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典物语

1.汉译《源氏物语》的出版与中国的“源学”

《源氏物语》是平安朝宫廷女官紫式部（本姓藤原，公元978～1015？）创作的长篇“物语”，即散文体小说。它不但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古典名著，也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完整统一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成书于11世纪初年。全书规模宏大，共有五十四回（帖），约合中文八十万字，以细腻柔婉、优美典雅的笔调，描写了主人上光源氏及他的名义上的儿子薰君与众多女子的恋爱故事，反映了平安王朝宫廷贵族的生活情景，表现了感物伤情、多愁善感、悲天悯人、缠绵悱恻的审美风格，奠定了日本古典文学的基本的美学格调，对后来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历代日本文人墨客的重要的精神源泉。

从1920到1930年代，我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和研究家们，就屡屡提到了《源氏物语》，但由于《源氏物语》卷帙浩繁，文字艰深，翻译难度很大，一直无人开译。到了1950年代，在我国对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进行统一规划的时候，《源氏物语》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了翻译出版的计划。在当时翻译家中，堪当此任的人可谓凤毛麟角。最佳的人选一个是钱稻孙，一个是丰子恺。钱稻孙一直把翻译《源氏物语》作为毕生的宏愿。1950年代，他译出了《源氏物语》的第一卷，发表在《译文》（后改为《世界文学》）杂志上。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由钱稻孙承担江户时代近松门左卫门等人的作品，而《源氏物语》则改由丰子恺翻译。1961年，丰子恺欣然接受了翻译任务。他还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高兴的心情，诗曰：“饮酒看书四十秋，功名富贵不须求，彩笔昔曾描浊世，白头今又译红楼。”（丰子恺自注：“红楼”，指《源氏物语》）同年10月10日，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丰子恺的《我译〈源氏物语〉》一文，其中写道：

……日本文学更有一个独得的特色，便是长篇小说的最早出世。日本的《源氏物语》，是公元一〇〇六年左右完成的，是几近一千年前的作品。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我国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意大利但丁的《神曲》，都比《源氏物语》迟三四百年出世呢。这《源氏物语》是世界文学的珍宝，是日本人民的骄傲！在英国、德国、法国，早已有了译本。而在相亲相近的中国，一向没有译本。直到解放后的今日，方才从事翻译；而这翻译工作正好落在我的肩上，这在我是一个莫大的光荣！

丰一吟在《白头今又译红楼》（载《艺术世界》1981年第四期）谈到了丰子恺翻译《源氏物语》的有关情况，其中说：“我在整理译稿时，还有一个体会：由父亲来译这部作品，确实是非常合适的。因为紫式部这位女作家博学多才，书中所写往往涉及音乐、美术、书法、佛教等各个方面，而父亲恰好也对这些方面感兴趣。例如书中有一节专写绘画，译者对此自然是内行；书中经常评论音乐，我父亲对音乐向来偏爱；书中还论及书法之道，父亲在这方面也不是外行，书中大量地谈到佛教，有许多佛教名称和佛教典故，而父亲恰好又是一个与佛有缘的人。”

从1961年8月，到1965年9月，丰子恺用了四年多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煌煌巨著的翻译。但是，接着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使《源氏物语》的出版耽搁下来。丰子恺在生前也未能看到译著的问世。直到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托丰一吟对译稿进行了整理。1982～1983年，丰子恺译的《源氏物语》分三卷陆续出版。从此，我国有了第一个完整的《源氏物语》的译本。

《源氏物语》原文为平安时代的日本古文，特点是较少使用汉字汉词，是典型的“和文”体，古雅简朴，句式简洁，表达含蓄，主语、特别是人称代词常常省略，只靠人物之间的身份关系及相关语体来体现。其中又涉及到当时宫廷贵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如风俗习惯，服装打扮，文物典章，建筑居所等，连后世的日本人阅读起来也比较困难。因此，历代一些日本的“国学”家们，曾对《源氏物语》进行了讲疏，到了现代又有谷崎润一郎、与谢野晶子等著名文学家将《源氏物语》译成了现代日语，给现代读者的阅读带来了方便。丰子恺翻译《源氏物语》的时候，参照了日本的多种注释本和现代语译本，主要有谷崎润一郎的译本、与谢野晶子的译本，佐成谦太郎的译本等，并对各种译本进行比较，择善而从，同时又努力忠实紫式部的原文。由于丰子恺对日本文学有深刻的会心和了解，他的《源氏物语》译文可谓信达雅，几近完美。丰子恺在“译后记”（译本中未刊，后编入《丰子恺文集》第六卷）中说：“原本文字古雅简朴，有似我国的《论语》、《檀弓》，因此不宜全用现代白话文翻译。今使用此种笔调译出，恨未能表达原文之风格也。”丰子恺在译文中较多地使用了《红楼梦》式的古代白话，恰当地运用了一些文言词和文言句式，可以说基本上是典雅简练的现代汉语。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一般读者，读起来都不会有什么障碍。请看译本的开头部分：

话说从前某一朝天皇时代，后宫妃嫔甚多，其中有一更衣，出身并不十分高贵，却蒙皇上特别宠爱。有几个出身高贵的妃子，一进宫就自命不凡，以为恩宠一定在我；如今看见这更衣走了红运，便诽谤她，嫉忌她。和她同等地位的，或者出身比她低级的更衣，自知无法竞争，更是怨恨满腹。这更衣朝朝夜夜侍候皇上，别的妃子看了炉火中烧。大约是众怨积集所致吧，这更衣生起病来，心情郁结，常回娘家休养。皇上越发舍不得她，越发怜爱她，竟不顾众口非难，一味徇情。此等专宠，必将成为后世话柄。连朝中高官都不以为然，大家侧目而视，相与议论道：“这等专宠，真正叫人吃惊！唐朝就为了有此等事，弄得天下大乱。”这消息逐渐传遍全国，民间怨声载道，认为此乃十分可忧之事，将来难免闯出杨贵妃那样的滔天大祸来呢。更衣处此境遇，痛苦不堪，全赖主上深恩加被，战战兢兢地在宫中度日。

