识形态具有极端色彩,但最终会出于政治考虑而走向温和。李勃(2006)指出,俄印两国的民族心理因素,如俄罗斯的沙文主义传统、印度的殖民地心理等将对俄印关系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杨平学(2002)指出,印度自独立以来,继承了英国殖民者的安全理论,以军事力量作为处理与邻国关系的筹码,对中印、印巴关系产生了不利影响。此外,以下文献对本文的写作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安东尼·萨顿(1973)指出,苏联在冷战期间为实现其“扩张战略”,在军事装备提供上带有显著的非经济色彩。Benjamin Klein、Robert G.Crawford和Armen A.Archain(1978)指出,在供给与需求双方的博弈中,当其中一方实现了垂直分工的专业化,即只能与特定的对象展开合作之后,将面临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敲竹杠”)。

以上关于印俄关系的文献主要存在两点不足:

第一,极少用博弈论方法对印度与俄罗斯关系展开研究分析,将两国在该问题上的各种策略所带来的收益或损失,以“利得”(payoff)的形式加以量化,导致在分析上难以进行定量研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分析的准确性。

第二,对印度与俄罗斯军工贸易的研究极少考虑印度主要执政集团的意识形态与政策偏好,导致了在研究印度同俄罗斯军工贸易时,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对不同执政党主导印度政坛的不同年份,印度对俄罗斯军购差异的解释能力不强。

鉴于以上两点,本文希望能够在以上方面有所补充。

二、理论框架

(一)国家利益理论

在印度与俄罗斯的军工贸易及由此产生的勒索与反勒索行为,归根结底都取决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在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抱负,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构成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的基础。随着对国家利益问题分析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归纳出国家利益所具体体现的五个方面:领土地缘、自然资源、军事、经济以及制度、民心与文化因素。这种对国家利益体现方面的分类,使得人们对国家利益分析得以细微化、精确化。

(二)效用函数与博弈论

由以上国家利益理论可知,对国家利益的估量包含着对上述五个方面的综合考量,因此可用经济学的效用函数理论对印度和俄罗斯两国的国家利益进行分析。

效用函数是微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用来表示消费者在消费中所获得的效用与所消费的商品组合之间数量关系的函数。它被用来衡量消费者从消费既定的商品组合中所获得满足的程度。运用效用函数可以分析两种或两种以上商品的组合对消费者效用的影响。效用函数的表达式为:U=U(x,y,z,…),其中,x、y、z分别代表消费者所消费的各种商品的数量。在研究中,效用函数通常被写作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即U=xα1yα2zα3…,其中所有指数之和等于1。

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其国际行为具有显著的人格化特征。因此,本文将经济学领域用于分析作为微观市场主体的消费者的效用函数用于对印度与俄罗斯军工贸易问题的效用分析。本文在构建印度与俄罗斯两国的效用函数时,将考虑到两国在军工贸易中所涉及的领土地缘,自然资源,军事、经济与制度,民心与文化五个方面。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最早由匈牙利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创立,其主要分析博弈的参加者(局中人)在“当结果无法完全由个体掌握,结局要视群体共同决策而定时,局中人为了取胜而应采取何种策略”,现已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军事学、国际关系学等领域。

在博弈论中,有一种均衡称为“纳什均衡”,又称非合作性均衡。其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局中人展开博弈,在给定其他人策略的条件下,每个局中人均选择自己的策略,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利得)最大化。而在纳什均衡中,存在着一种被称为“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的均衡,即博弈双方在面对对方具有不确定性的选择时,选择将自身期望利得最大化的不确定的混合策略

三、对印度与俄罗斯两国国家利益的分析

印度与俄罗斯的军工贸易所关系到的国家利益,涉及领土地缘、经济、军事以及制度、民心与文化四大方面因素。因此,本文将从以上诸因素,分别对印度与俄罗斯军工贸易中体现的国家利益进行分析。

(一)领土地缘方面

对印度而言,其领土地缘方面的国家利益体现为:

