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古典诗歌的译介

1.关于和歌及俳句汉译问题的讨论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诗歌是无法翻译的，甚至认为“诗歌就是在翻译中丢掉的东西”。日本独特的诗歌样式——和歌，以及在和歌的基础上形成的俳句，在语言、格律、诗型上具有强烈的日本民族特点，因此也是日本文学汉译中的难点。早在1920年代，周作人等就尝试过俳句的翻译，1940年代至1960年代，钱稻孙等人尝试翻译和歌，都在实践上提供了日本古典诗歌汉译的经验。到了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日本文学研究界不仅积极地推进日本古典诗歌的翻译介绍，而且同时就日本古典诗歌的汉译理论与方法问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这场讨论对此时期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和研究，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讨论主要在1979年年底创刊的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主办的《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上进行。《日语学习与研究》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出现的日本语言文学的专门期刊。既有面向一般的日语学习者刊发的辅导性、知识性文章，也有面向专业工作者的研究性论文。李芒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和歌汉译问题小议》的文章，成为和歌汉译问题讨论的触发点。李芒在文章中认为，以往的和歌翻译有两种主要的情形。第一种情形是钱稻孙1956年在日本出版的《汉译万叶集》三百首。钱的翻译在正确理解原意，遣词造句等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大部分译文，使用《诗经》的笔法，文字过于古奥，难懂，不利于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万叶集》，因此其译法是不可取的。第二种情形是主张一律用五言或七言四句的形式，这种译法使译文具备中国古诗的形式，如果在实践上做得好还是可取的。但是，以短歌而论，句法和内容多种多样，应采取相应的译法，而不宜在形式上强求一律。他最后总结说：“……和歌俳句很难翻译，但只要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其中有很多还是可以翻译的。汉译时的用词造句，一般宜用唐宋诗词一类的形式和遣词造句的方法，不应过于古典，也要避免译成现代汉语自由诗。译歌的句数和字数，难以要求一律，宜从原歌出发，使用七言（一般多用于译长歌）、五言、四言和长短句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该文发表后，李芒意犹未尽，又在《日语学习与研究》1980年第一期上发表《和歌汉译问题再议》，通过进一步举出自己和他人的译例，将前文的观点加以展开，认为和歌汉译最重要的要做到“信”，同时也要有一定限度的灵活性。

李芒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罗兴典在《日语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一期上，发表了《和歌汉译要有独特的形式美——兼与李芒同志商榷》一文，认为李芒译的短歌，在译文形式上多种多样，但“作为一首首不定型的和歌，似乎还缺少他独具的特色——形式美”，因此他提出：“除了李芒同志采用的那些和歌汉译句式以外，能否还采用一种和歌固有的句式——‘五七五七七’句式。”他认为，虽然这样译，要在译文中增加原文中没有的字词，但“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在不损害原诗形象的前提下，汉译时可以适当增词，灵活地变通。这在翻译理论上也是容许的”。对此，李芒在发表《和歌汉译问题三议》（《日语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四期）中，认为“不能片面地绝对地界定诗歌的形式问题”，多种多样的译法也有“另一种形式美——参差美”，同时认为罗兴典提出的按和歌原有句式来翻译，也可以作为“多种多样”的译法的一种。王树藩发表《〈日本古典诗歌汉译问题〉读后的问题》（《日语学习与研究》1983年第三期），就李芒所理解的“信、达、雅”的问题，“形似”与“神似”的问题，译诗与史（事）实的问题，提出了与李芒相商榷的看法。

沈策在同刊1981年第七期上，发表《也谈和歌汉译问题》，指出：《万叶集》“这部歌集基本上是用当时的口语写成的。……实际上那些和歌在当时的读者中，听起来是很容易明白和欣赏的”。他还指出，和歌所使用的语言，是复音节，古代汉语大都是单音节的，而“现代汉语已不是单音节语，而是复音节语了。因为现代汉语复音词多，也带有一定数量的单音词，句子结构也可长可短，因而表现力异常丰富。这样就不但同和歌的音节取得一致，而在句式方面也容易把原歌的语言结构保持下来。由这一点看，和歌中的语言，毋宁说是和历史上某一时期的汉语语言相近”。据此，他提出也可以用汉语口语来翻译和歌，并举出了自己的一些译案。不久，孙久富发表《关于〈万叶集〉汉译的语言问题的探讨》，对沈策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万叶集》所使用的是日本上代古语，它同现代日语差别很大，将《万叶集》译成现代日语，对传达原作风格尚且有很大局限，而以现代汉语翻译《万叶集》，局限性就更大。他最后说：“我认为采用中国古代诗歌的语言翻译这部歌集更为有利。”接着，孙久富又发表《关于〈万叶集〉古语译法的探讨》，进一步举例探讨了用古汉语翻译《万叶集》的可行性问题。丘仕俊在《日语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三期上，发表《和歌的格调与汉译问题》，提出为保持其格调，和歌直译成“三五三五五”的格式。