译文儒雅流畅，具有音乐感，而且通俗易懂，是丰子恺译的《源氏物语》在语言上的基本特色。

紫式部还是有名的歌人，著有和歌集《紫式部家集》。《源氏物语》中有大量的和歌，是日本古典和歌中的珍品。这些和歌，也是翻译的难点。丰子恺用中国五言或七言古诗的形式来译和歌，多译作两句，少数译作五言四句，大都注意对偶或韵脚，如“秋宵长短原无定，但看逢人疏与亲”，“杜宇怎知人话旧，声声啼作旧时声”，“愿将大袖遮天日，莫使春花任晓风”，“梅花香逐东方去，诱得黄莺早日来”等等，都是和歌汉译的成功之作。

当然，丰译《源氏物语》的个别地方的译文，还不够准确。有的是由于对日本古代风俗文化的误解造成的，已有学者写了题为《〈源氏物语〉与日本文化——浅谈〈源氏物语〉的几处译文》的文章，指出了日本平安时代睡觉不用被子，而是和衣而寝，而丰子恺译本中有不少地方有“被窝”、“被头”、“香衾”、“孤衾独眠”之类的译语。（见《日语学习与研究》1986年第三期）有的问题是对词义理解有误造成的。如译本上册第七页，写到皇上派命妇，去慰问刚死去的桐壶更衣的母亲“太君”，太君打开皇上的书信，展读完毕。译文第十六行为“此外还写了种种详情”。读到这里，就会觉得上下文理欠通：既然书信在上面全部引完，还谈得上什么“此外还写了种种详情”呢？原来，原文是“こまやかにかかせ給へり”。这里的“こまやか”是古日语和现代日语都用的一个形容动词。在古日语中，既有“详细”的意思，也有“亲切”、“情深意长”的意思。所以，此处译为“写得情深意浓”，似乎更合适些。当然，在一部长达八十万言的译作中，出现问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总体上看，是瑕不掩瑜的。

《源氏物语》的汉译本出版后，在我国读者和学术界、文学界中都产生了很好的反响。大学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史”中的“东方文学”教材和课程，普遍将《源氏物语》列为讲授和学习的重点作品之一。1980年代后，对《源氏物语》的研究和评论文章逐渐增多，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研究著作。在日本，研究《源氏物语》的学问被称为“源学”，实际上中国在1980年代以后也形成了“源学”。当然，中国的“源学”有着中国的特色。大多数人习惯于使用社会学的、反映论的文学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评论《源氏物语》。如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篇评介《源氏物语》的文章——陶德臻的《紫式部和她的〈源氏物语〉》（《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一期），把主人公光源氏看作是贵族阶级的典型人物，认为作品“通过光源氏一生的经历展示了日本平安时代贵族阶级从荣华到没落以至精神崩溃的历史命运”。叶渭渠在为丰子恺译的《源氏物语》写的译本序中，认为《源氏物语》“通过主人公光源氏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描写了当时贵族社会的腐败政治和淫逸生活。作者以典型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面貌和特征，揭露贵族统治阶级的黑暗和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揭示了日本贵族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刘振瀛在《〈源氏物语〉中的妇女形象》（《国外文学》1981年第一期）中，认为《源氏物语》“真正价值，正在于塑造这些妇女的形象上”；而“透过《源氏物语》所刻画的贵族妇女形象这面镜子，不难看出平安时期整个贵族阶级腐朽的本质，不难看出这个阶级走向灭亡的必然命运”。陶力在《紫式部和她的〈源氏物语〉》（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一书中，认为《源氏物语》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作者使用的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紫式部在写作时运用的“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等等。这些看法都代表了19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普遍流行的角度和思路。19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西方多种文学批评方法的传入，我国文学批评方法也实现了转型。人们开始注意摆脱单一的文学批评模式，深入到日本文化和日本文学内部，从比较文学、美学、心理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多种角度研究《源氏物语》，并通过《源氏物语》来理解、阐发日本的传统文化和文学，陆续出现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其中，关于《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的文章最多，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张龙妹在1993年发表的《试论〈源氏物语〉的主题》（载《日语学习与研究》1993年第二期）一文中对1993年之前我国《源氏物语》的评论与研究情况做了概括，其中写道：

综观《日语学习与研究》创刊以来的各家的学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以叶渭渠先生的《〈源氏物语〉中译本序》为代表的“历史画卷”论（以下简称“历史”论），认为作品反映了日本摄关政治时期宫廷中的权势之争；二是以李芒先生为代表的“恋情画卷”论（以下简称“恋情”论），主张作品旨在描写光源氏、薰大将的爱情生活，刻画了平安朝“宫廷贵族的恋情”；三是王向远先生提出的“物哀”观，他在肯定李芒先生的“恋情”论的基础上，认为作品通过对贵族男女恋情的描写，表达了一件“使人感喟、使人动情、使人悲凄”的“物哀”的审美理想。（以下简称“物哀”观），与本居宣长的“物哀”说有联系又有区别。……

进入1990年代后，研究《源氏物语》的文章仍然常见于某些学术性期刊。《源氏物语》的读者面也在进一步扩大。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把丰子恺的译本列入《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中，将原来的三册平装，合并为上下两册，精装出版，发行量较大。1990年代末，有个别出版社为追逐经济利益，将丰子恺译本改头换面，名为“全译”，实为篡改，这是不足为训的。

