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学生爱戴的力学教授

江可宗　深受学生爱戴的力学教授

◎姜　楫

江可宗教授

江可宗（1918—1997），江西临川人，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教授。1941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土木系。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先后担任造船系力学教研室主任、工程力学系流体力学教研室主任和工程力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编著《应用力学——静力学》、《工程力学——动力学》等教材和《边界层理论》等讲义。译有《铁氏工程力学》、《工程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的发展》等名著。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力学篇》编委，曾参加《德汉水利字典》和《辞海》中有关条目的编写。他是上海市力学学会的发起人之一，长期从事力学学术团体的工作和力学科普工作。

从小热爱学习，而立之时立志教育事业

江可宗，1918年10月1日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一户富裕人家，有兄弟姐妹9个。5岁时其父到上海经商，他随全家移居上海。两年后，江可宗进入上海明德小学读书，1929年小学毕业。同年因其父中风，经商失败，全家重返临川，江可宗即进入临川辅仁中学初中学习。期间其父又病故，家庭中落。经历变故，家人要他停止学业，但年少的他酷爱读书，抱负不凡，立志尽己所能继续学业。1932年，在辅仁中学初中毕业后，15岁的他只身离家走上艰难的求学之路。他再次来到上海，考入公办的同济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读书用功，以优秀的成绩获得各项奖学金，包括江西省为本省优秀学子设立的奖学金。如此，他的学业才未中辍。1936年，他高中毕业后又升入同济大学工学院土木系学习。

1941年，他在内迁至昆明的同济大学毕业后先留校任教，怀着“工业救国”的理想，数月后转入云南省信托局担任建筑专员。翌年11月在云南受聘于军事工程委员会在机场工程处任帮工程师，曾参加修建呈贡、零陵、芷江和黄平4个机场。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工程处解散，他又先后在浙赣铁路株洲工程处和联合国救济总署湘分署转辗任职数月。

在大西南山区工作的数年中，他深感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科学技术落后、国民党统治阶级腐败和洋人对国人的鄙视。在此期间，他曾有过出国深造的机会，但他毅然放弃了这种选择，将近而立之年，决心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之路，立志报效祖国的教育事业。1947年，他重回母校附设的高级工业学校任教，先后任教导主任、校务委员等职。

1950年，他在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学校参加中国共产党。此后，由于其出色的工作成绩，高超的学术水平和不凡的组织能力，组织上多次调动其工作岗位委以重任。曾任一机部南京中技校师资训练班副主任，大连工学院副教授，又被派遣到上海参加筹建上海造船学院的工作，并任上海造船学院教务处副处长。上海造船学院并入上海交通大学后，他任船制系流体力学与理论力学教研室主任。1958年工程力学系成立，原属船制系的基础力学教研室转入工程力学系，他负责筹建流体力学教研室，任教研室主任。1962年，因院系调整，工程力学系撤消后流体力学教研室重回造船工程系。后于1978年工程力学系恢复建系并同时成立工程力学研究所，他任研究所副所长。此时，已是“六十而耳顺”的他，敏锐地意识到世界已由工业化社会步入信息化社会，培养掌握专业知识和信息知识的人才，是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他致力开拓交叉学科，开始开展生物流体力学和水下噪声学科的研究，成为该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直至70高龄退休。他从事教育工作40余年，兢兢业业，不仅在职时为所从事专业的建立和发展做出很大贡献，退休后仍关心中青年教师的成长，并继续为科研和培养研究生尽己所能。

对祖国教育事业，他情有独钟，从他以下的言辞中可见一斑：“我年轻时，中国受屈辱，危亡旦夕。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腐败透顶，人民水深火热。1949年，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中年时我深感报国有门。……一声春雷，“四人帮”垮台，小平同志复出，使我垂垂之心又萌生机，即称‘第二次解放’也难以描述内心之舒畅。只觉得自己进入老年又身逢盛世，盼望老得缓慢些，可多做几年工作。……细想一下什么叫老？老者，从高峰走向下坡之谓也，凡生长的东西就会老化。我还要如饥似渴地学习，奋力工作。……当前十分重要的是人才的培养，我有幸从事党的教育事业，为国家培育现代化所需的高级技术人才，我所孜孜以求的学科是密切结合大工业生产的现代科学，正在为走向未来信息化社会的新科学奠定基础。”

