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1897—1986）, 安徽桐城人，著名美学家。
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都没有一读的价值。你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你须慎加选择。你自己自然不会选择，须去就教于批评家和专门学者。我不能告诉你必读的书，我能告诉你不必读的书。许多人尝抱定宗旨不读现代出版的新书，因为许多流行的新书只是迎合一时社会心理，实在毫无价值。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的书才有永久性，才值得读一遍两遍以至于无数遍。我不敢劝你完全不读新书，我却希望你特别注意这一点，因为现代青年颇有非新书不读的风气。别事都可以学时髦，唯有读书做学问不能学时髦。我所指不必读的书，不是新书，是谈书的书，是值不得读第二遍的书。走进一个图书馆，你尽管看见千卷万卷的纸本子，其中真正能够称为书的恐怕难上十卷百卷。你应该读的只是这十卷百卷的书。在这些书中间，你不但可以得较真确的知识，而且可以于无形中吸收大学者治学的精神和方法。这些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其他像“文学大纲”“科学大纲”以及杂志报章上的书评，实在都不能供你受用。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不如读一部《国风》或《古诗十九首》；与其读千卷万卷谈希腊哲学的书籍，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
你也许要问我，像我们中学生究竟应该读些什么书呢？这个问题可是不易回答。你大约还记得北京《京报·副刊》曾征求“青年必读书十种”，结果有些人所举的十种尽是几何代数，有些人所举的十种尽是《史记》《汉书》，这在旁人看起来近似于滑稽，而应征的人却各抱有一番大道理。本来这种征求的本意，求以一个人的标准做一切人的标准，好像我只欢喜吃面，你就不能吃米，完全是一种错误见解。各人的天资、兴趣、环境、职业不同，你怎么能定出万应灵丹似的十种书，供天下无数青年读之都能感觉同样趣味，发生同样效力？
我为了写这封信给你，特地去调查了几个英国公共图书馆。他们的青年书品部最流行的书可以分为四类：（ 1）冒险小说和游记。（2）神话和寓言。（3）生物故事。（4）名人传记和爱国小说。就中代表的书籍是凡尔纳（Verne）的《八十日环游世界记》（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和《海底两万里》（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笛福（Defoe）的《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仲马（Dumas）的《三剑侠》（Three Musketeers），霍桑（Hawthorne）的《红字》（The Scarlet Letter）和《丹谷闲话》（Tanglewood Tales），金斯莱（Kingsley）的《希腊英雄传》（Heroes），法布尔（Fabre）的《鸟兽故事》（ Story Book of Birds and Beasts），安徒生（Andersen）的《童话》（Fairy Tales），骚塞（Southey）的《纳尔逊传》（Life of Nelson），房龙（Van Loon）的《人类故事》（The Story of Mankind）之类。这些书在外国虽流行，给中国青年读，却不甚相宜。中国学生们大半是少年老成，在中学时代就欢喜煞有介事地谈一点学理，他们——你和我自然都在内—— 不仅欢喜谈谈文学，还要研究社会问题，甚至于哲学问题。这既是一种自然倾向，也就不能漠视，我个人的见解也不妨提起和你商量商量。十五六岁以后的教育宜注重发展理解，十五六岁以前的教育宜注重发展想象，所以初中的学生们宜多读想象的文字，高中的学生才应该读含有学理的文字。
谈到这里，我还没有答复应读何书的问题。老实说，我没有能力答复，我自己便没曾读过几本“青年必读书”，老早就读些壮年必读书。比方在中国书里，我最欢喜《国风》《庄子》《楚辞》《史记》《古诗源》《文选》中的书笺，《世说新语》《陶渊明集》《李太白集》《花间集》《红楼梦》等等。在外国书里，我最欢喜济慈（ Keats）、雪莱（Shelley）、柯勒律治（ Coleridge）、白朗宁（ Browning）诸人的诗集，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七悲剧，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Hamlet）、《李耳王》（King Lear）和《奥塞罗》（Othello），歌德的《浮士德》（Faust），易卜生的戏剧集，屠格涅夫的《处女地》（Virgin Soil）和《父与子》（Fathers and Children），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Crime and Punishment），福洛伯的《布华里夫人》（Madame Bovary），莫泊桑的小说集，小泉八云关于日本的著作等等。如果我应北京《京报·副刊》的征求，也许把这些古董洋货捧上，凑成“青年必读书十种”。但是我知道这是荒谬绝伦的，所以我现在不敢答复你应读何书的问题。你如果要知道，应该去请教你所知的专门学者，请他们各就自己所学范围以内指定三两种青年可读的书。你如果请一个人替你面面俱到地设想，比方他是学文学的人，他也许明知青年必读书应含有社会问题科学常识等等，而自己又没甚把握，姑且就他所知的一两种拉来凑数，你就像问道于盲了。同时，你要知道读书好比探险，也不能全靠别人指导，你自己也须得费些功夫去搜求。我从来没有听见有人按照别人替他定的“青年必读书十种”或“世界名著百种”读下去，便成就一个学者。别人只能介绍，抉择还要靠你自己。
关于读书方法，我不能多说，只有两点须在此约略提起。第一，凡值得读的书至少须读两遍。第一遍须快读，着眼在醒豁全篇大旨与特色；第二遍须慢读，须以批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第二，读过一本书，须笔记纲要精采和你自己的意见。记笔记不但可以帮助你记忆，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细，刺激你思考。记着这两点，其他琐细方法便用不着说。各人天资习惯不同，你用哪种方法收效较大，我用哪种方法收效较大，不是一概论的。你自己终久会找出你自己的方法，别人决不能给你一个方单，使你可以依法炮制。
你嫌这封信太冗长了罢？下次谈别的问题，我当力求简短。再会！
你的朋友，光潜。
论青年读书风气
朱自清
《大公报》图书副刊的编者在“卷头语”里慨叹近二十几年来中国书籍出版之少。这是不错的。但他只就量说，没说到质上去。一般人所感到的怕倒是近些年来书籍出版之滥，有鉴别力的自然知所去取，苦的是寻常的大学生中学生，他们往往是并蓄兼收的。文史方面的书似乎更滥些，一个人只要能读一点古文，能读一点外国文（英文或日文），能写一点白话文，几乎就有资格写这一类书，而且很快写成。这样写成的书当然不能太长，太详尽，所以左一本右一本总是这些“概论”“大纲”“小史”，看起来倒也热热闹闹的。
供给由于需要，这个需要大约起于“五四”运动之后。那时青年开始发现自我，急求扩而充之，野心不小。他们求知识像狂病，无论介绍西洋文学哲学的历史及理论，或者整理国故，都是新文化，都不迟疑地一口吞下去。他们起初拼命读杂志，后来觉得杂志太零碎，要求系统的东西，“概论”等等便渐渐地应运而生。杨荫深先生《编辑〈中国文学大纲〉的意义》（见《先秦文学大纲》）里说得最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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