2.丰子恺、周作人、申非对《平家物语》等古典物语的翻译

日本的古典“物语”，有各种不同的形态和样式，在《源氏物语》之前，有所谓“传奇物语”（又称“虚构物语”）和“歌物语”两种形式的物语，而《源氏物语》就是在吸收、借鉴“传奇物语”和“歌物语”的基础上集物语文学之大成的作品。丰子恺在译出《源氏物语》之后，又将其他三部有代表性的物语文学翻译出来。这三部作品是《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落洼物语》。到1984年，这三部物语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列为《日本文学丛书》，以《落洼物语》为书名，合集出版。

这个译文集所收的第一部《竹取物语》是日本最早的物语，约成书于9世纪至10世纪间，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称之为“物语的鼻祖”。它属于“传奇物语”，写的是一个伐竹老翁在竹心中发现了一个三寸长的小女孩儿，便带回家抚养。三个月后女孩长成了绝色佳人，老人给她取名为“赫映姬”（丰子恺译本作“辉夜姬”）。五个贵族王公先后来求婚，赫映姬不感兴趣，故意出难题为难、捉弄他们。皇帝也来求婚，同样遭到拒绝。最后为摆脱纠缠，她穿上天衣，留下不死之药而升到月宫去了。皇帝将不死之药放在日本最高的山顶上燃烧，从此，那山便烟云缭绕，称为“不死（ふじ）山”，即“富士（ふじ）山”。《竹取物语》显然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与我国藏族的古代民间故事集《金玉凤凰》中的《斑竹姑娘》在情节上极为相似，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诱人的课题。丰子恺的《竹取物语》译文，根据作品本身的传奇故事的内容，用民间故事那样的通俗流畅、娓娓道来的白话译出，与原文内容风格十分谐调。

译文集所收第二部作品是《伊势物语》，它大约成书于10世纪初，属于以和歌为中心、韵文与散文相间的“歌物语”，也是第一部“歌物语”。全书由一百二十五个相对独立的短篇故事构成，故事篇幅很短，长者上千余字，短者只有几十字。每一个故事就以一至三首和歌为中心，用散文的形式讲述该和歌的背景、由来和意思。每一篇都以“从前有一个男子”来开头，所有故事及和歌都以男女恋爱为题材，写了求爱、相会、相思、相怨等恋爱中的种种情形。《伊势物语》在形式上异常的简单，可以说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风格平淡之极，但反倒使人觉得余韵深长，平淡中有滋味，简单中有奥义，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日本文学的特点。丰子恺的译文语言也质朴简洁，其中的和歌翻译，与《源氏物语》中的和歌翻译方法一样，大多采取五言绝句的形式，少数用七言两句的形式，如“月是去年月，春犹去年春。我身虽似旧，不是去年春”（第四话）；“生年不满百，恩义总易忘，可叹无情女，芳心不久长”（第一百一十三话）等，都是达意传神的译作。

译文集所收第三部作品是《落洼物语》。这是一部中篇物语，约成书于10世纪末，作者不详。作品讲述的是中纳言源忠赖的女儿如何受到继母的虐待，她被迫住在一间低洼的房子里，被人叫做“落洼”。而爱慕着落洼的左近少将又如何帮助落洼，报复她的继母。最后少将娶了落洼，也宽恕了继母，过上了美满生活。这部物语作品生动地反映了平安朝时期普通贵族家庭的生活，采用细密的写实手法，故事结构严谨，人物刻画生动，在《源氏物语》之前的众多描写贵族生活的物语作品中，显得出类拔萃。对《源氏物语》似乎也有一定的影响。

这一时期日本古典文学翻译的另一个大收获，是《平家物语》的中文译本的出版。

《平家物语》是日本镰仓幕府时代（1192～1333）出现的长篇“物语”作品，代表着“物语”文学发展中的一种重要的形态，日本学者称之为“战记物语”，也是当时众多“战记物语”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从内容上看，它以重大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为描写对象，史实与虚构参半，是类似于我国的《三国演义》那样的历史演义。和《源氏物语》不同，它虽然也以宫廷为小说的主要舞台，但武士阶级却取代了宫廷贵族男女而成为小说中的主角，从而反映了平安朝后期宫廷贵族阶级衰落、武士阶级兴起的历史趋势。作品讲述了平安王朝末期发生的源氏武士集团与平氏武士集团之间为了争夺国家政权所进行的战争。源氏最终取胜，将平氏家族几乎赶尽杀绝，在镰仓建立了幕府政权，独揽朝纲。《平家物语》是在民间传说、说唱的基础上逐渐成型的，原本是“琵琶法师”（僧装的说唱艺人）的说唱脚本，经过艺人们不断地加工，日趋完善，所以有似我国宋代的话本小说。《平家物语》在日本影响甚广，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此后的戏曲、物语，乃至近现代小说，以《平家物语》的故事为题材者甚多。因此，《平家物语》的翻译，对于我国读者了解日本当时的历史变迁，了解日本的不同形态的物语文学，了解受《平家物语》影响的后世日本文学，都是非常必要的。

《平家物语》的版本有上百种。中文译本所依据的是十三卷本，也是一个流行的权威版本。全书由周作人（署名周启明）和申非合译。前六卷由周作人在“文化大革命”前翻译出来，后因“文革”开始和译者去世而中断。1980年代后，申非将后七卷补译完毕，并参照几种原文版本对周作人的译文做了校订整理。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该译本作为《日本文学丛书》之一出版发行。

《平家物语》的语言，和《源氏物语》的柔婉的、缠绵的假名文体（和文体）很不相同，《平家物语》作为说唱文学，语体上很有特色。它运用了大量的汉语词汇，包括佛教词汇，与日语的假名词汇、俗语词结合在一起，“五七调”的句式又和散文体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成熟状态的“和汉混合体”。句子铿锵有力，又富有变化。周作人与申非的译文，较好地传达出了原文的特色。如全书第一卷的开头，原文是：