20世纪60年代流体力学教研室教师合影，后排左起第六位为江可宗先生

听他上课就像喝牛奶一样舒服

他对力学有深的造诣又博览群书、见广识博，他的讲课有口皆碑。同事们一致公认“江先生教学经验丰富，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以博著称，别具一格”。学生们比喻听他上课就像喝牛奶一样，很有营养而且很愉快。他的讲课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他善于把基本的力学原理寓于形象生动的例子中。这样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加强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讲到圆管层流的流量定律时，他就联系日常生活中为什么人在兴奋时会脸红，紧张时脸又煞白？因为脸部血管易受情绪影响而扩张或收缩，如把血液的流动近似为牛顿流体的层流运动处理，则流量与管径的四次方成正比，血管的微小张、缩使血流量大大增加或减少。又如讲授理想流体无环量的圆柱绕流时，他就联系为什么人们在冬天行路时感到耳朵比鼻子更冷的道理。诸如此类的例子举不胜举。用日常熟悉的现象，印证基本力学原理，不仅对学生当时理解、掌握知识点有很好的效果，而且这些基本力学原理，可以长时间地扎根脑海。笔者在刚刚走上三尺讲台时，曾听江先生早年的学生在时隔20几年后还清晰地复述当时先生解释角动量守恒原理与猫从楼窗摔下不死之关系。

考虑到本科生的课程设施是先学理论力学后学流体力学，因此在讲授流体力学课程时，他常联系理论力学中的基本概念进行分析比较。这样，既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又把物理意义阐述得深刻明了。他就是这样，从不采用填鸭式或灌输式的教学方法，讲课中不强调一大堆公式的推导和演算，而是着重力学定律的物理意义、力学公式中每项物理量的物理意义和内在联系。通过启发诱导的方式，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和自学能力。

他对学生态度亲切。大部分学生在初学流体力学课程时，易产生畏难情绪，他诙谐地比方道：学习犹如谈恋爱，只要真诚地爱“对象”就一定成功。流体力学吸引了许多人作毕生的追求，它的深奥抽象并没有消减它的魅力。轻松的话语可以缓解学生们的紧张心情。学生们爱听他讲课，许多学生说：“听江先生上课很有味，不会瞌睡也不会走神。”即使是对力学不太感兴趣的学生，也被他生动幽默的讲课所吸引。凡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和教师，无不觉得他的讲课，有令人茅塞顿开之感。江先生热爱教学，热爱学生，1963年搞教学改革时，他作为一位老教授又重返第一线，给非力学专业的本科生上基础力学课，深得学生好评。

工程力学系第二届本科毕业生，后为我国国防工业做出重要贡献的校友钱在棣研究员，在时隔40年后的今天，仍然记得当时江可宗教授的讲课时情景，他写道：我们在校学习期间，江先生是流体力学教研室主任。流体力学曾一度被部分同学戏称为“留级力学”，而我们被江先生渊博的学识、风趣幽默的教学、循循善诱的引导和潇洒的风度所折服，深深地热爱上了这个专业。江先生给我们讲课，从不呆板地站立在讲台前，而经常是漫步于课桌间，在侃侃讲述中时而穿插和同学的问答和对话，是一种互动式的教学模式。他讲课时，教室内从不肃穆、压抑，而是气氛融洽、和谐，听课者兴趣盎然。江先生总是把深奥的、看似枯燥无味的力学理论寄寓于通俗易懂的日常现象和知识中，由浅入深、由此及彼地讲解透彻。他从不要求我们死记硬背公式定义，而总是启发教导我们如何灵活应用基本的力学原理，去认识理解分析事物和现象。他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在流体力学专业考试中开创性地采用了开卷考试的模式，旨在培养训练和考查学生的综合分析和逻辑思维的能力。他的这种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确实让我们终生受益。

对教学理念和科学研究有远见卓识

江可宗的远见卓识，体现于教学中的先进教学理念和对自然科学敏锐的洞察力。他的教学生涯，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以如今关于教育思想讨论中的一些精神，去回顾江先生当时的教学，可以说他在那时，已自觉地在实践着一系列科学的人才培养理念。他着力提高教师素质，强调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促进“产学研结合”等。他认为只有这样，教育才有生命力，亦为教育之归宿。

