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深的历史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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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爬梳其历史脉络，找寻其过往生存民族遗迹，希冀对盐池本土文化的形成及文化性格、特质有所凸显。可以说，现在的盐池文化风貌和历史上的民族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所以，匈奴进入盐池居住，应该对盐池的发展及社会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为盐池的一大发展关键阶段，尤其对于其文化的形成至关重要。考察盐池的婚礼、葬礼及节日等一些民间习俗，就会发现古代民族的影响之巨。

在祖国版图的中部的地带，祁连山、吕梁山、贺兰山的山子型脊柱部分，有一片荒凉而个性鲜明的土地，这就是盐池县。盐池历史悠久，因悠久而湮隐不闻，因悠久而长生不息。自公元前106年置昫衍县至今^[11]，已逾2000年。但是由于盐池一无独特的地域色彩，二无历史文化名人，故而2000余年独居长城边关，隐彰不行。现爬梳其历史脉络，找寻其过往生存民族遗迹，希冀对盐池本土文化的形成及文化性格、特质有所凸显。本文在仓促之间完成，同时所本资料极其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指正。

一、在盐池土地上生存过的民族概述

据1986年修纂的《盐池县志》所述的盐池历史大事概要可知，盐池的古代历史从秦穆公三十七年，即公元前623年开始，延续至辛亥革命。在延绵不绝的历史长河中，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经生存蕃息过多支民族。这些民族或多或少，或主动迁徙，或被迫游浪，都在盐池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与文化因素。可以说，现在的盐池文化风貌和历史上的民族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

《盐池县志》曰：“秦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余伐戎王，益国十二，辟地千里，遂霸西戎。其时，盐池县为西戎昫衍戎地。”还有，“秦始皇三十三年秦始皇遣大将蒙恬北逐匈奴，取河南地（河套黄河以南地区，包括昫衍），因河为塞，筑四十四（一说为三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在春秋战国、秦代时期盐池主要是西戎昫衍戎之地，并且已有了初始的建制。但是需要注意，秦始皇时期的临河县城的建制，统辖的属民并非昫衍戎，而是“谪戍”，其目的是要拒西戎，当时夷夏之畛域分明可想而知了。

《盐池县志》记载：“秦二世三年诸侯叛秦，秦所徙适戍边者复去，于是匈奴复渡河入河南地。”另汉初置昫衍县，“元狩二年汉在沿边五郡（亦包括盐池所在的北地郡）故塞外设五‘属国’以安置降附的匈奴部族。朝廷派属国都尉管理，而匈奴仍可保留其风俗习惯。”可知秦汉之际四五百年间，盐池一带为汉族与匈奴、羌民族的混居之地，主要为匈奴，“而匈奴仍可保留其风俗习惯”，就说明了匈奴在历史上对盐池的影响了。一是人种方面。在此地四五百年的生息繁衍，匈奴已经将盐池人完全变成了匈奴人种。其实在匈奴进入盐池之前，盐池一直没有一个民族作为主体居民，昫衍戎也仅仅是个混合状态，还有一些谪戍之人。所以，匈奴进入盐池居住，应该对盐池的发展及社会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二是社会组织与发展。秦汉时期中央政府只是将盐池作为边关与前线战场对待，几乎没有任何发展措施，所以只有在匈奴进驻并得到和平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获得发展。三就是文化。在匈奴之前，其居住的主体是西戎，西戎又称猃狁，“随畜而徙”，这样的游牧部族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组织体系，也无法形成系统独特的文化。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部中国长期处在混战状态，故而盐池的归属多有变化。盐池相继属前赵、后赵、前秦、后秦统辖。后又属北魏西安州大兴郡、西魏西安州五原郡，后西魏改西安州为盐州，《盐池县志》记载：“宇文觉篡西魏立北周。今盐池县东北部为盐州五原郡辖，西部为灵州普乐郡（今惠安堡附近）地。”^[12]前赵是承匈奴刘汉而建，刘汉就曾实行过“胡汉分治”以治“六夷”。所谓“六夷”就指匈奴、羯、鲜卑、氐、羌、乌桓。^[13]到了前赵统治时期，民族关系更加复杂，仅320年关中起义，“四山羌、氐、巴、羯应之者三十余万。关中大乱，城门昼闭”^[14]。及至后赵时期民族关系更为错综复杂，这从后赵统治者的政策就可以看出，有治理胡人的“胡汉分治”，有“镇抚百蛮”的大单于，还有“专统六夷”之官。胡、蛮、夷混杂一起，可见民族关系之复杂程度。前秦、后秦民族关系亦是如此。到了北魏时期，由于黄河流域的统一使得民族间的交往更加频繁，与西域各民族的密切交往是这一时期民族文化交流的主要特征。