此外，王晓平在《日语学习与研究》1980年第三期上发表《关于长歌翻译的一点想法——学习〈贫穷问答歌〉的四种译文》，以《万叶集》中山上忆良的一首长歌为例，谈了自己的看法。王晓平又在同刊1981年第二期上，发表《风格美、形式美、音乐美——向和歌翻译工作者提一点建议》，认为和歌翻译中这三“美”都必须兼顾，不可单纯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其他。王树藩发表了《〈古池〉翻译研究》，分析了现有的《古池》的几种译案，专门研究了松尾芭蕉的俳句《古池》的翻译问题。同时，日本学者也参加了讨论，如著名学者实藤惠秀发表《俳句の汉译につぃて》（《日语学习与研究》1983年第四期），日本在华教师高桥史雄也发表了《短歌和俳句的汉译也要有独特的音律美》（同刊1981年第四期），等等。

总之，关于和歌汉译问题的讨论，历时四年多，而且若干年后余音不绝，是中国的日本文学译介史上少有的就日本文学某一体裁的翻译所进行的专门的讨论和争鸣。这次讨论，吸引了读者对日本文学翻译问题的注意，对和歌的翻译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对于中国现代翻译理论的建设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钱稻孙、杨烈、李芒对《万叶集》《古今集》等和歌的翻译

《万叶集》是最古老的和歌集，收集了自公元4世纪到8世纪约四百年间的和歌四千五百余首，全书共二十卷，其中大部分是8世纪奈良时代的作品。《万叶集》写作和成书时，日本自己的“假名”文字还没有诞生，所以全部借用汉字标记日语的发音（后被称为“万叶假名”），同时直接使用汉字（即所谓“真名”）来表义，真名、假名混杂难辨，难以卒读。经历代学者研究考订，才有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用日语文言文整理出来的本子。在日本文学史上，《万叶集》的地位相当于《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因此，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家们，对《万叶集》的翻译也极为重视。最早翻译《万叶集》的是钱稻孙。1958年8月，钱稻孙在《译文》（今《世界文学》的前身）杂志上发表了《〈万叶集〉介绍》一文；1959年，钱选译的《万叶集》三百余首曾由日本学术振兴会在日本东京出版。1960年代，他又在此基础上增译了三百七十九首，准备在国内出版，但由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出版已无可能。直到1992年，钱稻孙译的《万叶集精选》才由文洁若翻译整理，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正式出版发行。

《万叶集》全译本的译者是杨烈（1912～）。早在60年代，杨烈就译完了《万叶集》。这是20世纪我国《万叶集》的仅有的一个全译本。但也由于国内动乱等原因，该译本一直到了1984年才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作为“诗苑译林”之一种出版。关于为什么需要《万叶集》的全译本，杨烈在译序中说：

这本《万叶集》全译本是我在六十年代翻译的。我常说，六十年代对我来说是寂寞的年代，那时翻译此书只是为了消遣，为了安慰寂寞的灵魂。根本没有想到要出版。但在前些年，有人听说我翻译了《万叶集》，便说这是“封建余孽”。到底是什么，我想应该读完了全书之后再说，而中国至今没有全译的《万叶集》。虽然有人和我自己都曾发表过少许，但在全书四千五百首中，所占比例大小，不足以窥全豹。所以仅从文献的立场看，也应该有此书的全译本问世，这是第一点。

第二，从中日文化交流来说，也应该有此书的全译本。（中略）中日两国有两千年文化交流的历史，我们也常说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近些年来也常见一些文化交流的措施。然而日本人最重视的《万叶集》却没有中译本，这不能说是一个缺点。至少在文学上要做到交流，《万叶集》的全译本是不可少的。