60年代初，正值教研室成立初期，10来位机械、仪器、船制等非力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教研室，面临对全校本科生开设流体力学课程的任务。时任教研室主任的江可宗，亲自组织这批青年教师进修学习，开设“数学物理方程与近代数学”、“水动力学（理论流体力学）”、“黏性流体力学”3门课程，专门请数学系教授讲授数学课程，他自己讲授黏性流体力学课，每周集中学习一次，持续两个学期。除了加强基础学习外，他还在各教学环节上亲临指导，严格要求。如安排青年教师听课，跟主讲教师做助教，组织青年教师备课，对课程内容中的一些难点、重要概念和例题中的疑点，展开专题讨论。青年教师第一次讲课前都必须进行试讲，期末试卷的命题都经他审阅和盖章。他的关怀和指导，使青年教师们受益匪浅。很快地，他们都成为教学的骨干。同时也开创了教研室思想活跃、学风严谨的良好学术氛围。此外，江先生还特别强调拓宽知识面。他常说整个知识体系是连在一起的，知识结构的交叉融合，在人才成长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应该倡导多学科背景知识的学习。他自己就很渊博，通晓力学、电学等多种知识。他的这种理念，也贯穿在当时的研究生培养中。

1962年，全国高校首次由统一考试招收了1050名研究生，交大录取了23名，其中陈明义和汪磌两位学生成为他指导的第一批研究生。他本着“为祖国培养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登山队员”的目标，对研究生是严格要求。陈明义和汪磌回忆：江先生很强调要打好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要打好数学、外语和专业基础。当时由数学教研组教授专门为我们系6名研究生上工程数学课，由外语教研室主任凌渭民教授专门为我们上英语（大学期间学的是俄语）。在流体力学基础课方面，江先生要我们学英文原版经典著作，如Lamb著的Hydrodynamics及Dr.Heromaws.schliching著的Baundray Layer Theory等教材。江先生还着力培养我们的自学能力，拓宽知识面。他指定一些英文专著，由我们自己制定学习计划。我们在自学的基础上，每周六上午都要到江先生家里去，汇报学习的内容和体会。江先生一边听我们的汇报，一边看我们的英文笔记，然后提问，最后他再讲一些深入的要点和概念。这样，我们每个星期都得以接受他的一次指导，对提高我们的专业和英语水平及自学能力都有很大的帮助。江先生也注重锻炼我们的治学能力。当年，国防科工委七院在本系统举办力学研究班，请他讲流体力学，他让我俩一起去帮助辅导。江先生要求我们的毕业论文，既要有实践的要求，又要有理论上的创新。我们的论文题目有关减少滑行艇的喷溅阻力，具体是通过抽吸的方法减阻，对此要建立双驻点的滑行理论，最后还在船舶试验水池做一系列的模型试验进行验证。记得当时选题时，江先生还把我们的立题报告送给钱学森院士审阅，征求钱老的意见，并且得到了钱老的认可。从提出问题、建立双驻点滑行理论的力学和数学模型、到系列试验验证，我们在此科学研究的全过程中，接受了严格的科学训练，锻炼了能力。

“文革”前江可宗先后指导了4名研究生，“文革”结束后重新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此时他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更注重拓宽学科背景知识，在当时制定的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又增设了“自然科学中确定性问题的应用数学”、“流体中的波”、“水下噪声原理”等课程。他历来重视力学的基础性，把它比作哲学，他也更重视力学的应用性，强调力学因素在其他科学和技术领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致力于开拓交叉学科。后来，他在生物流体力学和水下噪声机理及控制两个方向上，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工作，同时指导了一批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现在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从事微循环及细胞生物力学研究的校友董澄教授，在工程力学系建系50周年时撰文写道：“我作为工程力学系1977届的学生，从上海交通大学受到的教育是我一生中非常大和非常重要的受益。将近30年前，当我在低年级时，对整个力学的领域以及它将会把我带向何方，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或完全的概念。到高年级时，何友声教授（当时我们的系主任）和江可宗教授（我当时的指导老师）把我引导到生物力学的领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虽然在国际工程科学界，生物力学已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但当时在中国它还是那么新的一门学科，在工程力学系还没有设生物力学的课程。我是在何、江两位教授的引导和鼓励下从传统的工程力学走向生物力学的领域……”