隋唐时期，盐池作为与突厥交战的前线战场存在，“开皇五年隋文帝令崔仲芳‘发丁三万于朔方，灵州筑长城，东至黄河，西拒绥州，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15]。大业十三年（617年），梁师都盘踞盐池地并起事，“并受突厥可汗的封号，引突厥兵入据河南地，攻占度川等郡，依靠突厥的援助，与新建的唐王朝对抗”^[16]。突厥入据盐池大约至贞观二年（628年），梁师都被杀，唐击败突厥，复置盐州。从突厥在盐池居住的时间上来看，约为十年，影响甚微。其后党项、吐谷浑、吐蕃相继进入盐池，其中党项族占据盐池大约二百年之久，直到成吉思汗灭西夏。党项在盐池统治如此长的时间，对盐池的影响可谓巨大，这一点可以从盐池留存的古迹与民间传说可以看出。在明代，盐池成为明政府阻挡鞑靼入侵的防守要塞，筑起西起黄河嘴，东至花马池387里的河东墙，“凡草茂之地筑之于内，使虏绝牧；沙碛之地筑之于外，使虏不庐”，明军虽恃长城之险，鞑靼仍多次侵扰，“由花马池入固原、会宁等处，明官兵战死者甚多”。正德四年（1509年），“秋，鞑靼首领小王子寇延绥，寻犯花马池。总制才宽率师御之，颇有斩获。而追袭间遇小王子伏兵，中流矢而死”。在有明一代，盐池与鞑靼来往密切，时战时和，约二百年之久。到了清代，因满蒙关系较为和平，故而盐池处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状态，但是清政府仍然以边关视之。

以上就是我们通过《盐池县志》及其他一些史料勾勒出历史上盐池地所居的民族，以其居住的时间长短来判定其对盐池的影响：一是匈奴时期，匈奴入居正是盐池蛮荒之时，匈奴进入，有开垦之功。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为盐池的一大发展关键阶段，尤其对于其文化的形成至关重要。

二、盐池历史上的民族文化遗留如今之表现

考察盐池的婚礼、葬礼及节日等一些民间习俗，就会发现古代民族的影响之巨。葬礼中的口含钱，正月二十三的燎干习俗，充分地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混合杂居给盐池留下的影响。

既然最早记载口含钱习俗的是在元代，可以想见这一习俗在元之前便已形成。近人杨树达所撰《汉代婚丧礼俗考》中注意到了汉代人“饭含以玉石珠贝”^[17]，《汉书》六十七《杨王孙传》云：“王孙为欲裸葬答祁侯书云：‘鬼之为言归也，其尸块然独处，岂有知哉？裹以币帛，鬲以棺椁，支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后汉书·礼仪志》下注引《汉旧仪》云：“帝崩，含以珠。”可见在汉代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实行这一习俗的目的就是为了防腐。但是必须注意，汉代的饭含只是玉石珠贝，没有含铜钱之记载。含玉石珠贝和含铜钱之目的肯定不同，前者可以防腐，后者就没有防腐的功效，所以两者绝不是统一文化源流下的习俗。也就是说，口含铜钱有可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表达。罗丰在《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一书中详论了此问题，他依据夏鼐与小谷仲男的观点做出了一些判断。罗丰认为，“夏鼐的观点（死者口中含钱的习俗当溯源于我国的内地）无疑有非常可取的一面，但是死者口中金币的问题似乎仍然没有获得解决”。而日本学者小谷仲男则认为，“口中、手中含握货币的葬法，不属于以上情况，应该考虑是在另外思想背景下的产物”^[18]。罗丰还认为，“固原南郊粟特墓地中出土萨珊银币、萨珊金币和东罗马金币仿制品表明，口中含银币的习俗是这些人从中亚带过来的习俗”，而且“中国吐鲁番和固原、洛阳、西安等地死者含币习惯与中亚地区是一脉相承的，且有渊源关系。”^[19]那么，盐池葬俗中口含钱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至少我们知道不是秦汉以来的汉族文化，而与中亚的一些民族习俗有关。1985年夏，在盐池县苏步井乡窨子梁上发掘了一处唐代墓地，墓中《唐何都尉墓志》显示，墓主为中亚昭武九姓之一的何国人后裔。^[20]这就表明，盐池在唐代也是粟特文化的流播之地，并且其时盐池属“鲁州”，就是唐“六胡州”之一。这样我们就更能肯定盐池葬俗中的口含钱习俗与中原之礼无关，而是唐代粟特人文化在盐池的遗留。至于此种习俗有何种含义，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在盐池有一种习俗目前正受到批判，因其破坏植被、引起火灾，被称之为“陋俗”，这就是“燎干”。燎干是一种民间习俗，正月二十三之时，每家门口柴火高垒，点燃之后每人从火堆跳过，并以爆竹或盐粒扔入以求响声。据口耳相传，盐池这样的习俗有两大意义，一是求来年五谷丰登，尤其是在火焰熄灭后用锹撮起灰烬高高扬起，名之“荞麦花”“糜子花”等，以其扬起是否绚丽来判断来年该作物的收成。二是预示春天到了，“正月二十三，大燎干，抹掉帽子一身单”。这是冬春换季的一种表示。但是燎干习俗见于中国北方农村，大致在宁夏、陕西、山西、甘肃、内蒙古等地，对这一习俗的文化解释也不尽相同。陇东人认为“干”是一种怪物，燎干可以驱除这种怪物的危害，而庆阳人认为可以驱除鬼魅。

