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四文读感

提起王安石，大家都不陌生，他的学问文章颇受时人称誉，入列唐宋八大家；他又是政治家，身为宰相，在中国中世纪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引起广泛的争议。斯人已逝，说好说坏，都已成为历史。但不管怎么说，一个人有如此丰富的经历，在历史上产生这么重大的影响，身上总有一些超越常人的品格与禀赋。和许多人一样，我对此也有很大兴趣，不过限于学识，难有系统的交代，只能将自己读过王安石几篇文章后的体会整理出来，或许能够从一个侧面映现王氏不俗的人格与见识

《三圣人》：行事应当执两从中

《三圣人》短小精悍，告诉读者前车之辙何以成为后车之鉴，人类认识的进步是如何一步步实现的，小文章说出大道理。不仅如此，短文还教会我处理疑难问题的正确方法：执两从中、避免极端。

《三圣人》实际是王安石《孟子·万章》的读感。王安石讲伊尹根据自己的处世经验认准了一个道理：治也进，乱也进；昏君也仕，明君也仕——“天下无不可事之君，无不可使之民”，只要有事做、给事做，就不要退缩、避嫌，一定去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慨然以天下自任”。伊尹很幸运，遭逢的是有道的圣君商汤，君臣相得，合力成就了中国远古时代一段辉煌的霸业。王安石显然不认可这种观点，提醒人们，伊尹之能说出“天下无不可事之君”的话，是因有明主在位。后人不懂机变，以为世事真如伊尹说的那么简单，昏君主政，照样出来谋事，“多进而寡退、苟得而害义”，帮着无道昏君干坏事，这就成了助纣为虐、彻底偏离了正道。凡事一旦向极端处倾移，社会纠偏的机制就会发生作用，伯夷的出现可说是正当其时。如果说在伊尹身上体现了欲有所为的执着，那么伯夷则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有所不为也是某些特定场合的合理选择。

伯夷信奉“治则进，乱则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讲究臣节、注重操守。纣王当政的时候，政治黑暗、天下躁动，他居于北海之滨，袖手一旁，冷静观察，说是要等河清海晏、天下大定，再出来做事。但他对周武王起兵反商却不表认同，认为那是犯上，是弑君。武王夺取政权后，他更避居山林，不食周粟、清贫自守，最后冻馁而死。伯夷的首阳之隐，历史上本有争议。在孟子看来，伐纣是诛一无道匹夫，不算弑君。同意孟子的意见，必会责备伯夷心目中缺少一根分辨正义与非正义的轴线。但许多后人不仅没能通晓孟子阐明的道理，还将伯夷的退隐向更加偏执的方向引领，于是“多退而寡进，过廉而复刻”，将个人的名节置于天下苍生之上，即所谓“处则远志、出即小草”，打着不愿与世俗为伍的旗帜，一意高蹈、拒绝入世、态度消极，罔顾黎民百姓的死活。明人吕坤也有同感，说这些人片面理解“不仕无义”，“洁一身以病天下”（《呻吟语》）。这样因缘时会，又出了个善观大势、能够因利乘便的柳下惠，以自己的行动来引导、改造因受伯夷影响而斤斤于个人名节的士林风气。

《三圣人》的重点是王安石最后的总结。他认为上面三个人的出现与他们的行为，多是“因时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真正能够体现天地正心，执两持中、正道直行的是孔子。“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于天下”，在权衡了上面各种人的行事方式的利弊后，提出了自己的处世方式，其要义是：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可以仕则仕，可以处则处。于是“圣人之道大具，而无一偏之弊矣”。这就是后人所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保持进退弃取的自由，进入了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的境界。读王安石的文章，我明白了中庸——过犹不及的道理，知道认识的进步是通过不断反思、矫正偏颇后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合理化是在环境的变化、人类实践的拓展中达成的。

《致段缝书》：忌以风闻论人

生活中天天都要与人打交道，古人在待人接物方面有不少心得体会，像待人宽、责己严，水至清无鱼、人至清无友，于事不疑处有疑，于人有疑处不疑等，说得极有道理。不过思虑深是一回事，能否实行又是一回事。读王安石致段逢的信，觉得王安石在看人、与人相处方面确有其过人之处。

段缝写信向王安石告状，备言曾巩的不是。王安石认识曾巩很早，虽然变法一事未获赞同，但从不怀疑曾巩的人品学问。再加上段缝的攻讦所据不过风闻，更不能得到王安石的响应。飞短流长、道听途说，传播流言，是社会上的恶俗。正如胡适所言：来说是非者，本身便是是非。都说“众口铄金”，谁中枪，最后都会搞得遍体鳞伤，难能全身而退，“风闻”有令人生畏的魔力。俗话说“恶莫大于言人之非”，对那些惯于搬弄是非的人一定得提高警惕，不可轻信。王安石的复信强调识别贤与不肖，应当重视自己亲身的体验与印象，没有确凿的证据不可信口乱说。刘劭《人物志》也说：“征质不明者，信耳而不敢信目。故人以为是，则心随而明之；人以为非，则意转而化之……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不知人者，以耳败目。”既然段缝仅“以所闻诋巩”，王安石为曾巩辩白，便特别说明其所依据都是“某之亲见”，耳朵与眼睛、传闻与亲见的PK，哪个更有说服力，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