第一,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以便在印巴划界谈判中占据主动。对印度而言,占据克什米尔就可以切断巴基斯坦与外部大国的陆上联系,这样在未来与巴基斯坦的冲突中,可以将其国防前沿推至阿富汗一侧,有利于在军事上增强对巴基斯坦的压力。印度总理尼赫鲁说:“这个地处前沿的土邦在战略上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没有克什米尔,印度就不会在中亚的政治舞台上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

第二,在中印边界,加强军事存在,造成非法占有领土的既成事实。对印度而言,占据中国的藏南地区,一方面可以在中印之间构筑“缓冲区”,为对华领土谈判增加筹码的同时为今后一旦与中国之间爆发军事冲突做好准备;另一方面,通过炒作中印领土纠纷,有助于向外界,特别是部分西方国家政要释放“中国威胁论”的信号,为印度获取西方国家在政治、军事方面的援助制造舆论。

对俄罗斯而言,其领土地缘方面的国家利益体现在:自2002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俄罗斯政府对内采取的种种政策,如打压寡头、镇压车臣民族分裂分子等,违背了“民主”原则,而俄罗斯政府对外则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与美国较劲。为此,美国加紧了对俄的遏制,其手段包括:重新部署驻欧部队,在车臣问题上对俄的态度趋硬,在外高加索、中亚以及独联体其他地区加强渗透,与俄争夺能源产地和运输通道等。其中,由美国积极推动的北约继续东扩就是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遏俄、压俄、弱俄的最重要的手段。在这种环境下,发展与印度的双边关系,可以在北约、东欧及高加索的包围圈内发展一个同样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立场又对俄罗斯友好的大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俄罗斯的战略遏制

(二)经济方面

对印度而言,其经济方面的国家利益体现为:尽管印度经济在1991年之后拥有较快的发展速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发展中的种种制约因素,如文盲率居高不下、基础设施落后、种姓制度等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一方面需要印度中央及各邦政府斥巨资投入基础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提供福利保障等领域;而另一方面,印度自独立以来,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印度政府财力紧张的状况始终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善。结合这两方面因素,使得印度政府在对包括进口俄制装备在内的国防支出进行拨款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紧张的财政状况,避免国家的经济发展及社会民生所需的资金被国防挤占。

对俄罗斯而言,其经济方面的国家利益体现为:自苏联解体以来,随着俄罗斯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急剧下滑以及与此相关的在全球范围的战略收缩,同时出于压缩军队规模,提升军队质量的考虑,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军。随着大规模裁军的开展,大批军工领域的企业及科研机构面临着订单、项目经费减少、对优秀人才吸引力下降、人才外流等情况。通过对印军工出口,使得俄罗斯的军工企业和科研机构获得了大笔资金,有效地推动了俄罗斯军工产业的复苏

然而,俄罗斯与印度的民间贸易却在苏联解体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这主要是因为苏联解体之后,印度传统的对俄(苏)出口商品,如茶叶、烟草、轻工产品在面对打入俄罗斯市场的其他国家同类产品时,在品质、价格等方面缺乏竞争力;而俄罗斯的主要出口产品——石油,在印度销量极少(印度的石油主要来自中东地区)。这使得俄罗斯与印度双边关系缺乏必要的经济保障,在面临纠纷时显得较为脆弱。

(三)军事方面

对印度而言,其军事方面虽然没有直接的国家利益,但印度政府及军方认为,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有助于在印巴、印中边境领土争端问题上保持强硬立场。

对俄罗斯而言,印度与俄罗斯既不接壤,也无直接利益冲突,同时两国在打击盘踞于俄罗斯车臣及印控克什米尔的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等问题上达成了反对西方国家双重标准、不以本国私利对恐怖势力进行“好”与“坏”的区分。因此,俄罗斯对印度武装力量的发展也乐见其成。

(四)制度、民心与文化方面

对印度的国际战略而言,由于其在历史上屡遭列强侵犯,因此往往对“对大国有着极强的不信任和怀疑心理,并且视外部大国进入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区域为对印度安全的最大威胁”③。在冷战结束后,这种心理表现在与俄罗斯的关系上,则表现为同时发展对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包括军工贸易在内的友好关系,但不过分亲近任何一方,也不与任何一方公开结盟,这样才能避免本国利益被实力强大的盟国所绑架裹挟。