江可宗曾与当时上海医科大学的郑思竟教授联手，组建由上海医科大学牵头的“人工心瓣测试装置研制协作小组”。他亲自参加总方案的设计论证，负责该装置后负荷系统的设计指导工作。该课题研究获1987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他还提出从“无功消耗”的角度评定人工心瓣的功能的设想。经他指导的论文《人工心瓣膜功能评估的新方法》被1990年在美国圣地亚哥召开的世界第一届生物力学会议接受。

在他的教学和科研生涯中，坚持“理论研究与生产实践相结合”，这是他一贯的做法。很早他就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加强“产、学、研”的结合和互动。他借助学会活动、到研究机构作学术报告及讲课等方式“走出去”。在这些活动中，多方面的接触和交流，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寻找生产实际中关键性的力学问题，以便进行研究。他不仅自己这样做，也要求并带领教师和研究生去做，如主动去科研生产第一线调研和学习。他指导和完成的多项专题研究，都是这样出自于到第一线调研、提炼、归纳后，得出的急需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例如，涡流管功效研究、工具机床射流控制、核反应堆控制棒的运动分析、动压整球气动轴承实验分析、造船厂地下厂房射流施工理论和计算、发射器的理论计算等等。这些研究课题，不仅对解决工程实际问题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学术上有独特创见。例如，在喷气纺纱的研究中，将细纱在空气中的运动，比作极细长体的边界层问题处理；在横向曲率边界层、涡流边界层等特种边界层的研究上建树良多。

另一方面，他又请相关研究所的技术人员来校兼职讲课，曾为研究生开设“水下航行体水动力学技术”等课程，他还为他们提供办公场所，一起从事课题研究。在协作科研中他从不搞本位主义，不计名利地位，极力主张学校与研究所联合承担课题、扬长避短、分工合作，使研究过程和成果紧密结合工程需求，并尽快转化为工程成果。

他的知识渊博，在把握学科发展动向、开展学科交界层面上的研究方面显现其远见卓识。20世纪80年代初，他作为流体力学教研室信息和水下噪声学科组的学术带头人，领导该组教师和研究生承担了多项专题研究。在他的创导和直接指导下，该学科组承担的中船总公司“七五”项目获得3个部级科技进步奖。

对当时降噪课题的立项情况，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水动力学专业组成员的钱在棣研究员如今回忆道：他看准了流体动力学和水声学交叉发展的方向，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开展针对水下航行体的水动力噪声机理和控制技术研究的建议，并主动找有关研究单位商讨如何运作。这一真知灼见，得到了当时船舶总公司的高度重视，派出了国内首个以江可宗为团长，由多个相关研究单位参加的赴美考察团。在美期间，先后访问了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及有关研究机构，拜会了林家翘、吴耀祖、卞宝琦等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大师们对流体力学发展动向和水动力噪声技术发展的展望等方面的犀利目光和精辟论述对我们启迪很深。回国后经江先生的多方努力和相关单位的多次论证及组织协调，于1986年开始了一系列由部级有关单位牵头、国内相关研究机构参加的“水下航行体水动力噪声机理和控制技术研究”的综合预研课题。江先生作为总项目的技术顾问，精心指导立项的综合论证。他以其学识和心血，为开启我国水下航行体水动力噪声机理和控制技术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掌握多国语言　注重学生外语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江可宗在人才培养中的特点之一，是注重外语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是这样要求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这或许是出于他自身深切的体会。他阅读大量外文书籍、期刊，这对他敏锐的思维和活跃的学术思想的形成不无作用。为了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他给研究生讲课的教材全是外文专著，他还为力学专业本科生开设科技英语课程。“文革”后刚恢复研究生报考制度的头几年，招进来的硕士生英语基础较差（以前大多学俄语），那时好几门专业课程都采用英文专著，学习起来有困难，江先生经常鼓励他们“不要怕困难，不要怕出丑，要坚持多看、多听、敢讲、多写”，并为他们的学习提供各种方便。

