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林语堂的翻译思想策略和技巧

本节是对国内外林语堂研究的文献综述，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20世纪国外与国内林语堂及其《京华烟云》的研究，接下来分析21世纪国内林语堂及其作品的翻译研究，因为从学术搜索中并未发现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外对林语堂的研究，其研究基本上还是停留在20世纪的研究成果上。对每个阶段林语堂及其作品翻译研究的特点进行分析，总结出其规律性的特征。本研究是在目前林语堂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进行，同时弥补目前研究的不足。

一、20世纪国外与国内林语堂及《京华烟云》研究

先来看一下20世纪国外林语堂研究的状况。从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包括一些博士论文以及各种期刊的文章来看，最初国外林语堂研究主要是散见于报纸杂志上的一些关于林语堂著作的书评。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对林语堂的专门研究开始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关注林语堂的生平、文化身份和现代性，或者从亚裔美国文学以及幽默文学等角度进行研究，并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目前从google学术和proquest等搜索引擎上搜索到的有关林语堂研究的博士论文共有五篇，主要是海外华人的学术论文，列表如下（表1）：

表1　国外关于林语堂研究的博士论文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Diran John Sohigian（苏迪然）的博士论文：The life and Times of Lin Yutang（1991），是第一个林语堂研究的英文著作。它是一种传记性质的对林语堂的全方位研究，主要探讨了林语堂一生各个阶段的活动及其成就，从孩提时代到成年期作为世界知名的作家和学者，到最后定居台湾直至去世的情况。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比较文学专业钱俊的博士论文Lin Yutang：Negotianting Modernity between East and West （1996），把林语堂放在中国现代性的历史文化背景中，通过分析林氏作品，从政治、审美、性别、民族身份、具有全球视野的现代民族主义等方面，探讨林语堂是如何沟通东西方现代性的。该论文是从东西方现代性沟通的角度对林语堂的研究，关注林氏在超越东西方二元对立而构建中国现代性的态度和实践上。另外钱俊博士现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又名钱锁桥，并以此名于2010年Brill Academic Pub（布里尔学术出版社）出版一部林语堂研究的专著Liberal Cosmopolitan：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沈双的博士论文Self，Nations and the Diaspora—Re-reading Lin Yutang，Bai Xianyong，and Frank Chin （1998），关注林语堂的跨文化身份而非跨文化活动，通过比较林语堂、白先勇、赵健秀三位华人作家在自我定位、对待中美文化传统的态度上的差异，指出林语堂的跨文化身份是由当时上海的半殖民地性质影响而致。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Jue Wang的博士论文Moment of Freedom from the Symbolized World—A Semiotic Study of Lin Yutang’s Depiction of Women（2005），主要是从符号学视角探讨林语堂小说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林语堂的女性观是理想中的女性既有西方女性的自由，又有中国女性的温柔贤淑。但这种理想的完美女性形象，只能在林氏的语言世界中存在。中国女性只能从林语堂的语言世界中得到片刻的自 由。

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的Fang Lu撰写的博士论文：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Images of Chinese Women in Lin Yutang’s Translations，Adaptations and Rewritings（2008），探讨林语堂在改变中国固有的负面女性形象方面的意识形态取向，以及林氏的文化和翻译策略，这是对林语堂在其英文翻译、编译和改写中塑造的女性形象的系统研究。

从以上国外林语堂研究现状的分析可以发现，从翻译角度进行的研究，以及对小说Moment in Peking的研究缺乏相应的关注。相比较而言，国内学者注意到作为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的林语堂，对小说Moment in Peking也给予一定的介绍与关注，并取得了较大的研究成果。

国内对林语堂及其小说《京华烟云》关注程度远远强于国外。因为林语堂是五四以来的大家之一，其作为思想家、散文家、小说家、翻译家、评论家、幽默大师和中国文化传播的先驱，在创作、翻译、跨文化传播等领域均取得了重大成就，对汉语语言和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国内对其评价却一度褒贬不一，其中持赞扬态度者称其为“一代哲人”、“蜚声世界文坛的中国大文豪”，持批评态度的则称之为“反动文人”、“洋奴”。其中的原因虽然不乏政治意识形态因素，但也与林语堂自身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有关。