燎干这一习俗远没有民间的解释那样简单。一求丰收。燃柴跳火与丰收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一行为在仪式中表达不明朗。而且一些民间习俗中有庆丰收之举，但一定是在十月金秋收获之时。所以，正月里演绎预示丰收之仪式显得突兀，无法解释。二是表示冬去春来之含义。这一解释也无法自圆其说，正月里的盐池还处在寒冷之季，清明时节才可以称得上“换单衣”了。三是庆阳人与陇东人的说法，驱除鬼魅。按照传统解释，正月就是过年，而过年就是为了驱除“年”这个怪物，而又说燎干是为了驱除“干”这个怪物，那么一个正月里怎么可能出现两个怪物了？所以，关于燎干是驱除鬼魅的说法也不合适。燎干无疑是一种仪式，而这一仪式的核心就是火，火是探究这一仪式的重点所在。另外，这一习俗只存在于北方农村（城市不适合点燃柴火，故渐渐湮没了），而且在宁夏、陕西、山西、甘肃、内蒙古等地，范围的确定别有深意。根据之前我们对于盐池历史上居住过的民族的考察，就会发现真正对盐池历史文化起到影响作用的只有两个阶段：匈奴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的习俗中没有与火有关的任何因素，匈奴人“崇拜自然神，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和祖先”^[21]，所以需要认真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习俗。在魏晋至隋唐这一大时间段中，北方中国参加流行过一种以火为神物的宗教，就是琐罗亚斯德教。琐罗亚斯德教是基督教兴起之前在中东影响最大的宗教，是波斯的国教，传入中国后称祆教或拜火教。该教崇拜火，其一切的祭祀仪式都围绕着火进行，认为火是神的造物中最高和最有力量的东西，火的清净、光辉、活力、敏锐、洁白、生产力象征神的绝对和至善。拜火教在魏晋、隋唐时期由粟特人带入中国传播，其流播范围大致在“丝绸之路”一线，也就是荣新江所说的，粟特人“在粟特本土和中国东北的营州之间，他们在中原王朝和北方草原游牧汗国之间的夹缝地带，建立了一系列的殖民地”^[22]。而盐池恰好就处在这样的夹缝地带，并且我们也在盐池发掘到了唐代的粟特人墓葬，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燎干”这样一种用中原文化无法解释的习俗可能与拜火教之间存在着某些联系。