他在同济大学学习时，受过严格的外语训练，谙熟德语和英语，口语流畅。他曾译有名著数本，如《铁氏工程力学》（铁木辛柯著）、《工程流体力学》（考夫曼著）、《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冯·卡门著）。这些译著在国内广为流传，受到读者和翻译界的赞赏，评价很高。他的同行、曾任工程力学系系主任的何友声院士，曾对这些译著有如下赞语：“这些译本不仅文字通顺，信达得体，且具传神传格之功。脍炙人口，堪称技术译作中的佳品。”

他具有令人钦佩的语言天赋。他在中年时因工作需要自学了俄语，并很快就能应用。曾有过这样一件趣事：20世纪70年代中，有位波兰专家来校访问，江可宗负责接待。宴请时，波兰专家问江可宗是否可用俄语交谈，回答是“可以”。可能是专家自感俄语不如对方，又问可否用德语交谈，回答是“尊便”。在后来的继续交流中，江先生娴熟的德语令对方折服。

致力学会和科普工作

1957年2月，在钱学森、周培源、钱伟长、郭永怀等著名力学家的共同倡导和组织下，成立了中国力学学会，江可宗是第二届理事会理事。1959年9月，上海市力学学会成立，他是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曾任筹委会秘书长。学会正式成立后，他历任第一届理事会副秘书长，第二、三届理事会秘书长，第五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他认为应该为力学学会各个岗位上各个年龄层次的力学科技人员提供畅所欲言、阐述学术思想的场所，这样可以沟通信息，加强学术交流，促进力学的发展和推动力学为生产建设服务。因此他对学会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

在上海市力学学会初创时期，他做了许多的工作。1960年，在他的直接领导和主持下，学会响应中央关于大力发展业余教育的号召，创办了上海市业余力学学院，他担任学院教务长，亲自主持教学工作。该学院从上海60多个生产、设计研究单位，先后吸收了近200名在职干部入学，分固体力学和流体力学两个专业。从1960年至1966年先后毕业了两期学生，通过学习把中专、高中文化程度的干部，培养达到全日制高等工科院校所具有的大专力学水平，为培养扩大力学专业队伍做出了贡献。当时，学会又创办《力学译丛》期刊，他是主编，负责主持该杂志的全面工作。《力学译丛》出版了20多期，及时报道国外力学研究动态和学术水平较高的文献，深受我国力学界人士的喜爱，杂志的水平在国内享有盛誉。

“文革”中，学会被迫停顿所有活动。1976年以后，上海科技界与国外交往合作出现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新局面，国际学术会议十分活跃。1978年7月，上海市科协主办的美国核弹头公司顾问教授学术座谈会在锦江饭店举行，由江可宗教授主持。主要内容为：流体力学计算分析；边界湍流模式及应用；航空工业发展的现状。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的50多人参加座谈交流。1979年，上海市力学学会重新恢复工作，此时江可宗已逾花甲，但他对学会工作的热情不减当年。作为理事会秘书长，他积极贯彻市科协和学会理事会的决定，在学会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开展交叉和边缘学科的学术交流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1980年，学会创办《上海力学》季刊杂志，他任副主编。

1982年，时任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著名力学家钱学森，在北京京西宾馆会见江可宗和戴宗信时，专门讨论了关于科普工作的问题。1983年，上海市力学学会受中国力学学会委托，在上海成立中国力学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江可宗出任主任委员。在他领导下，科普工作面向社会、面向中学生举办力学科普征文、力学竞赛、全国中学生力学科普夏令营等活动。他还在各种会议上多次呼吁力学工作者不仅要多写论文专著，还应多写科普文章，要激发青少年爱科学、实践科学的积极性。1989年，72岁高龄的他还亲赴新疆指导全国首届少数民族中学生力学竞赛活动。这项活动得到国家民族委员会的肯定。

学会工作充分体现了江可宗的组织才能和对力学的热爱。他学术思想活跃，善于发现和乐于扶持新事物，对青年一代科技工作者关怀备至、热情扶助，深受力学界同行的敬爱。1991年，上海市力学学会第六届理事会授予江可宗荣誉证书，以表彰他长期从事学会工作和对学会工作做出的贡献。江先生逝世时，《上海力学动态》上的悼文写道：“多少年来，上海市力学会在普及力学知识、发展力学学科水平、发挥力学在生产建设中的作用方面所取得的较好成绩与江可宗教授对学会的正确领导和组织是分不开的。他在上海市力学会的创建和发展壮大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学长和师长的风范长存