第三，为了了解日本古代君民上下的思想感情，读读《万叶集》是有帮助的。（下略）

总之，杨烈的《万叶集》全译本，填补了我国日本文学翻译中的一大空白。

李芒译的《万叶集选》，是出版较晚的一种《万叶集》的选译本。这个译本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1998年10月正式出版。《万叶集选》选译和歌七百三十四首。李芒在《译本序》中说：“我们过去的译文，有的偏重于古奥，有的较为平易。但有人照搬原作的音数句式，由于中日文结构迥异，这样译成中文必然比原文长出不少，就难免产生画蛇添足的现象。然而，总的来说，大家都为我国的《万叶集》欣赏和研究做出了贡献。本书译者参考了上述种种译作，采取在表达内容上求准确、在用词上求平易、基本上运用古调今文的方法，以便于大学文科毕业、喜爱诗歌又有些这方面常识的青年知识分子，个别词查查字典就能读懂。”

现在看来，钱稻孙、杨烈、李芒三位翻译家的译文，各具特色。钱稻孙的《万叶集精选》的特点是，一、对同一首和歌提供了至少三种译文。一种译文采用中国《诗经》及楚辞的用词和格律形式，一种采取唐宋诗词的用词和句式，一种则采用现代白话文译文。如第一卷第二首《天皇登香具山望国之时御制歌》，原文如此：

钱稻孙的译文之一是：

欹欤大和，丘陵孔多，

天香具山，冠服峨峨。

爰跻其上，瞻我山河：

烟腾自原，鸥飞凌波，

腴哉国也，有秋之大和！

译文之二：

大和地方，虽有许多山冈；

要数天香具山，披着丰厚的衣装。

登上山来，一望平阳；

地上炊烟升起，水上鸥鸟飞翔，

真是美地方呢，这个有秋收的大和之邦！

译文之三：

大和地方多山丘，

天香具山最丰秀。

登高一望大平原，

地上升烟一缕缕，

海上飞起白合鸥。

好地方啊，好地方！

大和国是“秋津洲”。

《万叶集精选》的编者文洁若在编辑时将钱稻孙的三种不同格式的译文一一列出，可使读者在比较中品味鉴赏，避免了一种译文所带来的局限性。不同的译文可带来不同的审美感受，而且对于读者全面地理解原作，提供了多种视角和参照。

钱稻孙译的《万叶集精选》的第二个特点，就是除了原注以外，在译文前后、译文中间夹带了不少解说和注释的文字，对原歌中所涉及的知识背景、地名人名物称，以及用词用典等，均做了简明扼要的说明。因此，该译本同时也是一个译者自己的评注本，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

杨烈译本的特点是，在诗体上，短歌译文使用五言律诗的形式，在这一点上和钱稻孙译本大体相同。长歌译文既使用五言，也使用七言。如上引的《天皇登香具山望国之时御制歌》，杨烈是这样译的：

大和有群山，群山固不少，

天之香具山，登临众山小，

一登香具山，全国资远眺，

平原满炊烟，海尔多鸥鸟，

美哉大和国，国土真窈窕。

李芒的译文是他和歌汉译理论主张的实践，即译文不拘泥于某一种格式，根据情况灵活变化。他在《万叶集选》中的绝大多数译文使用的是五言律诗的形式，少量译文五、七言并用，或夹以长短句。如上引的《天皇登香具山望国之时御制歌》，李芒是这样译的：

大和多岭峦，

香具最神秀。

凌绝顶，

望国畴：

碧野涌炊烟，

沼海舞群鸥。

美哉大和国，

妙哉秋津洲。

比较三种译本，各有千秋。钱稻孙译本同时列出三种译文，不同译文文体风格不一，摇曳多姿，可资对读。其中的诗经、楚辞格调的译文，现代读者虽嫌古奥坚深，但表现出了译者丰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与日本文学的修养，一般译者所不能为，作为译文之一体，弥足珍贵。杨烈译本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是全译本。《万叶集》中有许多歌，意义暧昧难解，翻译更难，全译本无法跳过，全部译出，难能可贵。杨烈译文，严格按中国的五言律诗的韵律和体式来译，译文风格统一。但有时为了照顾到译文的句式整齐，不得不较多地添加原文中没有的字词，所以倘若读者要根据译文做字句层面的研究和评论，应当注意与原文的对照。总之，杨烈的译本除了译文本身的欣赏价值之外，还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在三种译本中，李芒的译本较为晚出，有条件借鉴前译，加之所选和歌，均为《万叶集》中之珍品，也为现代日本读者所广泛传颂。译文锤炼精当，既有古诗之风，又晓畅易懂，具有较强的欣赏价值。