王安石与人相交，并不在意对方的地位、科名，看重的只是德行与才情。他有一个名叫王令的年轻朋友，王安石认识王令时已是地方大员，而对方只是一个年轻布衣，贫穷潦倒，别人时常议论王令，数落王令的不是。王安石则在与王令的交往中感觉到了王令的才情与气度，称其“文学智识与其性行诚是豪杰之士”，认定“可畏惮而有望其助我者，莫逾此君”（《与崔伯易书》）。一个被人鄙视的落拓书生，居然成了方面大员王安石敬畏的朋友。之后他又促成了表妹与王令的婚事，当舅兄顾及时人的议论，表现犹豫时，王安石去信称自己深察其所为，别人传其行事过当，皆不足信。王令贫病而逝，王安石亲撰墓志，为这个本“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于天下”的青年才俊的早逝叹息不已（《王逢原墓志铭》）。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看人应看大节，且应于有过中求无过，不当于无过中求有过。这是王安石信里表达的另一层更深的意思。在信中，王安石称曾巩：文学论议，不见可敌；居家养亲，绝无亏行；其心勇于适道，殆不可以刑祸利禄动。既然人家大节不亏，再要说三道四，倘非恶意，就是责人以“纤完”，背离了常规。在另一篇论及看人的文章《委任》中，王安石强调看人、用人，应当“取其长则不问其短，信其忠则不疑其伪”，并说：“委之诚者，人亦输其诚；任之重者，人亦荷其重。”这就是所谓推赤心于人腹中。古来贤哲，与人交往均有相同的秉持。郑板桥说：“以人为可爱，而我亦可爱矣；以人为可恶，而我亦可恶”，话说得特别实在，将心比心，才能换来真心。郑板桥还称赞苏轼，说他虽然迭遭猜忌、历经坎坷，但他终其一生都觉得世上没有不好的人（《淮安舟中寄舍弟墨》）。史家陈寿也竭力提倡记人之善、忘人之过，唐诗“平生不解藏人善，逢人到处说项斯”，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我想爱人以德、扬人之善更能激发当事人的良知。

生活中“挟忌怨之心”“加怨”于贤者、“加怨”于能人的情形比比皆是。有的人自己口风甚紧，貌似不轻易臧否人物，却喜欢听话、传话，谤言因此“易以传也”。贤者、能人也因此容易被流言绑架。世风浇漓，王安石只好搬来圣人，说孔子“众好之，必察也；众恶之，必察也”，孟子则是“国人皆曰杀，未可也，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并得出结论，孔子、孟子之为圣人，是“其善自守，不惑于众人。而惑于众人者，亦众人耳”。人云亦云，听信流言，只是俗人。退一步说，即使别人真的有错，王安石认为，也不应遽兴问罪之师，不妨设身处地地作一点换位思考，看看是否存在可以谅宥的理由——“于罪之中有足矜者”。他认为“不循其情而诛”，那是苛求，待人一刻薄，“则谁不可诛耶？”段缝对曾巩的指责，大多含着能够矜宥的因素，且都是“既往之失”，既往之失倘若已经改过，再加深究，便背离了君子待人以宽、乐见迁善改过的恕道。近人胡适也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论人的关键大约就是持平——客观公正。

王安石的信讲识人的道理，都极在理，但他主持改革时任用小人也常为人诟病。清人方孝标曾专门著文为王安石辩护，不过我觉得方氏的辩驳理由并不充分。看来明白事理与付诸实践并不是一回事，即使是哲人，其看人的眼光也会有思虑不到的盲区。但是另一方面，王安石能够容忍反对派，不因政治原因害人，甚至与政治反对派苏轼诗酒唱和，对苏轼与秦观在文学上的表现极为赞赏，说明在接物待人方面，王安石毕竟守住了“无憾”（清人戴震语）的底线。

《风俗》：以俭制俗，祛弊除奢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这是李商隐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时一句很有名的诗。李商隐是诗人，一生沉于下僚，无法证明其政治上的才具，但他在经邦治国问题上表达的意见大多极为精当，其中出人意表、一针见血的评析往往而有。这一次，他的意见不仅合于儒家先贤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提示，还得到了宋代欧阳修、王安石和司马光等有着精深史识的哲人的认同。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讲五代政治强人李存勖初承父业时励精图治、雄姿英发，消灭了一个个强敌，得志之后，便把创业艰难全都抛在了脑后，一意享福，结果一个威名赫赫的当世英雄居然让后宫中几个专以搞笑取悦君王的伶官轻轻松松收拾了。李氏的经历正是“成由勤俭破由奢”最贴切的演绎。古人讲“饱食而思淫欲”，劳则善心生，养德、养身咸在焉；逸则妄念生，丧德、丧身咸在焉。王安石为此专门写了一篇《风俗》，文章阐述的见解与晚唐的义山遥相呼应。