江先生秉性耿直，敢言，有强烈的正义感。他在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学校任教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反动派钳制言论、封锁报纸，激起他的反抗情绪。他同情革命，关心解放战争的军事形势，并自发地在教课时启发学生迎接解放军。当时有这样的一份文字材料写道：“解放前校内教员一般比较落后，对当时学生的反蒋群众运动大部分采取不管或阻凝的态度，唯有江可宗先生经常向同学们解释时事形势介绍解放区之情况片段，对当时群众思想起一定的启发作用，并因此而受到校长的威胁……他的分析能力很强，理论和政治水平也很有基础，自修科学的修养是非常好的。在学校中有100%的群众威信，大家对他很敬佩。群众关系很好，待人很谦和。”

他平易近人，熟悉他的人或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对他的和蔼可亲留下深刻印象。研究室的同事们记得与他无拘无束讨论问题时，他用右手在脑袋上划圈抚摩的姿势，记得他与后生们下围棋时专注得可爱的神情，记得下厂劳动时他与青年教师一起睡地铺的情景。学子们记得：每次到他家接受辅导，他都让家人泡茶，有时还留在家里吃中饭，时间长了就像到自己家一样，师生感情深厚。学会的同仁说：江教授人品高尚，为人和善，乐于助人，善于团结会员，深受会员们的信任和爱戴。

1989年，江可宗（前右3）赴新疆参加全国首届少数民族中学生力学竞赛时与评委们合影

他诲人不倦，对培养和提携后生学子不遗余力，善于谆谆诱导且百问不愠。他不仅以独到的教育艺术把精湛的学识毫无保留地传授于人，而且关心学生思想品质的养成和日常生活。学子们反映：“江可宗教授是共产党员，他经常鼓励我们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要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要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做贡献；为人要正派，要诚信，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气质，要勤奋努力，讲团结。江可宗教授常常给我们讲大师们的成长和贡献，尤其是讲钱学森同志的高尚人品、爱国精神和杰出贡献，使我们深受教育。”

江先生做事认真。笔者有一次在校报上读到庄琦老师写的一篇佳作，题为“杨槱院士曾经的阅历”，其中提到江可宗的名字，读后深有感触，摘录有关内容如下：最近，因接受一项任务，我一头扎进包兆龙图书馆的9楼书库去探寻20世纪初上海交大图书馆的发展轨迹，不经意间，当我抽出一本图书中的外借书根卡，一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出于一种崇敬的心理，在翻查图书的过程中，我发现一张由读者江可宗1965年填写的一张外文图书的借书索书条，填写得工工整整的。这马上使人联想到：在那个年代，借书首先要到卡片目录柜里去查找，然后填写索书条，再交给图书馆的管理员（跑库员）到书库里提取，整个过程费时费力。有时递交索书条尚需排队等候，常常还无功而返。可想而知，那些前辈们在做学问上所耗费的精力就不难想象了。

江先生淡泊明志。他当年的学生，曾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省长，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的陈明义还回忆道：“1994年，我担任福建省省长，江先生知道后非常高兴，他为我题写了4个字——“惟善是与”，鼓励我要为人民做善事、好事，而且每做一件事都要尽善尽美。”他还说：“这4个字我至今一直记住，努力实践。”其实，江先生的题字也正是他自己一生所奉行的做人准则。

江先生是深受学生尊敬和爱戴的师长。陈明义在江先生的追悼会上的唁电代表了广大学子的心声：“缅怀老师一生，致力科学研究，悉心人才培养，献身教育事业，富有成果，建树良多。他治学严谨，精益求精，孜孜以求，在学术理论研究和科技成果应用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探索。他因人施教，诲人不倦，谆谆善诱，以独到的教育艺术把精湛的学识毫无保留地传授于人。他为人师表，嘉言懿行，淡泊明志，用自己的敬业精神和爱国情操感召莘莘学子，展示了学者和师长风范。他的一生令人钦佩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