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国内政治意识形态问题，再加上林语堂的闲适、幽默的文风不符合当时主流文学，以及林语堂本人的政治立场等原因，国内对于林语堂的研究一度陷于低迷状态。对此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已经提及：

林语堂在30年代提倡“幽默—性灵—闲适”的文学主张，遭到左翼作家和《文学》出版特刊的批评，40年代，在其言论和作品中，多次反对苏联和斯大林，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批评鲁迅、郭沫若等左翼作家，1966年又定居台湾，投靠了国民党、蒋介石。由于这些原因，其研究也就形成了“禁区”。1949年以后，在将近30年里，林语堂著作在大陆未再出版过，林语堂研究无人问津。（吉士云，1995：71）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减弱，国内学术界对于林语堂研究给予极大的热情。1987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万平近所著的《林语堂论》，是大陆第一本林语堂研究的专著，之后有施建伟、陈平原、王兆胜等从事林语堂研究。其中万平近和施建伟的研究成果较多，影响较大，虽然前者的研究政治意识因素较浓。从基于资料挖掘上对林语堂的评传研究，到后来逐渐转向对林语堂的文化观、语言观、教育观、审美观、宗教观、女性观、人生观、历史观、婚恋观、幽默观、翻译观等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出对林语堂的研究逐渐全面与深入。

与此同时，对林语堂具体作品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更多地是从文学和文艺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例如，对《赖柏英》、《京华烟云》、《苏东坡传》等小说和散文作品以及散文创作进行评介性研究或研析性专题研究。根据吉士云的统计，1995年之前对小说《京华烟云》或《瞬息京华》的研究有：万平近的《谈〈京华烟云〉中译本》（《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2期）、黄万华的《〈京华烟云〉两题》（《牡丹江师院学报》1989年第1期）、吉士云的《〈京华烟云〉和作者林语堂》（《江苏广播电视报》1990.1.20）、阿弘的《林语堂小说三部曲》（《天津日报》1990.10.26）及冯亦代的《林语堂的〈瞬息京华〉》（吉士云，1995：76）。

从这个统计上看，1995年之前对《京华烟云》、《瞬息京华》的研究，都是各具特色的评介论著，但是却可以反映出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内对林语堂作品的研究逐渐展开。

需要顺便说明的是，港台林语堂研究起步较早，从70年代后期就已经逐步展开。在资料发掘和文献整理方面的贡献颇大，公开发表了大量的回忆和传记资料，在对林语堂英文作品的翻译和出版力度上远远超过大陆方面。尤其是对小说《京华烟云》的关注和研究，台湾方面宫以斯帖的硕士论文：《林语堂〈京华烟云〉（张译本）之研究》（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80），是张振玉译本在台湾首次出版之后，最早的一篇研究《京华烟云》原著及译著的硕士论文。它切合文本进行分析，探讨了林语堂原作的创作动机、社会思潮背景以及张译本的语言艺术以及作为翻译文学的价值等。台湾地区可以利用林语堂后期定居台湾的有利条件，对林语堂及其作品展开研究，这是大陆研究所不具备的优势。

二、新世纪国内林语堂及其作品的翻译研究

整体而言，国内对林语堂及其作品的翻译研究，已发表的研究成果从2006年至今较多。其中2008年至今尤为集中，这期间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到的学术论文数量明显增多（40—50篇左右）。纵观国内对林语堂及其作品的翻译研究，体现出以下特点：

1.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林语堂翻译理论的研究成果较为显著。国内学者如程宝燕、许渊冲、范守义、陈荣东、罗选民等对于林语堂的翻译标准、翻译观、与严复翻译观的比较，林语堂翻译思想中体现的审美思想分析，以及林语堂句译观的翻译单位等探讨。

2.研究的角度日益多样化，探讨的范围日益广泛。从语言学、跨文化、互文性、意识形态、后殖民、目的论、语言哲学、审美再现、功能翻译理论等角度探讨翻译的标准、文化杂合、译者主体性、主体间性、风格翻译、翻译策略、翻译观等问题。同时，也涉及对林语堂英文创作复杂性的探讨。