衹園精舍の鐘の声，諸行無の响きあり。婆罗双樹の花の色、盛者心衰の理なあらわす。驕の人も久しからず、ただ春の夜の夢の如し。猛の者も遂には亡びぬ、偏に風の前の尘に同じ。

周作人的译文是：

衹圆精舍钟声响，

诉说世事本无常。

沙罗双树花失色，

盛者必衰若沧桑。

骄奢主人不长久，

好似春夜梦一场；

强梁霸道终殄灭，

恰似风前尘土扬。

远察异国史实，秦之赵高，汉之王莽，梁之朱异，唐之安禄山，都因不守先王法度，穷极奢华，不听诤谏，不悟天下将乱的征兆，不恤民间的疾苦，所以不久就灭亡了。近观本朝事例，承平年间的平将门，天庆年间的藤原纯友，康和年间的源义亲，平治年间的藤源新赖等，其骄奢之心，强梁之事，虽各有不同，至于像近世的六菠萝入道前太政大臣平清盛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出乎意料，非言语所能形容的了。

译文使用纯正的现代汉语，又适当地使用了一些文言句式，显得典雅、庄重而又不乏活泼。对中文翻译来说，《平家物语》的“和汉混合体”的文章，似乎要比《源氏物语》的“和文体”要好懂、好译一些，但其中涉及到大量的历史事件、人物和典故，给准确地理解和翻译造成了不少困难。周作人、申非的译本，借鉴了日本学者的各种版本的校注，在页下加了不少注释，为译本的阅读提供了方便。

3.周作人对《枕草子》、王以铸等对《徒然草》的译介

周作人对日本古典散文文学《枕草子》的翻译，也完成于“文革”开始之前。198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列为《日本文学丛书》，作为《日本古代随笔选》中的作品之一（另收吉田兼好的《徒然草》）首次出版发行。《枕草子》（又作“枕草纸”）是日本古典散文（随笔）文学中最早的作品，和《源氏物语》一起，被誉为平安朝文学的双璧。作者是宫中女官清少纳言，与紫式部是同时代人。《枕草子》全书共由三百零五段随笔文字组成，把自己在宫中供职时期所见、所闻、所想、所感，随手记录下来，表现了作者敏锐的观察和感受能力。全书大都是印象性的琐碎的记录与描写，有时不免显得絮叨和无聊，缺乏《源氏物语》那样的博大精深，但作者善于捕捉并表现自己刹那间的印象和感受，这对后来的日本文学，特别是散文随笔文学，都有很大的影响。周作人作为散文、随笔大家，翻译《枕草子》的条件可谓得天独厚。下面是周作人译全书的第一段：

春天是破晓的时候最好。渐渐发白的屋顶，有点亮了起来，紫色的云彩微细地飘横在那里，这是很有意思的。

夏天是夜里最好。有月亮的时候，不必说了，就是暗夜里，许多萤火虫到处飞着，或只有一两个发出微光点点，也是很有趣味的。飞着流萤的夜晚连下雨也有意思。

秋天是傍晚最好。夕阳辉煌地照着，到了很接近了山边的时候，乌鸦都要归巢了，三四只一起，两三只一起急匆匆地飞去，这也是很有意思的。而且更有大雁排成行列飞去，随后越看去变得越小了，也真是有趣。到了日没以后，风的声响以及虫类的鸣声，不消说也都是特别有意思的。

冬天是早晨最好，在下了雪的时候可以不必说了，有时只是雪地里下了霜，或者就是没有霜雪但也觉得很冷的天气，赶快生起火来，拿了炭到处分送，很有点冬天的模样。但是到了中午暖了起来，寒气减退了，所有地炉以及火盆里的火，都因为没有人管了，以至容易变成白色的灰，这是不大好看的。

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日本古代随笔选》中的另一部作品是吉田兼好的《徒然草》。吉田兼好（1282～1350）出身贵族家庭，后来出家为僧，所以又被称为兼好法师。《徒然草》是他生前写的随笔，后被人编排印行。全书由二百四十三段组成，每段一般在百来字至四五百字。在语言文字、编排方式上，《徒然草》似乎受到了《枕草子》的某些影响。但《徒然草》在日本古代随笔文学中，又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它不像《枕草子》那样只记录直观的印象和感受，而是偏重冷静思考，不是感觉和印象的记录，而是思想的记录。这与作者精通佛教又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关。吉田兼好的基本思想是佛教的，但他的思考并不受佛教教条的束缚，甚至还表达了一些与佛教相反的思想观点。我国了解日本文学的作家和翻译家，对《徒然草》都很重视。最早翻译《徒然草》的是周作人。1925年，周作人在《语丝》杂志上发表了《徒然草》的十四段译文。周作人在译文的“小引”中说：“只就《徒然草》上看来，他是一个文人，他的个性整个地投射在文字上面，很明了地映写出来。他的性格的确有点不统一，因为两卷里禁欲家与快乐派的思想同时并存，照普通说法不免说是矛盾。但我觉得也正是这个地方使人最感兴趣，因为这是最人情的，比倾向任何极端都要更自然而且更好。《徒然草》的最大价值可以说在于它的趣味性，卷中虽有理知的议论，但绝不是干燥冷酷的。（中略）我们读过去，时时觉得六百年前老法师的话有如昨日朋友的对谈，是很愉快的事。……”1936年，郁达夫译出了《徒然草》的第一、三、五、六、七、八段。发表在《宇宙风》第十期上。在“译后记”中，对《徒然草》做了高度评价。郁达夫写道：“《徒然草》在日本，为古文学中最普遍传诵之书，比之四子书在中国，有过之无不及。日本古代文学，除《源氏物语》外，当以随笔日记为正宗，而《徒然草》则又随笔集中之铮者，凡日本稍受教育的人，总没有一个不读，也没有一个不爱它的。我在日本受中等教育的时候，亦曾以此书为教科书。当时志高气傲，以为它只拾中土思想之糟粕，立意命题，并无创见。近来马齿加长，偶一翻阅，觉得它的文调和谐有致，还是余事，思路的清明，见地的周到，也真不愧为一部足以代表东方固有思想的哲学书。久欲把它翻译出来……”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徒然草》是全译本，含注释在内，约有十五万字。译者是著名多语种翻译家王以铸（1925～）先生。王以铸的《徒然草》翻译开始于1960年代初，1970年代中期完成初稿，到1988年最后公开出版。王以铸的译文，使用浅近的文言，简洁典雅，而又易读易懂。汉语文言特别适用于发表感慨和议论，以文言来译《徒然草》，在文体风格上颇为吻合。如王以铸译的第3段：