对印度的国内政治而言,作为其主要执政党之一的印度人民党,以“维护”印度教传统文化、敌视非印度教徒(尤其是穆斯林)、“捍卫”印度教徒利益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这一具有宗教性、排他性、极端性的意识形态一方面极易导致国内教派矛盾的激化(主要指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另一方面又需要其在主政期间,包括在核问题、克什米尔领土争端问题在内的诸多国际问题上保持强硬立场,以满足其支持者的心理需求。这就使得印度人民党主政期间,在国防开支占政府支出的比重上较其主要竞争对手国大党更高。

对俄罗斯而言,由于其历史上长期遭受亚洲游牧民族的袭扰和统治,又在近代以来较大多数亚洲国家更好地吸收了西方的先进文明,并在针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战争中屡屡得手,使得俄罗斯人对包括印度在内的亚洲往往怀有一种鄙视与疑惧并存的复杂心态。此外,俄罗斯在历史上深受其主要宗教东正教关于“第三罗马”教义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普世主义色彩。因此,俄罗斯在同亚洲国家交往时,往往既有阴险狡猾的勒索,又有真诚慷慨的合作。

四、俄罗斯与印度两国效用函数的构建及两国军工贸易的博弈论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知,对印度而言,其国家效用的大小既同为向周边国家施加压力、增加筹码的军事实力正相关,又要避免国家的经济、民生问题被庞大的军费所拖垮,同时还受到国内政党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其效用函数可以构建为:

其中,M为印度的军备支出(包括印度自主生产及向其他国家购买),EIND为印度的政府支出,γ为执政集团对政府的影响力。

上式可变为:

若印度向俄罗斯进口军工产品,则其国家效用变为:

其中,M*为印度向俄罗斯进口军火的规模。

对俄罗斯而言,其国家效用的大小既与俄罗斯与印度双边关系相关,又与俄罗斯军工出口的收益相关。因此,其效用函数可以构建为:

其中表示俄罗斯同印度的双边关系,EX为俄罗斯军工出口的净收益。

对俄罗斯而言,若向印度推销军火失败,其军工出口集团需付出c的成本;若推销成功,则获得M*-c的净收益。

对俄罗斯与印度两国而言,其博弈树为:

图1 俄罗斯与印度关于军工贸易的博弈

四种博弈结果所对应的两国效用分别为:

结果1:

结果2:

结果3:

结果4:

由博弈结果可以看出,若印度忍受勒索的效用不小于其拒绝勒索的效用,即

此时,印度对俄罗斯展开报复,使两国双边关系下降的概率q=1/2。

由最高勒索额度ext*可知,

即印度所能忍受的最大勒索额度,与印度的政府开支、印度军队对俄制装备的依赖程度以及主导印度政坛的政党对增强军事力量的偏好程度正相关。

同时,对俄罗斯而言,其不同勒索额度的期望效用及由此推导出的实际勒索额度ext为:

将(12)式与(13)式比较可知,俄罗斯将实际勒索额度定位于ext*是一个严格劣势策略。

通过对博弈模型的分析可知,对俄罗斯而言,若印度成功识别勒索的概率较大,则将实际勒索额度定为ext*-σ,否则就将实际勒索定为ext

五、

结论及对我国的影响

对印度而言,由于其当下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较弱及其特定的战略定位,必将大量进口俄制装备,但在长期中,印度可以通过拓宽武器进口渠道、提高自身研发能力或调整战略方针等手段降低在购买俄罗斯军火时被敲诈的程度。

对俄罗斯而言,要想实现对印军工出口并由此发展俄印关系,需确保三点:

第一,在敲诈额度上,不过度刺激印度。

第二,在对印军火贸易上,加强对印军售的售后服务、装备改进等,提高印度对新购入俄制装备的适应能力,以期印度对俄制装备产生依赖性。

第三,在选择敲诈额度时,需考虑印度在相关领域的研发能力和实际经验,避免勒索被印度识破。

对我国而言,作为印度的邻国,我们在处理对印关系时须把握两点:

第一,保证外交政策不受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影响,避免过度刺激印度,导致其扩张军备。

第二,面对印度的军备扩张,应看到其进口军备金额与进口军备实际作战能力的差距,对印度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不必太过焦虑。

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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