3.涉及林语堂的创作和翻译文本的研究日益增多。从林语堂汉译英作品《浮生六记》、《老子的智慧》、《孔子的智慧》等，到英译《乐记》《中国传奇》《幽梦影》；林语堂英文创作的汉译，如《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风声鹤唳》《中国印度之智慧》等。

4.整体而言，对于林语堂汉译英的研究，即林语堂对中国文化典籍的英译探讨较多，而对于林语堂本人英文创作的汉译研究相对较少，并且多是依托译本的微观研究。

5.虽然研究的数量增多，但质量有待提高，真正有价值有创见的研究其质量与数量不成比例。

目前从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检索的博士论文以及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专著列表如下：

表2　国内关于林语堂翻译研究的博士论文及专著

杨柳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修改的基础上出版的专著《林语堂翻译研究——审美现代性透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从审美现代性的视角探讨了林语堂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文化策略，这是从翻译角度研究林语堂的第一篇博士论文。该书从林语堂的幽默翻译，“美译观”的翻译理论，林语堂对中国经典文化的通俗翻译，以及对高扬女性话语、消解等级观念四个方面论述林语堂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其中以“美译”来命名林语堂的翻译理论，并采用“越位”转移策略从词的“句化”现象、语篇上“复调艺术”和文化意象的“完形”三个方面分析林氏的汉译英翻译实践，例证典型，论述有力。但是，文中有些地方的论述显得游离于翻译研究或其审美现代性视角。整体而言，该书依然属于翻译家研究，偏重于林语堂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探讨，或者说是对林语堂翻译艺术的研究。

王少娣博士的论文：《跨文化视角下的林语堂翻译研究——东方主义与东方文化情结的矛盾统一》（上海外国语大学，2007），整体上属于翻译家研究，选取文化的视角对林语堂文化观的形成进行了探讨，挖掘其文化观形成的背后根源。然而，该文的副标题“东方主义与东方文化情结的矛盾统一”在落实到林语堂的翻译活动与翻译作品上体现并不明确，二者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关 系。

陶丽霞博士的论文《文化观与翻译观——鲁迅、林语堂文化翻译对比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2007），是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运用埃文·左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探讨鲁迅、林语堂的文化观与翻译观，由于二者不同的文化观，带来不同的创作观与翻译观，该文重点探讨鲁迅和林语堂翻译主张和实践的异同。由此看来，对林语堂的探讨主要还是从作为文学家和翻译家的角度，并与鲁迅进行比较。换言之，该文是从宏观的角度探讨林语堂受其文化观影响而产生翻译观，进而影响到其原作选择、翻译策略等。

冯智强博士的《中国智慧的跨文化传播——林语堂英文著译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1）主要考察了林氏的绝大部分英文著译作品，在搜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文献整理与分类，系统地考察了林语堂传播中国智慧的整个流程。对林语堂的著译思想、翻译策略（主要是汉译英）、创作策略以及林语堂的著译在域外的读者接受与反应情况进行探讨。文章涉及面较广，林语堂作为文学家与翻译家都进行了探讨。但是全文综述性较强，对于林语堂具体作品的探讨涉及较少，正如作者指出“对林语堂英文创作的研究略显单薄”（2011：210），即便略有提及，也缺乏整体性与系统 性。

何子章博士的论文《差异及对立的终结——移民英文小说汉译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涉及林语堂英语小说的汉译问题。该文把林语堂的小说创作归入移民英文小说，并对移民英文小说予以界定，讨论了这种小说创作的特点及其汉译的特点，指出移民英文小说汉译过程中最显著的特点是文化差异的终结和不可译现象的消失。但该文更多地从直译/意译，归化/异化，信、达、雅等以及比较微观的层面进行探讨，而且未能深入到具体文本的分析与挖掘。此外，该文还存在一些问题：

1.对于林语堂英文小说创作与华裔作家，如美籍华裔作家哈金、澳大利亚华裔作家欧阳昱、加拿大华裔作家蔡韦森等人的英文小说创作混为一谈，实际上林氏的创作不同于这类华裔作家的创作。

2.认为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实质上是中国文学的延伸，这种观点颇有见地，但是把林语堂的作品与其他华人作家作品一并归入外国文学，这种归类欠 妥。