一灯之下独坐翻书，如与古人为友，乐何如之！书籍云云，《文选》诸卷皆富于情趣之作，此外如《白氏文集》、老子之言，南华诸篇，并皆佳妙。（下略）

第35段：

书法拙劣者无所顾忌而放笔作书，可嘉也。自称书法不佳而请人代笔，则造作可厌也。

第78段：

无论何事均作不甚了然之状，此种态度甚佳。上品之人虽知之而不作知之之态，而来自鄙野之辈反作似无所不通之应答。因此闻之者为之无地自容，而其人反自鸣得意，甚卑劣也！明辩之道，必讷于言，不问则不答，是实大佳事。

4.钱稻孙、申非对古典戏剧的翻译

建国后长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工作的翻译家文洁若，在《我所知道的钱稻孙》（载《文学姻缘》，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一文中，回忆了钱稻孙承担日本古典戏剧翻译的一些情况，其中写道：“当时的情况是：日文译者虽然很多，但是能胜任古典文学名著的译者，却是凤毛麟角。例如江户时代杰出的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琉璃”（一种说唱曲艺）就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译者。起先约人试译了一下，并请张梦麟先生鉴定，他连连摇头。我就改请钱稻孙先生译了一段送给他过目，这回张先生读后说：‘看来非钱先生莫属了。’于是只好请钱先生先放下已翻译了五卷的《源氏物语》，改译近松的作品和江户时代著名小说家井原西鹤的选集。”诚然，以钱稻孙的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深厚功底，承担近松的戏剧文学翻译是最理想不过的。近松的剧作，原本是为日本的“木偶净琉璃”写的脚本。所谓“木偶净琉璃”（后称“文乐”），是日本江户时代的一种木偶戏，戏剧形式虽然简单而又原始。但是，却有近松那样的作家为它写了大量的篇幅较长、剧情复杂、结构严谨、戏剧冲突激烈、语言优美的文学剧本。在简单的木偶戏的演出形式里，却产生了绝不简单的、具有高度文学价值的戏剧文学，这是日本古典戏剧的一大特点。

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出身武士，后专门为净琉璃、歌舞伎（歌舞伎是日本的一种古典歌舞剧，在日本戏剧史上大体相当于我国的京剧）写剧本，一生共写净琉璃剧本一百一十多部，歌舞伎剧本二十八部，是一个多产的、高水平的剧作家。其剧作的题材，既有取材于古籍的历史剧（“时代物”），也有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的现实剧（“世话物”）。钱稻孙1950、1960年代翻译了近松的四部作品，包括《曾根崎鸳鸯殉情》《情死天网岛》《景清》和《俊宽》，都是近松的代表作。其中《曾根崎鸳鸯殉情》（原文《曾根崎心中》）和《情死天网岛》（原文《心中天の网岛》）是“世话物”，描写的是不堪社会的欺凌压迫，而与恋人一起双双情死的悲惨故事；《景清》和《俊宽》都是取材于《平家物语》的“时代物”。其中的《景清》，是近松历史剧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该剧的主人公景清是平家的后裔，他企图刺杀平家的仇人源赖朝。不料他的情人阿古屋在其兄的唆使下告发了他。本来景清可以脱险，但因不愿连累自己的妻子投案自首坐了牢。阿古屋后来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便来到景清的牢前谢罪，但她没有得到景清的原谅。为了赎罪，阿古屋将景清与自己生的两个孩子当着景清的面刺死，然后自杀。阿古屋的哥哥十藏来到牢前责骂景清。景清一怒之下，冲出牢门打死了十藏。然后返回牢房。源赖朝下令砍掉景清的头，但是观音菩萨保佑景清，砍下的不是景清的头，而是景清所信仰的观音的头。笃信佛教的源赖朝见此情景，便释放了景清，并授以俸禄。景清感谢源赖朝的宽大之恩，但平家的怨仇却不得报了。他终于在矛盾痛苦中挖掉了自己的双眼，并出家为僧。……近松的原文，说、唱、念白等均竖行连写，若不是行家，很难分清头绪。钱稻孙的译文，将道白部分译为散文，说与唱的部分均译成韵文，而且像现代话剧剧本那样分行分款，使读者一目了然。运用我国古代戏曲的笔调，译得极为传神。如以阿古屋杀死弥石、弥若两个儿子一节为例，可见译文风格之一斑。

［说书〕一手拉将弥石倒，

怀里抽来一柄刀，

“南无阿弥陀佛。”

卟吱，搠穿了他的小心包。

弥若年幼胆儿小，

早吓得疯狂大叫：

“我，可不是妈的小宝宝，

爸爸，你来救我一遭！”

［带腔〕格子眼里探头频频瞧，

绕着牢笼奔逃。

“哎，没出息的小幺！”