三、民族与老区：盐池混合型文化辨析

在盐池文化的形成中，古代民族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必须要明了，影响盐池文化形成的是混合型的力量，并不是某一民族或某一历史时段所致。历史上的民族对盐池文化的形成可以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种的构成。这一问题较为复杂，只有需要通过现代生物技术才可以知道现今的盐池人究竟成型于哪个历史时期，源于何种民族。根据文献可以猜测，应该是匈奴或粟特人影响较大。二是语言。从语言可以看出盐池人文化杂陈，爬梳历史语言的遗留。三是民间习俗。就如我们之前分析的那样，葬俗中的口含钱以及节日中的“燎疳”，都可以表达出历史上的民族文化沉淀。除此之外，盐池至今为止以牧业为主，农业为辅，这一生产方式既遵循了盐池的土地状况，也可以看出是历史影响所致。因为从盐池有史记载以来，一直被中央政府视为边关之地，也就是战场，既不重视牧业，也不重视农业。或许正是由于历史上存在过的无数个民族的影响，才使得牧业在盐池的生产结构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另外，由于这样的生产方式而导致了迥异的生活方式，盐池人的生活方式呈现典型的游牧民族的粗放特点，以羊肉为主，较少以蔬菜或水果入食。

历史上民族对盐池文化有如此大的影响，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在对盐池人的塑造，这是一种文化特质的最直接明确的表达，人的样子，就是文化风貌。盐池人所呈现出的气质与性格完全符合游牧文化熏染下的价值标准，粗犷、豪放、旷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盐池文化的形成至少需从历史上的民族影响去寻找，但是仅仅这样还不能够完全诠释盐池目前的文化形态。

盐池在1936年获得了解放，后来成为“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大约有十三年的时间，可是就这短短的十三年却对盐池文化的塑造起了巨大的影响。在这十三年中，“陕甘宁”是作为共产党政权的中心出现的，盐池就处在这一中心之内。据《盐池县志》记载，1936年10月，“中共三边特委在盐池县成立……特委领导盐池、定边、新安边三县。”1943年12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及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胜利闭幕。盐池县劳动英雄高仲和、刘占海、王科等光荣出席，并获得甲等奖，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大会宣言中提到：都要向盐池的高仲和学习，他移来一年，打盐2500驮，折合粮食130石，作到丰衣足食。”这样不厌其烦地列举史料，就是为了证明盐池在这十三年中的辉煌与不平凡。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与《解放日报》随时都会提及盐池，这对于盐池人影响至深，也是1949年之后的盐池再也无法企及的荣耀。也就是在之一时期，陕北文化进入了盐池，比如信天游、腰鼓、道情，以及一些生活习俗。这样战争年代的红色浪漫文化与战地文化给古老的盐池注入了新的活力，至今这样的红色文化还在影响着盐池人，“老区”几乎成了盐池的代名词。

在考察盐池文化形成的时候，笔者更多地注重了古代民族的转徙流播的影响，也注重了当代红色文化的重要影响。但是必须注意，作为自古以来的中国内陆腹地，盐池文化的根本基础还是赖以存在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影响至深至巨，是盐池文化形态形成的原动力与根本特质。盐池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性与民族性特色。作为区域性的盐池文化，其形成一定凸显了大文化的历史背景，局部地彰显了大文化背景的区域特征，考察民族的流播与影响即可发现。但是同时区域文化又具有狭窄的文化表现，不能彰显大文化的全部内容与特质，局限了盐池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习俗的唯一性就可以说明。就民族性而言，盐池文化具有了太多的民族个性，多民族的驻留补强了盐池文化的血液与动力。这样也导致了盐池文化习俗的复杂性，其习俗的来龙去脉与民族专属无法得到确认与甄别。这样，盐池就背负了古代民族文化与当代红色文化两样文化遗产，这也是盐池文化今后研究的主要途径与方向。就前者而言主要是挖掘历史文献，认真考释文献中关于盐池民族流播的路线与文化遗存，但是由于盐池文献记载的不完整性，需要借助于考古发掘来做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在现代的都市化进程中，盐池文化的古代性会减弱直至消失，最后只保留在面孔与些许的方言之中，红色文化由于其强有力的政治资源与实际旅游利益所致，其进一步的发展会更加强劲，并且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

（原载于《昌吉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注释】

[1]［东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卷三《愆礼》，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6页。

[2]《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3]［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

[4]周世东：《湖南出土汉代铜镜文字研究》，载于《古文字研究》第14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

[5]刘鄂培：《孟子大传》，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6]［汉］刘向：《列女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7]《韩诗外传卷第九》第一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6页。

[8]《后汉书》卷六十《马融传》。

[9]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5页。

[10]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