还应该提到的是杨烈对《古今和歌集》的翻译。《古今和歌集》，又简称《古今集》，是继《万叶集》后，在10世纪初年出现的第二部和歌集。同时又是第一部由天皇下诏编辑成书的所谓“敕撰和歌集”，也是第一部由刚创制不久的“假名”文字写成的和歌集。《古今集》仿《万叶集》的体制，也分为二十卷，收录了《万叶集》未收的和歌与新作和歌一千一百一十首，除个别例外，其余全部是短歌，篇幅约有《万叶集》的四分之一。《古今集》的风格与《万叶集》的雄浑、质朴颇有不同，其风格特点被称为“古今调”，题材狭窄，专写四季变迁，风花雪月，人情与爱情，风格纤细婉曲，精镂细刻，讲究技巧与形式。《古今集》代表了和歌的成熟状态，对后来出现的和歌集的影响也超过了《万叶集》。杨烈的《古今集》的翻译，也是在1960年代完成的，但直到1983年，才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杨烈在《译者序》中说：“我在1960年代先后译完《古今和歌集》和《万叶集》。六十年代对我来说是寂寞的年代，住在斗室之中以翻译吟咏为事，每每译出得意的几首，便在室内徘徊顾盼，自觉一世之雄，所有寂寞悲哀之感一扫而光。”杨烈的《古今集》译文，绝大多数仍使用五言古诗的句式，大部译得合辙押韵，琅琅上口。如译著名女歌人小野小町的歌“念久终沉睡，所思入梦频，早知原是梦，不作醒来人”；“莫道秋长夜，夜长空有名，相逢难尽语，转瞬又黎明”等等，都很有韵味。

除了《万叶集》《古今集》的翻译之外，此时期和歌翻译中还有一个特殊的译本需要提到，那就是上海的彭恩华的《日本和歌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年4月版）。这是由我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日本和歌史的著作。作者的书中引用、翻译了大量和歌，又附录了“古今和歌佳作一千首（日汉对照）”。其译文大多采用七言两句的古诗句式，整饬而又雅致。在以古诗句式翻译的和歌译作中，彭恩华的两句译案与杨烈的四句译案，代表了“古诗派”翻译的两种主要形态。

3.俳句汉译与“汉俳”

改革开放以后对日本古典诗歌译介，除了和歌以外，就是俳句。俳句的译介在五四时期有了第一个高潮，1980到1990年代又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集中体现这一时期中国俳句译介实力的，是彭恩华著的《日本俳句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7月版）。《日本俳句史》是上述《日本和歌史》的姊妹篇，也是由中国人编写、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系统的日本俳句史专著。从俳句的起源一直写到现代俳句的状况及俳句在世界上的影响。在论述过程中，引用、翻译了大量俳句，并在书后附有“俳句古今佳作一千首”（日汉对照）。所以，《日本俳句史》同时也是一部有特色的俳句译作集。彭恩华的译文多数采用五言两句古诗的句式，少数采用七言两句古诗的句式。如松尾芭蕉的“草の叶をおつるよりとぶはたる哉”，彭译作“流萤翩翩舞，起落草叶中”；芭蕉的“送られつ送りつはては木曾の秋”，彭译作“君送我兮我送君，往来木曾秋气深”。宝井其角的俳句“虫の音の中咳き出すねざめかな”，彭译作“咳嗽梦惊醒，人在虫声中”，等等，均能达意传神。

这一时期出现的日本古典俳句集的译本，是诗人、翻译家林林（1910

～）的《日本古典俳句选》。该译本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作为“诗苑译林”之一种，于1983年年底出版。译本选译了松尾芭蕉、与谢芜村、小林一茶三位最著名的俳人作品约四百首。林林的译文，基本上使用了白话、散文体的译法，即使有的译文用了较整饬的文言句式，也都通俗易懂，一般分两行或三行。如松尾芭蕉的几首俳句，译文如此：

请纳凉，

北窗凿通个小窗。

知了在叫，

不知死期快到。

圣虱横行，

枕畔又闻马尿声。

旅中正卧病，

梦绕荒野行。

小林一茶的俳句译文：

小麻雀，

躲开，躲开，

马儿就要过来。

瘦青蛙，

别输掉，

这里有我一茶！

像“大”字一样躺着，

又凉爽又无聊。

俳句与和歌在风格上有所不同，和歌典雅、庄重，而俳句通俗、轻快。所以，早在五四时期，周作人就用散句白话来译俳句，译文虽不像中国的诗，但原作的风格却可以较好地传达出来。林林的俳句译文，以散文体译法为主，译文不拘一格，与周作人的译法基本相通。