一把将他捉住了；他便小手合十哭求饶：

“饶了我吧，妈，您别恼；

从明朝，剃头不再哭闹，

不再逃灸听娘烧。

啊呀，妈的心眼儿真不好，

爹呀，快快救我来哟！

〔沉弦］小手小脚乱抓挠。

喊破了小喉咙儿哭号陶。［说书］嘎，孩儿呀，你听咱：

杀你的可不是下刀的妈，

借刀的倒是你求救的爸！

小孩孩，你看哪：

你哥哥多么明达？

乖乖地早去了老家。

你若不和妈妈一同死，

便是呀，不听你爸爸的话。

听见吗？我的儿呀！”

一番话，感到了小心芽：

“那，我死，我死；

爸爸，再见吧。”

自去并着哥尸仰卧下，

阿古屋早哭倒在泥沙。

钱稻孙的译文，大体模仿的是古代白话，在语言上很见功力，非常贴近中国读者对古典戏曲的阅读期待。当然，译文中也有微瑕。如上引片断中多次使用了“爸爸”、“妈妈”这样的近代以后从西方传来的称呼语，这与剧本的文体很不谐调；而同时又使用了“爹”、“娘”这样的传统的称呼语，更损害了语体的统一。这样在不经意中夹杂现代词汇与表达方式，从而造成文体上不和谐的情况，在以古文翻译的日本古典作品中，并不是个别的例子。

对日本古典戏剧翻译作出贡献的，还有翻译家申非（1920～）。申非翻译日本文学，选题的侧重在日本的古典文学方面。其中，对日本古典戏剧文学的翻译，在他的日本文学翻译中占有重要地位。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译的《日本狂言选》。这是继周作人1950年代出版的《日本狂言选》之后的第二个狂言汉译本。全书译出狂言剧本二十八部，在选题上与周作人译本多有重合。在遣词造句方面，比周作人译本似乎更精致些。1985年，申非翻译的《日本谣曲狂言选》作为《日本文学丛书》之一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译本分为谣曲和狂言两部分。其中狂言部分是1980年版《日本狂言选》的重排。这个译本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谣曲”的翻译。在申非的译本出现之前，我国没有日本谣曲的译本。他的译作填补了我国日本文学译介中的一个空白。

所谓“谣曲”，是日本古典歌舞——能乐（简称“能”）——的脚本。能乐形成于14世纪，从寺院、神社的宗教性歌舞杂艺及民间的农事歌舞发端而来。在日本戏剧史上的地位，有似于明清传奇剧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其基本特征是以歌舞为中心，演员均使用面具，其表演具有很强的程式化和象征性，音乐伴奏使用笛子和鼓。为补充说明剧情和烘托气氛，还利用合唱队来伴唱。在美学理念和风格上，能乐追求平安王朝时代宫廷贵族文学的审美情趣，讲究所谓“幽玄”，即典雅、庄重、肃穆，虚幻，阴柔，有较强的抒情性和悲剧色彩，体现出古典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倾向。由于以歌舞为主，谣曲的情节、结构，均很简单，一般只有三四个人物，主角叫“仕手（して）”，主要配角叫“胁（わき）”，次要配角叫“仕手连”。几乎没有戏剧冲突，篇幅（含舞台提示和说明在内）一般只合几千个汉字，字数逾万者绝无仅有。作为戏剧文学的独立的欣赏价值，相对较弱。谣曲的语言兼用散文和韵文（五七调），唱词部分用韵文，科白部分用散文。其中既有王朝文学时代的文言，也用当时（室町时代，1392～1573）的口语。如不加注解，现代日本的读者阅读起来也会遇到诸多障碍，中文翻译的难度更大。流传至今的谣曲约有二百种。其中，约有一百种出自著名能乐剧作家、戏剧理论家世阿弥（1363～1443）之手。同一个剧本又有各种不同的版本。申非的《日本谣曲狂言选》所选译的谣曲部分，有作品十八种，均为谣曲中的著名的优秀作品。篇目有《高砂》《鹤龟》《屋岛》《赖政》《井筒》《松风》《熊野》《隅田川》《花筐》《班女》《砧》《道成寺》《自然居士》《邯郸》《景清》《曾我》《安宅》《船弁庆》。申非的译文大体仿用我国近现代戏曲的语言文体，科白部分用白话，唱词部分用古诗词笔法译出，通俗而不失典雅。如《隅田川》（作者元雅），写的是儿子梅芳丸被人拐骗他乡，母亲外出寻子。在隅田川的渡船上得知儿子死讯。悲伤中来到儿子坟前念佛，在月光下仿佛看到了儿子的幻影。东方破晓，儿子的幻影消失，留下的只有荒冢上的一丛青草。……其中，梅母来到儿子坟前哭诉的唱词，原文如下；

残りても、かひあるべきは空しくて、かひあるべきは空しくて、あるはかひなき帚木の見えつ隐れつ面影の定めなき世の慣らぬ。人間愁ひの花盛り無常の嵐音添ひ生死長夜の月の影、不定の雲覆へり、げに目の前のうき世かな、げに目の前のうき世かな

原文是比较整齐的“五七调”的韵文。申非的译文如下：

你本是有用人夭折而去。为母的，无用人，暂偷生留在人间，暂偷生留在人间。我的儿在眼前忽来忽去，人世间原本是变换无常。最可怕是芳华乍吐，忽然间风狂雨骤；更可叹长夜月明，蓦地里阴霾蔽空。眼见得遭不幸好不惨然，眼见得遭不幸好不惨然。

译文并不拘泥于原文字句，但忠实传达了原意；同时灵活运用长短句，很好地表现了一唱三叹的悲凉气息，由此可见申非译笔的功力。

除申非外，刘振瀛对于谣曲的译介，也作出了贡献。几乎在申非译的《日本谣曲狂言选》出版的同时，刘振瀛在《日本文学》季刊1985年第一期上发表了世阿弥的名剧《熊野》的译文，同时发表了题为《谣曲的素材、结构及其特点——为拙译〈熊野〉的题解而作》的论文。将刘振瀛、申非的《熊野》译文对照阅读，是颇有趣味的事，两者各具千秋，都是成功的译作。刘振瀛的论文和申非的《译本序》，也是我国一般读者了解日本能乐艺术必读的入门文章。

