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朝对上古典籍的传承

我们在前文第二部分已经提到了商王朝对夏王朝典籍的继承。《吕氏春秋·先识篇》记载的夏太史令终古携夏王朝珍藏的典籍投奔商汤的事件，可与清华简《尹至篇》所载“亡典”相互印证。但从历史记载上看，商王朝并没有能够继承五帝典籍的精神，而是滑向了迷信的深渊。

殷商王朝对前人知识的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传承既与远古文明独特的流传方式有关，也与殷商始祖契的自身经历有关。

先谈我国远古文明的流传方式。最重要的流传方式有四：

一为“抽象图符”。《三坟五典》是我国传说中最早的典籍。《路史》曰：“昔楚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然观三皇经文，虽号三坟，多是符架等事。”可见，传说中的《三坟五典》即三皇五帝之时的“文”是以“符架”为主的。在一个文字尚未产生或正在逐步形成的历史时期，“文”以“符架”为主，来表达人类的真知灼见及其思想，是不难想象的。《吕氏春秋·先识篇》从侧面证明了这个观点。其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汤喜而告诸侯。”“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可见，即使到了夏、商、周时代，其太史令所掌古籍也有“图法”。以至到了东汉，此种观点依然存于许慎《说文解字》中，对后世古文字学家影响很大。当代著名古文字学家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先生在《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一书中写道：“六书为造字之本，即六书是中华先贤创制文字规则的认识，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首先提出来的。此后，许慎《说文解字叙》阐释文字的起源与发展，也表述了同样的看法，谓‘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10]综上所述，先秦时代的古“文”、“字”与当代的文字内涵是不一致的。古“文”多指“符架”、“图”、“依类象形”等远古图符；而古“字”则是指继古“文”之后产生的“形声相益”的“特定图符”，就是我们今天所言的“文字”。我们再看古“文”表达的内容，《逸周书》曰：“经天纬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勤学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可见，这些“符架”、“图”、“依类象形”等远古图符的古“文”在那个时代就是用来表达古人对天地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认识成果的！1985年安徽省含山县铜闸镇凌家滩遗址出土的两件科学文化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文物——玉龟和玉版即可为证，它是我国5000多年前古人对自然界的认知及其思想的物化；上文中提及的河南舞阳贾湖发现的龟甲和石器上的符号，中国裴李岗、仰韶、龙山等几十处新石器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的带有刻画符号的陶器亦可为证。这些“抽象图符”，人们能直接读懂得甚少，故有“察而知之谓之神”之说。同时又由于那个时代语言文字尚处于产生的萌芽和初期阶段，导致人们之间沟通的局限性，通过简单的语言沟通就能明白前人所传道理的也极少，亦有了“问而知之谓之圣”之说。上古贤哲为了尽可能地将他们认识到的自然生命的规律传授给后人，就发明了以下“具象坟墓”和“形象祭祀”的方式，以待后来者。