《风俗》精短，直切主题，称圣君临朝必以匡正风俗为要务，认为“风俗之变，迁染民志，关之盛衰，不可不慎”。将社会风俗提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层面来认识，显示了王安石非凡的战略眼光。在对策方面，他提出了制俗以俭的原则，“君子制俗以俭，其弊为奢。奢而不制，弊将若之何？”“制俗以俭，其弊为奢”，是生活于不同时代胸有大志的政治家们的共识。曾国藩位居一品，统率几十万大军，家书屡屡以戒奢相嘱，称自己平日饮食起居严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王安石认为，“禁微者易，救末者难”；曾国藩也告诫子弟，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王、曾的意思很清楚，奢而不制，弊必泛滥，且难以救治。可见，制奢的关键是防奢。王安石还特别提到京师是风俗之枢机，四方依仿。这里士民富庶，财物毕会，难以俭率。追逐衣冠车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的世风甚嚣尘上，富者竞以自胜，贫者耻其不若，好似实现了全民总动员，崇尚奢华的习气愈演愈烈。若问弊将若休？大约必是人亡政息吧。新党旧党，只要意识清醒，对这样的奢华习气均有警惕。司马光在给儿子的家书里对汴梁社会风气的描述，和王安石文中所说几乎一模一样。不同的是，王安石说的是治国的经验，司马光则着眼于治家的法则。在给儿子的家书里，司马光说：“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士大夫家待客，需要数月准备，“酒非内法，果肴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司马光认为，俭是德的源头，侈是恶的渊薮，治家以奢，是败家之征。据此可推，治国以奢，也必是亡国之兆。有宋一朝，虽有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有识之士不断发声戒奢，但奢华之风却有愈演愈烈之势。宋徽宗喜好花石珍宝，一意诛求，终于玩没了江山。南宋只是苟延残喘的小朝廷，偏安一隅，贡献子女玉帛、称臣于强敌，明知前途艰险、吉凶难卜，仍然一意奢靡。林升诗中便有：“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感叹。

诚如王安石文章所说：“天地之生财也有时，人之为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费无穷，以有时之财，有限之力，以给无穷之费，若不为制，所谓积之涓涓而泄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贫且滥也？”很可惜，诗人的警觉未能唤回当政者的良知，北宋、南宋在歌舞升平中寿终正寝，均为王安石不幸而言中。

反观目下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已经从一个积贫积弱、常遭欺侮的穷国，变成了经济总量排行第二、实力不容小觑的大国，更有消息说六七年后中国的经济总量还将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富裕了，生活获得改善，自然无可厚非，但这几年消费观念变化之大，令人咋舌，“殚极财力僭渎以追时好”，早已经司空见惯，平日消费中，几万元一盒的月饼，十几万元一桌的酒席，屡有所闻；公家那里，办运动会、搞展览会，一掷千金，场面、气派都要争那个第一，奢华之习让人惊叹。如今当了官要么不起贪心，要是贪污，数额必定巨大。20世纪50年代受到惩处、轰动一时的刘青山，贪污赃款不过几万元，放到现在，不就是五星级酒店一桌平常的酒菜吗？

《送孙正之序》：要有主见，己然而然

“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圣人之道在焉尔。”这是王安石送友人孙正之的诗序，强调人应当有主见，读后深受启发。

人无主见，时然而然，随大流，无须动脑筋，甚至不必跟着感觉走，人皆誉之而誉之；人皆非之而非之。这样实行起来，轻松是轻松，但活着的意义却大大地打了折扣。马克思认为，人的类特性就是他的活动是自由自觉的，自己作决定、自己作选择；不作思考、不辨是非，人云亦云，何异于禽兽？马克思还说：“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靠别人恩典为生的人，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从属的存在物。”人应当有主见，该然而然，不该然不然，是是非非，悉由己定、悉从己出，虽然因此要消耗不少脑细胞，但这是人的活法。谁不想选择人的活法？

回想自己这一生，不少时间有问题也往往不经思考，众然而然、时然而然，糊里糊涂地跟随众人混日子。谢灵运有两句诗：“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口口相传，都说好。老师教我说好，朋友对我说好，自己也就一直跟着说好。到后来便成了条件反射，一提这两句诗便说好。忽然有一天，仿佛中了什么邪似的，觉得那两句诗读着有点别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说不上好。这样一想，就有了反思，觉得当初接受说好一派的意见时连一点自觉的思考也没有。觉悟之后更有了寻根问底的要求，想知道别人何以说好，好在哪里。问了几个人，回答好像都没能说出个所以然来，不能让我满意。我当然知道问道于智不能问道于盲的道理，既然智者、贤者也说不出个道道来，这以后是不是也不能跟着别人随口说好呢？

王安石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强调“术素修而志素定”，以保证己见的可靠性。己然而然，并非私己，而是以圣道为依归，正道直行。我想，术素修、志素定，再加上有时候也不妨“从众”，这样的“己然而然”，应该就是王安石希望达到的境界吧。由此可见，说好说坏，都应当出于自己思考后的判断；人云亦云，跟着别人瞎起哄，对不起造物所赐、长于肩上的那个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