5.对井原西鹤、龙泽马琴等江户时代市井小说的翻译

在此时期中国的日本古典文学译介中，江户时代的市井小说的译介占重要地位。江户时代（1601～1867），又称德川时代，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内强化士民工商“四民制”，在那二百六十多年时间里，日本社会封闭而又相对安定，工商业和商品经济繁荣起来，工商业者——日本称为“町人”——迅速崛起，成为身份地位虽低，却掌握着经济实力的阶层。在文学上，也同时形成了自己的不同于贵族、武士阶级的有特色的文学，其中最重要的是市井小说。市井小说是对古代以贵族武士为读者的物语文学的超越，它是以城镇居民为主要读者的通俗小说，形式上多种多样。最早的渊源是室町时代后期出现的将物语略加通俗化的所谓“御伽草子”。进入江户时代后，出现了少用汉字、多用假名的所谓“假名草子”，接着就是描写町人社会现实生活与风俗人情的、以井原西鹤为代表的“浮世草子”。后来取代“浮世草子”的是各种以图画为主，配以文字说明的通俗的妇幼读物，根据书皮的颜色，分别称为“青本”、“赤本”、“黑本”、“黄表纸”，以及“黄表纸”的合订本“草双纸”。还有描写妓院生活的、以山东京传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的“洒落本”，表现滑稽趣味的以式亭三马的作品为代表的“滑稽本”，以性爱为题材的为永春水等人的“人情本”等。同时，又出现了只有文字，不带或很少插图的所谓“读本”，大都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翻案”（翻译改编），代表作家有龙泽马琴、上田秋成等。

在上述各种各样的江户市井小说中，在我国得到译介的是“浮世草子”、“滑稽本”和“读本”三类。早在1950年代，对江户时代市井小说的译介，就已经列入了我国日本文学翻译出版规划中。在滑稽小说的译介方面，周作人在1950到1960年代翻译并出版了式亭三马的《浮世澡堂》；198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周作人在生前译就而当时未能出版的《浮世理发店》，连同《浮世澡堂》一起，合集出版。1980年代以后，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上田秋成、龙泽马琴的“读本”小说，也都陆续翻译出版。

首先受到重视的，是江户时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井原西鹤的市井小说“浮世草子”的翻译。井原西鹤（1642～1693）的作品，是日本町人社会的风俗写实。他的小说，在内容上主要有两大类，即艳情小说（“好色物”）和经济小说（“町人物”）。他的艳情小说，有的反映了当时市井社会无视传统伦理道德，恣意享乐、追求情欲满足的实际情形，如《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有的描写了町人社会的婚恋悲剧，对自由爱情充满理解和同情，如《好色五人女》。他的《日本致富经》《处世费心机》等经济小说，专门描写市民的经济生活，既写了许多如何发家致富的故事，也写了如何破产倒闭的故事，意图在于为町人的持家、发家提供鉴戒，形象地反映了日本人勤俭节约、精打细算的民族性格。这类专门的经济题材的小说，在世界古典作品中非常罕见。1950年代，钱稻孙接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开始翻译井原西鹤的小说。到1987年，钱稻孙译的井原西鹤的两篇小说——《日本致富宝鉴》（原题《日本永代藏》）和《家计贵在精心》（原题《世间胸算用》），连同他翻译的近松的净琉璃剧本，以《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选集》的书名，公开出版。1985～1986年，鉴于当时国内没有出版井原西鹤的作品译文，王向远也开始翻译井原西鹤的小说，至1990年9月，他的《五个痴情女子的故事》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选收了井原西鹤的四个作品，即短篇集《五个痴情女子的故事》（原题《好色五人女》），中篇《一个荡妇的自述》（原题《好色一代女》）。这两个作品是井原西鹤的艳情小说的代表作；另外两个作品是经济小说，与钱稻孙的上述选题相同，但王向远将作品标题分别译为《日本致富经》和《处世费心机》。王向远的《五个痴情女子的故事》是我国出版的井原西鹤作品集的第一个独立的译本，也是仅有的一个兼收艳情小说和经济小说两类作品的译本。到1994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王启元、李正伦的译本，书名为《好色一代男》，收井原西鹤的艳情小说三种，其中的《好色一代男》为首译。除《好色一代男》外，该译本还另收《好色一代女》和《好色五人女》两种作品，作品的题名均按原文照录。1996年，王启元、李正伦的上述译本一分为二，又在桂林漓江出版社重版，书名分别为《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

井原西鹤的作品，在语言上基本是当时的口语，是“和文”体，特点是较少使用汉字汉词。因西鹤早年写作俳谐，所以初期的小说（如《好色一代男》等）受俳谐语言影响较深，特点是简洁、精练，喜欢以名词结尾；表现在叙事风格上，机锋敏捷，话题转换灵活，如行云流水，滔滔不绝，形成了一种“说话体”或“饶舌体”的特殊风格，这在他的经济小说里表现尤为突出。上述各译本的译文，基本上使用的是近代白话。而且均能较好地体现原作风格。钱稻孙和王向远的译文，为译出古典作品的风格，适当运用一些文言句式，注重典雅凝练。兹举《日本永代藏》的开头一段的两种译文为例，可以窥见西鹤原作及译文的风格。钱稻孙的译文是：