二为“具象坟墓”。1978年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盖上有星图，左青龙、右白虎，并与二十八宿同时显现。曾侯乙墓的年代在公元前433年左右。它以“具象坟墓”的形式表明，至迟在公元前五世纪末中国就有了完整的二十八宿天文体系。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被揭露，一位身高1．79米的男性墓主头南脚北地仰卧于墓中，周围是三具殉人。在墓主骨架两旁有用蚌壳摆塑的图形，东方是龙，身长1．78米，西方是虎，身长1．39米，龙虎头的朝向均为北，而腿则均向外。墓主的脚下，有一个用蚌壳摆塑而成的三角形，与三角形连在一起的，是两根人腿骨，腿骨指向东方，指向龙的脑袋。从考古地层学的推断和14C测定，该墓葬的年代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无可置疑的、直观的“立体图像”令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抛开文字就得出结论：“45号墓蚌壳图形和青龙、白虎之相似，实在是太明显了……至于墓主脚下的三角形，方向是正北，我们不妨猜想为帝星（北极星）。”它又以“具象坟墓”的形式表明了距今6000多年前“北斗（北极星）授时观测体系”的形成。除了以上名声显赫的部落首领的坟墓之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彝族向天坟。《彝文古籍整理与研究》载：“彝族学者刘尧汉、卢央等人，在贵州威宁、云南楚雄、武定、弥渡，以及四川雷波等彝族地区，发现了众多的‘向天坟’。据研究，这些各地彝族酋长、土司、贵族的火葬坟场，因坟顶有葫芦形的凹陷向天而得名。它一般都较高大，兼具古观象台或天文台的作用。例如，现存最大的一座向天坟，位于贵州威宁盐仓区境内，相传为古彝王坟。此坟以土堆垒而成，呈大、中、小三圆台构成的金字塔形。坟基周长217．2米、直径70米、高47．3米，有台阶自基台、中台而达顶台。据考察，这座名为‘直穆乌屈’（彝语‘乌屈’为坟墓，‘直穆’为王、酋长、首领之意）的向天坟，建在一座山上，正南有一个孤立的山峰，而东、西、北三面都只有比向天坟矮得多的小山。这样，坟南的山峰为向天坟附近唯一的突出标志物。根据南面山峰的高度以及与向天坟之间的距离，冬至那天，日中时分的峰影正好投射在向天坟顶的‘葫芦口’，因而成了测定冬至的场所。而向天坟北面是一片开阔地，夏天晚上，北斗星斗柄南指之时，又正好在坟顶的上面。就这样，世所罕见的向天坟，成了古代彝族的观象台。”^[11]这些时代相距甚远的坟墓，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直观地、具象地向人们传达着古人对自然界特别是天体的认识成果。

四为文字。许慎的《说文解字叙》阐释了文字的起源与发展，谓“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仓颉是黄帝的史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语言表述的便利性，形声相益的“字”逐步成为人们之间交流思想的最为重要的工具，“文字”的概念也随之窄化，以至于成为今天我们读一切书的门径。

再谈殷商王朝及其始祖契与中华文明传承的关系。《史记·殷本纪》载：殷商始祖契“长而佐禹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作为主管五教的官员，契不可能没有接受当时公开的文明成果。但在大禹发现太极图之前，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虽然已有了可喜的成果，但整体而言仍普遍沉迷于“天统万物”的自然迷信之中。作为主管五教的官员，日复一日生活在“形象祭祀”的工作中，契更是对天充满敬意。当大禹得到太极图，突破了“天统万物”的思想束缚之后，又因自己的私念而隐讳下来。及其子孙夺取天下后，依然对已取得的成果秘而不宣。从此，教化不兴，民众与文明“绝缘”。为了传万代“家业”，夏朝统治者在封锁中华远古文明、抛弃教化的同时，更是放任抑或大力推行业已走火入魔的上世“文明”——龟卜在民间的肆行。作为原夏朝统治下的一个部落——商更是深受其害，殷商始祖契在日复一日的祭祀和教化中不断强化的“天统万物”的思想已经内化于这个部落的生命基因之中，为了表明他们坚强捍卫天意的意志，他们无事不占，时时刻刻都在准备接受上天的声音。强烈的替天行道的“信念”，使商部落在几百年的进程中一步步戳穿了夏王朝统治者“假迷信”的真面目。正是为了捍卫“上天的意志”，商朝先祖汤不惜以下犯上，领导商部落和有着共同替“天”行道信念的其他部落一起，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夏王朝，建立了商王朝。商部落战胜夏王朝之后，也一度掌握了夏王朝统治者遗留下来的显现中华远古文明成果的“图法”，无奈由于“图法”高度抽象，再加上部落的思维惯性、知识水平等因素导致的接受能力的制约，他们并未能从夏王朝留下的“图法”中得到先祖的精神。相反，在思维惯性的作用下，商王朝首脑却得出了“虔诚感动上苍，从而天帝降福”的结论。商王朝统治者于是更加痴迷于“终日占卜”的活动，以至于在殷商时达到了“占卜的巅峰”。那么，商王朝对其从夏太史令终古手中取得的远古典籍的作用充其量也只是个“二传手”罢了。值得庆幸的是，也正是因为殷商统治者占卜的“迫切”需要，用于反映“天意”的文字却由此逐步发展壮大。以至于3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通过殷商统治者遗留下来的卜骨辨明4000字左右的甲骨文。文字的发展壮大为后人解读远古典籍、传播知识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