另一个重要的俳句译作是葛祖兰的《正冈子规俳句选》。正冈子规（1867～1902），是明治时代人，也是19世纪后半期由古典走向近代的俳句革新的领袖人物。译者葛祖兰（1887～1988）本人也是一个俳人，1940年代至1980年代一直写作俳句。1979年，他的《祖兰俳存》在日本出版，引起重视，日本还为他树立了“句碑”和铜像。葛祖兰译的《正冈子规俳句选》1985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共选译、注释子规的俳句一百六十三首。每首都先列原文，再列汉译，最后是作者的注解和译者的注解。译文大都用七言两句或五言两句的古诗句式翻译，和上述彭恩华的翻译方法大致相同。

在译介古典俳句的同时，现当代俳人的作品在1990年代也陆续被译介了不少。李芒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如，他在1993年译出了《赤松蕙子俳句选》，1995年出版了《藤木俱子俳句、随笔集》（中国社会出版社）；由李芒主编、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1995年出版的《和歌俳句丛书》，出版了金子兜太、加藤耕子、赤松唯等俳人的作品数种，全部采用原文与汉译对照的形式，就译介的系统性和规模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

日本俳句的译介，对中国诗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五四时期，周作人对小林一茶的俳句翻译介绍，曾直接地促使了“小诗”这种新的诗体的诞生；而1980年代对日本俳句的翻译介绍，又使得中国产生了一种新的诗体——“汉俳”。

早在五四时期，在所谓小诗中，郭沫若等就曾用“五、七、五”句式写过作品，也可以说是最早的“汉俳”。但那时的诗人在写作时，并没有“汉俳”的自觉意识。汉俳的真正发足，还是在1980年代。1980年5月底，在欢迎以大林野火为团长的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时，赵朴初仿照俳句的“五、七、五”的格律写了几首别致的诗，其中一首诗曰：“绿阴今雨来，山花枝接海花开，和风起汉俳。”这大概就是“汉俳”一词的由来。此后，杜宣、林林、袁鹰等相继发表了一些汉俳作品。北京的《人民文学》《诗刊》《人民日报》《中国风》，江西的《九州诗文》等报刊杂志，提供了发表的园地。汉俳作为诗歌之一体，逐渐为人们所了解。到了1990年代，汉俳创作的势头有了更大的发展。例如，香港的晓帆于1991年出版了中国（恐怕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汉俳集《迷朦的港湾》，他还出版了专门论述汉俳的著作《汉俳论》；1992年大陆出版了第一部多人创作汉俳集，即上海俳句（汉俳）研究交流协会编辑的中日汉俳、俳句集《杜鹃声声》。1995年，在北京成立了以林林为顾问、李芒为主任的“中国中日歌俳研究中心”；1995年，北京的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了《俳句汉俳交流集》，该集是由日本竹笋（たかんな）俳句访华团和中国中日歌俳研究中心共同创作和编辑的。同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林林的汉俳集《剪云集》，该书于1996年4月获“井上靖文化交流奖”；1997年5月，青岛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汉俳诗人的选集，书名为《汉俳首选集》。收集了包括钟敬文、赵朴初、林林、公木、杜宣、邹获帆、李芒、徐放、蓝曼、屠岸、袁鹰、刘德有、郑民钦等三十三人的汉俳约三百首，可以说是汉俳精品的集大成的选集。林岫为此书写的《和风起汉俳——兼谈汉俳创作及其他》，论述了俳句与汉俳的关系，总结了汉俳写作在格律、季语（俳句中表示或暗示四季的字词）方面的特点。1997年后，林岫的《林岫汉俳集》，纪鹏的《拾贝集》等汉俳集也都面世。

汉俳在中国的迅速发展，是1980、1990年代中日文化交流深化的结晶。汉俳虽是一种外来诗作，但鉴于古典俳句受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所以我国有些学者、诗人并不把汉俳看成是纯粹外来的东西。中国的“汉俳”，较之法国的“法俳”、英美的“英俳”兴起得虽晚一些，但鉴于历史上中日诗歌和中日语言的特殊的姻缘关系，可以相信，汉俳作为一种新兴的诗体，在中国将会有一定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