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博弈中的文化差异的元分析

Oosterbeek等（2004）对最后通牒博弈决策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元分析是质的分析之外的一种定量分析手段。它运用一些测量和统计分析技术，总结和评价已有的研究结果。元分析最重要的是判定研究结果，对研究结果进行统计显著性水平检验和效果量的测定，是对统计结果的再统计，以寻求一个综合的结论。剔除涉及虚拟金钱分配、提议者从给定选项中选一个提议、单方信息不完全、小组决策、三人博弈、非匿名等设计的研究，他们的元分析筛选出37个研究，来自25个不同国家的数据。从每个研究中抽取如下信息：出价占总额的比例、拒绝率、出版年份、实验进行的年份、实验所在的国家、总额大小（除以该地的人均GDP）、样本量、样本来源（是否经济专业学生）、策略性方法（反应者提出最小可接收量而不是针对具体的提议做出决定）（参见表3-1）。分析结果发现，总额越大，出价的比例越小，而使用策略性方法则使出价提高。重要的是，该研究分析了决策行为的文化差异。将不同国家按地区分布合并为8个作为哑变量（对定性变量的量化，通常取值为0或1）纳入模型，发现，不同地区的出价没有差异，但反应者行为有所不同。亚洲反应者比美国反应者的拒绝率更高，美国东部反应者的拒绝率比美国西部反应者的拒绝率更高。但不能说这个差异是文化差异，因为他们的文化背景相似，需要找出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文化特质因素。因而，研究者根据Hofstede（1991）以及Inglehart（2000）的研究，析出权力距离、个人主义、对权威的顺从三个文化特质，并从世界价值观调查问卷中析出信任、竞争等态度，但分析结果发现，这些因素既不影响分配额也不影响拒绝率（Oosterbeek，Sloof，＆van de Kuilen，2004）。Grace和Kemp（2005）在Oosterbeek等（2004）的元分析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发现对出价的拒绝率与国家的公共社会性支出占GDP的比例呈正相关，对健康和养老保障的社会性支出占GDP的比例越大，拒绝率越高（r＝0.51），对健康和养老保障的社会性支出占社会公共性支出的比例越大，拒绝率也越高（r＝0.50），提议者的出价与对健康和养老保障的社会性支出占社会公共性支出的比例的相关呈边缘显著（r＝－0.47，p＜0.10）。该结果表明，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支持下人们更愿意追求公平（Grace＆Kemp，2005）。

表3-1　元分析研究中不同国家决策行为的描述性统计

续表

注：表中数量指研究项数；个人主义指在Hofstede's（1991）中个人主义的指数，指数越高，则越倾向于个人主义；权力距离是Hofstede's（1991）中权力距离的指数，指数越高，则等级关系越森严；权威顺从指数越高，越尊重和顺从权威；信任是指该地区认为绝大多数人是可信任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即数值越大，表明人们之间越倾向于相互信任；竞争指数指对竞争的态度，数值越大，对竞争的态度越积极；人均GDP来自1990年世界银行的数据；基尼指数来自1990年世界收入差距数据库，是定量测定社会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基尼指数是基尼系数乘以100得到的，指数越大，表明财富分配越不均匀，居民收入差距越大，一般以40作为警戒线。

最近，Marlowe等（2011）以Henrich等（2001）的数据为基础，提取了最后通牒博弈中的出价最小可接受值，比较了人口规模的影响。将群居规模较小的群体作为本地群，比如移动的营地式村落、农耕社会的一个小村庄或者工业社会里的一个城市，将按民族、语言聚集的群体作为民族群体，然后根据人口规模进行排序。结果发现，尽管人口规模越小，在独裁者博弈中的出价越少，但不影响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最小可接收量。研究者认为，惩罚不公平行为可能具有文化普遍性（Marlowe，et al.，2011）。

总之，目前对文化差异的研究尚是试验性的，结果莫衷一是，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以揭示具体哪些文化特质影响着人们的决策行为。有必要开展跨国合作，基于大样本调查和实验，以深入了解文化差异背后的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