3.认为林语堂英文小说的汉译是一种特殊的翻译现象，把其归入雅各布森划分的三种翻译类型中的文化内翻译，也无可厚非。但是，认为其是“一种完全意义上及部分词汇形式上的回译”则不够准确。

根据何子章博士文中使用的回译概念“将已经译成某一种语言的文本再译回源语的过程”（2009：47），在此意义上林语堂的小说作品应该是一种译作，其汉译过程才能称为回译。如此说来，则与作者认为的林氏作品是一种创作产生矛盾。由此可知，传统的回译概念或其他的翻译概念无法准确解释这种特殊翻译现象。

综上所述，有关林语堂研究的博士论文总体特点是：主要是从跨文化和审美的角度对翻译家和文学家林语堂进行宏观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没有进一步进入翻译文本的深入研究，缺乏具体细致的分析。即使一定程度上涉及林语堂文本的研究，如对林语堂英文小说的汉译探讨，在理论认识和概念表述及归类上存在一些误区。

与博士论文相比，硕士论文则更多地选取林语堂的一个具体文本，然后选择一个视角探讨该文本的翻译问题。以《京华烟云》的汉译为例，目前检索到50篇左右，多集中在2006年到2010年。从期待视野、目的论、译者主体性、描述翻译学、归化异化、顺应论、文化还原等角度，探讨文化翻译、翻译策略、文化负载词和人物话语的翻译等。翻译研究的视角多样化，但多集中在文化翻译的探讨上，关注微观上的翻译技巧较多，有待做进一步深入研究。其中，涉及《京华烟云》汉译过程中的文化还原问题的论文有：

1.吴央波的《〈京华烟云〉两个中文译本文化还原的对比研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7），在译者主体性的框架下，探讨两位译者对林语堂英文原著中各类文化成分的不同翻译，并归纳出译者未能正确文化还原的四个问题。

2.栾岚的《复译个案研究：从Moment in Peking看英汉复译的文化难点》（上海外国语大学，2007）。这里的“复译”（restoring translation）指“将用外语写就、旨在介绍本国文化的著作再译成本国文字以满足本国读者阅读需要的翻译”（2007：7）。提出译者要以读者反应为中心，复原原著中的中国文化，再现中国文化的面貌。

3.单雅娇的《〈京华烟云〉的文化回译研究：从期待视野谈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运用接受美学中的期待视野理论分析原著各种特点的成因，进而分析译者为满足目的语读者期待视野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从期待视野探讨文化回译。

4.杨小慧的《还原翻译问题探讨：以Moment in Peking中译本为例》（台湾辅仁大学翻译学研究所，2003），主要是讨论以中文为母语的作家，选择以外文创作有关中国的经验和故事，或者对西方介绍中国文化，这类题材内容完全中国化的外文文本，再译回中文时，译者在翻译上遇到的问题和处理方法。

从硕士论文的标题可以看出，对这种特殊翻译现象有不同的理论说法——“文化回译”、“复译”和“还原翻译”。其实，关于《京华烟云》汉译中的文化还原问题以及这类特殊的翻译现象，梁绿平于1994年就在《外国语》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文学作品英汉复译中一些非语言范畴的难点——林语堂〈风声鹤唳〉译后体会》的文章，根据自己亲身翻译林语堂《风声鹤唳》的实践，已经注意到这种用外语写作关于中国文化和事件的作品，在译回汉语时带来的特殊翻译现象，并称之为“复译”。以上栾岚的硕士论文的《复译个案研究：从Moment in Peking看英汉复译的文化难点》，可以说是对梁绿平理论研究的一种回应。

从以上对《京华烟云》翻译研究的分析可以看出，学界注意到林语堂英文作品的汉译所带来的特殊翻译现象，实则是译界一大幸事，是对林语堂作品翻译研究的深入。但是各种说法混乱，让人无所适从，亟须进行彻底的理论概括和说明。实际上，林语堂的小说三部曲《京华烟云》、《风声鹤唳》和《朱门》以及其他英文作品在翻译成汉语时，都属于一类翻译现象，这也正是本文要研究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