天道不言，而惠深国土，人则虽有其真实，而虚伪殊多。盖其心本属虚空，虽物迁变，了无痕迹。因此，能够立足在善恶二途的中间，把当今这直道盛世的日子坦荡荡地度将过去，才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也就不是个寻寻常常之人了。人生的唯一大事，就在营生度日，士农工商自不待言，甚至出家的和尚、庙祝神官，也无不须听从节俭大明神的点化，积攒金银。这乃是生身父母之外的衣食父母。人生一世，若说长么，今日不知明日事；虑其短么，则朝夕都足惊心。所以，有道是：“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的过客。”浮生只是一场梦幻，一霎时的一缕云烟，一死之后还有什么呢？金银简直不如瓦砾，黄泉路上没有它的用处。可是，虽这么说，留将下来，毕竟是有益于子孙。

王向远的译文是：

苍天不言，赐我国土，此乃大恩大惠。人间虽有诚实，亦多虚伪。人心原本是虚空之物，顺应外界，或变为善，或变为恶，这仿佛是镜中之影，不留形迹。在这善恶并存的世间，能过上富裕生活的，决非凡夫俗子。人生第一要事，莫过于谋生之道。且不说士农工商，还有僧侣神职，无论哪行哪业，必得听从大明神的神谕，努力积累金银。除父母之外，金银是最亲近的。人之寿命，看起来虽长，也许翌日难待；想起来虽短，抑或今夕可保。所以有人说：“天地乃万物逆旅，光阴乃百代过客。浮世如梦。”人也会化作一缕青烟，瞬间消失。若一命呜呼，金银在冥土有何用处？！不如瓦砾。但是，把钱积累下来，可留给子孙使用。

除了翻译以外，还出现了研究井原西鹤的论文。如王向远在1988年发表了《井原西鹤市井小说初论》（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1994年发表了《论井原西鹤的艳情小说》（载《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二期）等。井原西鹤作为古典作家，在1980年代之后出版的由我国学者撰写的《东方文学史》、《日本文学史》的有关著作中，也成为记载和论述的重点。

在“读本”小说中，较早出版的译本是上田秋成（1734～1809）的《雨月物语》（以《雨月物语》为题名，另收《春雨物语》），该译本由阎小妹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列为“日本文学丛书”之一种出版发行。另外还有申非等翻译的两种译本。《雨月物语》（1768）是一部短篇读本小说集，共分五卷，收九篇短篇小说，篇幅不长，约合中文六万余字，被认为是最早的读本小说。《雨月物语》写的都是一些鬼怪、恐怖的故事，把对现实的不满与自己的理想，寄托于超现实的虚构中。故事虽然荒诞，但描绘甚为逼真，手法也很洗练。在性质上，与我国的《聊斋志异》有些类似。其中大部分在情节构思、人物形象上，受我国的《剪灯新话》《古今小说》、“三言”等作品的影响。对此，译者在“译本序”中都一一做了说明。

1991年，由天津南开大学日文教授李树果（1923～）翻译的龙泽马琴（笔名曲亭马琴，1767～1848）的《南总里见八犬传》（1814～1842），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原书一百九十回，卷帙浩繁，译成中文有一百六十多万字。中文版本分为四册，分精装、平装两种版本出版发行。翻译此书，除了功力，还要有恒心和毅力。这个译本的出版，是我国江户文学乃至整个日本文学翻译中的新的重大成果。《南总里见八犬传》是龙泽马琴几十部读本小说中的代表作，简称《八犬传》。其中“南总”，是日本的一个地名，“里见”是诸侯姓氏，“八犬”是指姓中带“犬”字的八个武士。小说写的是在一场诸侯争战中，里见家的嫡子义实，城池被困，危机关头，义实的爱犬衔来了敌人的首级，使城池化险为夷。义实为报答犬恩，曾戏言将女儿伏姬嫁给爱犬，后来不得不履行早年诺言。伏姬受孕后深以为耻，当剖腹自杀时，颈上戴的刻着“仁义礼智忠信孝悌”八个字的水晶念珠散向八方，这八颗念珠成为后来里见家八个勇士诞生的因缘，并由此而引出了一连串曲折离奇的故事。《八犬传》在构思、情节、手法上，受《水浒传》等中国章回体小说的很大影响，通过“仁义礼智忠信孝悌”八德之象征的八犬士的行动，宣扬了儒家的封建思想和佛教的报应、因果观念。这部小说，是日本“读本”的集大成，在日本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日本文学史家对它的评价一般都不高，认为它表现的思想陈腐落后，情节荒诞不经，人物概念化，不少描写庸俗无聊。但从中日文学、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看，它却有特殊的价值。李树果之所以要翻译这部作品，其立足点也在于此。他在“译者序”中说：

这次所以把它翻译过来介绍给我国读者，是因为这部巨著是摹仿我国的《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所创作的、具有代表性的日本的一部章回式演义小说，不仅从其结构和内容可以看到不少摹仿的痕迹，而且大量引用了中国的故事典籍，有浓厚的中国趣味。它是一部别开生面的日本小说，可以说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我们读了不仅感到格外亲切，同时对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在海外的东瀛所产生的影响，而感到自豪。另外对（此处的“对”字似为衍字—引者注）日本人民之善于移植外国的东西使之化为己有，这种引进消化的学习精神也是我们很好的借鉴。

从这样的动机出发，在翻译《八犬传》的同时，李树果还对中日古代小说的姻缘关系，做了研究，在《日语学习与研究》等期刊上发表了不少有关的论文，如《从〈英草子〉看江户时代的改编小说》《〈平家物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对江户小说的影响》《〈八犬传〉与〈水浒传〉》（分别载《日语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三期，1990年第一期，1991年第四期，1995年第二期）等。到了1998年，李树果的专著《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作为“南开日本研究丛书”之一，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三十二万言的著作以《剪灯新话》、“三言”和《水浒传》这三种对日本读本小说影响最大的作品为中心，探讨了日本读本小说与我国明清小说之间的关系，借鉴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资料甚为翔实，填补了研究小说史上和中日文学比较研究中的一个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