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办小学

二、大学教授办小学

（一）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开学了

1896年1月，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开学。

“芝加哥大学部允许这所学校教师的子女免除一百美元的学费，除外，并没有提供更多的财政资助。在这所学校所存在的七年半时间里，一些朋友和赞助人对它的支持，超过了大学部。”^[6]

当然言下之意就是，这个办学经费更多来源于自筹，而基础教育是只见投入不见产出的一个行业。显然，这个经费的压力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了。我们不得不承认，教育是理想的事业，但是当它触及现实，它自身就变得格外现实。之所以要说出这点，是因为它直接影响着教育改革的进程。

学校的校舍是租用了一所私人住宅，当时只有16名学生，两位负责人。学校虽小得“可怜”，也许连学校都称不上，但其难度是比维持一所上千人的学校还要大。因为我们不能否认其中的意义，它是在做一件开创性的事业，为了新的教育目标，教育理念、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等等，都要推倒重来。

学校先是选在一所私人住宅，后来发现场地太小，就迁到一个叫“旧南方俱乐部”的地方，后来又迁到一所老住宅，从外观上，根本难以引起世人关注。当然，估计也没人会意识到，这所学校后来会成为世界闻名的实验学校，并成为被载入教育史册的“经典之作”。

如果不是因为办学思想，不是因为史无前例的实践创新，想必这所学校和当时的很多小学校一样，在历史上了无痕迹。

每一个热爱教育事业的人，当对眼下的学校教育不满时，往往会产生“真想自己办一所学校”的冲动。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承认，办一所学校是何其不易。关于这一点，我们每一位曾经筹办过新学校的校长想必都有深深的感触。

要创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实验学校，这完全不是我们现在一些冠名为“实验学校”的学校，仅仅靠一些特色班或几节外语课就可以成行的。杜威要办的，不仅仅是学校，而且是没有模板、无法借鉴的学校，其教育理念、课程设置、教学形式，较之于当时的传统教育而言，可以说难度极大。

这种实验也不是搞一家化学或者物理实验室，因为学校面对的是“人”，是“未成年人”，可塑性极强，稍有不慎，就可能把孩子引往不对的方向了。实验室里的成功或者失败是常事，但有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当做实验品？有谁愿意把可能事关一生幸福的岁月作一个“赌注”？

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在1896年1月开学后，头六个月是定为“试误”阶段，主要明确哪些事是不该做的，下半年10月算是正式开学。

（二）不可或缺的力量

值得庆幸的是，并不是只有杜威有改革教育的想法，他有不少的同道者。杜威担任着芝加哥大学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的系主任，后又担任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他的同事们，不少是当时或者是后来学术界的思想领袖和学术权威，同样对儿童成长颇有研究，也很乐于把研究成果和儿童分享。这个实验的构想应该就是他们这些专家们经常交流的结果。

芝加哥大学许多研究人员和教育系的大部分师生也参与了这个实验，这些师生需要一个实践的场所，他们相信通过在芝加哥的专业学习，自己比当时很多学校的教师更有理念与能力，这些人成为杜威教育在改革中的最大支持力量。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生源问题。一些家长显然对杜威这些专家们深怀期待，对芝加哥大学这块“金字招牌”充满信心。对于传统教育存在的明显弊端，一些家长也深深感觉到了。出于对芝加哥城学校教育的异议，这些家长迫切希望他们的孩子能读更好的学校，能获得更合适的教育，他们期待孩子能成为这场教育改革的受益者。

既然是实验，会有成功，当然还会有失败，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把孩子送到这所学校来的家长还真是勇气非凡，对此真是令人佩服。当然，从一开始16人的人数，除去教师的孩子，说明当时一开始学校没什么知名度，而更重要的是，人们虽不满传统教育，但是对芝加哥实验学校这个新生事物还处于观望之中，谁都不敢轻易拿自家的孩子来做尝试。

但无论怎样，梦想已经启动了。

当然，这样的实验学校也会让人充满信心，毕竟背后有强大的芝加哥大学专业力量的支撑，创办者杜威已有了对新教育的全面思考与设想，而杜威自己的孩子，也有其他老师的孩子就在这所学校，这个事实就是家长们的一颗“定心丸”。

之后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学校发展得很快，师生数不断增加，校舍也不断搬迁，人数从最初的16人增至1903年的140人，教师则从3人增加到23人，助教（大学研究生）达到10人。^[7]虽然从现在的眼光看来，依然还是超级小规模的学校，但是教师、学生、家长对此的投入是无与伦比的。

为了办好学校，杜威虽有足够的底气，但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改造学校不仅需要理论的支撑，关键在于这个理论该怎么落实到学校的方方面面。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这个转化的过程是特别有难度的。

很多教育改革设计得很好，业界与舆论也是一致叫好，但是转化到实践层面，不是变形走样就是消失不见。这里面因素很复杂，也说明教育不是工业生产流水线，可以保证生产预定的标准件出来。

为了少走弯路，尽可能多地考察与自身改革理念相近的新型学校是必需的。在办学过程中，杜威考察了大量的学校，不断地学习与调研成为杜威工作的一部分。在20世纪初，美国的进步教育运动中出现了许多新型学校，这些学校无论在教学目的、教学计划和教学模式上都有明显的多种多样性，杜威对这些学校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杜威和他的女儿合著的《明日之学校》，就是对当时这些正在实验中的有代表性的新型学校所作的记述与剖析。

实验学校可以说是一流专家领导的一流学校，师生比率是“一个教师对四个学生”，基本享受了和大学里导师带研究生差不多的待遇。大学提供专家指导、计划和教学监督等方面的便利，不仅师资力量强大，而且大学其他各系教师也时常对儿童进行专业方面的谈话。显然，这里学生所获得文化熏陶的深度，那真不是一般学校所能比的。

这所学校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很多人赶来参观并感到震惊，芝加哥的报纸不止一次地对此作了报道。这个教育改革犹如在平静的湖里丢下大石头，湖里已经不是层层涟漪而是水波激荡。

杜威经常在实验学校进行调查研究，他回忆说，实验学校这种个人接触对他思想上的影响，比阅读书本所得的更多。他的《我的教育信条》、《学校与社会》、《儿童与课程》等重要著作都是在那个时期写成的。

这个实验既是大学的，是校长的，也是教师的，更是家长共同的实验。学生也不是被动的，而是与杜威一起探索的主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所学校产生了一个真诚的愿望，即与儿童共同创造一个教育经验，这个教育经验甚至比最好的现行教育制度所能提供的教育具有更大的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