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作为一个话语的智识合法性

第一节 文化产业作为一个话语的智识合法性

（一）理论图谱

一．总论

本章节内容主要涉及文化产业作为一个话语的智识合法性问题，具体而言分为理论研究与政策表达两个层面。

就理论研究层面而言，需要追根溯源，厘清发展脉络，一方面认识到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等在文化产业理论自觉之路上所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以兼容并包的态度对待后来学者从不同角度作出的侧重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理论探索。

就政策表达层面而言，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一体化进程越来越快，文化产业被世界各国提升为国家战略，与此相应的，各方面的政策支持纷纷出台。中国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走出了一条从物化的技术提高到对信息化过程的重视，最终上升为具有智识层面的市场化运作的话语路径。

因此，本章节内容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属，第二部分是文化产业实践的内在要求，第三部分是小结。基本框架如下^[1]：

图2-1 文化产业作为一个话语的智识合法性基本框架图

1．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属

（1）概述：文化产业理论自觉之路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流露出了他的“大生产力”观，肯定了生产力中包含着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两种生产力。并且，第一次把“文化艺术”与“工业活动”联系起来。当艺术家加入了生产行列，为了大量“出卖”而制造商品，那么文化产品就被工业化了。

其实，19世纪以来，声、光、电、热等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文化领域的应用，人类已经开始了文化的生产实践和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但是我们知道，溯及20世纪30年代， “文化产业”一词及其理论研究才真正出现。这又使我们不得不回归到法兰克福学派的那场争论。总的来说，“文化工业/ 文化产业”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几乎成了一个贬义词，他们的定义是消极的^[2]，与本雅明强调自由，认为艺术品的复制可以把艺术从宗教仪式的古老传统中解放出来的定义大相径庭^[3]。这也引发了二战以后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盛行于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关于大众文化研究的学术思潮。美国大众文化的重要理论家与实践者约翰·菲斯克提出“两种经济”理论，是专为大众文化研究提出的富有建设性和现实意义的新理论。所谓两种经济，一是“金融经济”，一是“文化经济”，理论根据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商品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理论。费斯克以电视为例，提出电视节目作为商品，生产和发行中就会产生这两种平行而且共时的经济系统。其中“金融经济”注重的是电视的交换价值，流通的是金钱；“文化经济”注重的是电视的使用价值，流通的是意义、快感和社会认同。他把“文化经济”作为区别于“金融经济”的特殊现象加以经济学的解释，对文化产业的基本特征、文化的产生、消费及其价值进行了说明，要求对大众文化的分析应“双重聚焦”：一方面分析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内容，揭示大众文化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稳定现存秩序、控制大众的作用和机制；另一方面分析读者观众对大众文化的接受特征，研究大众如何与现存的制度打交道，如何阅读文化商品所提供的文本，又如何利用文化商品这一材料资源创造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菲斯克的理论另辟蹊径，较为独特，为文化产业理论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二战以后，人类开始进入第三次科技革命时期，就是发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智能生产力时期，世界经济中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如果说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是以经济生产与文化艺术的对立、分离为特征的话，那么智能化生产的重要特征便是“文化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文化化”。所谓经济的文化化，是说现代经济发展中文化的、科学技术的、信息的，乃至心理的要素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文化化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它代表着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社会需要不断提高。在基本的物质需要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即使物质层次上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地与文化结合起来了。今日的主流经济学已在大力关注知识、信息、文化乃至人的心理。总之，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趋向。文化与经济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相辅相成，形成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

当代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尔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大形态，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文化资本的基本概念，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资本理论。文化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具体化的文化资源，本质则是人类劳动成果的一种积累。他将文化资本理论运用于经济学领域是一件有益而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这不仅对经济学家们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启示性作用，而且也便于经济学家从与经济学理论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如经济与文化资源的合理分配问题，由文化因素所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以及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并为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社会科学家们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此外，布尔迪厄还提出了自己的文化消费理论，他认为文化商品可分两种“生产场域”，一种是“限定的生产场域”，另一种是“大规模的生产场域”。前者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圈内人为主，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后者生产者与消费者不同，消费者主要是社会大众；前者居于文化商品生产的主导地位，并且被后者所推崇，但是后者具备将文化资本转变为经济资本的更大空间。

总之，伯明翰学派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一大批学者分别从各自领域在文化、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道路上继续摸索前进。

（2）文化产业应用理论的探索

所谓“文化产业应用理论的探索”，是指与各国文化产业实践、文化产业政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侧重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探索 。

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突飞猛进，人们对文化产业的态度已然发生了重大改变。20世纪80年代，当文化被视为整个社会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时，被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执否定态度的文化产业开始获得新的积极意义。以下内容简要选取四个角度介绍：

A．精神经济

1985—1987年，作为我国最早研究文化产业的学者之一，李向民先生在国内首次提出并阐述“精神经济学”理论，受到钱学森、蒋学模等老一辈学者的高度评价。他的专著《精神经济》一书比较清晰地阐明了这个概念的含义：“随着世界新的技术革命浪潮的兴起，物质财富的生产必将呈基本饱合和相对过剩状态，精神产品生产再生产的规模将不断扩大并吸引更多的资源向其集中，智慧、知识和情感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以精神产品生产为龙头的新兴产业正在逐步成为新的经济生长点，人类面临一个新的时代—— 精神经济时代。”在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已极大丰富的时候，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都已获得较大提高，其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人类需求等级的提高。除了少数相对贫困的地区和群体外，人们正越来越关注高层次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技术、设计和品牌将成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重要内生变量。这种以精神因素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形态或阶段，就是精神经济。

B．创意产业（经济）

90年代，一个比“文化产业“更新的概念——“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被提出来。1997年5月，英国新任首相布托尼·布莱尔为振兴英国经济，提议并推动成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Creative Industry Task Force)。这个小组于1998年和2001 年分别两次发布研究报告，分析英国创意产业的现状并提出发展战略。1998年，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在出台的《英国创意产业报告》中首次对“创意经济”进行了定义，将其界定为“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那些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可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经过约翰·霍金斯等的丰富完善，创意经济已形成以“3T”要素即“创意人才 (Talent)、技术(Technology)和包容(Tolerance)”为核心的新兴理论。

C.体验经济

几乎与此同时，1998年美国经济学家B•约瑟夫•派恩与詹姆斯•H•吉尔摩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撰文《欢迎进入体验经济》，随后又于1999年出版《体验经济》一书，对体验经济进行论述，阐述入类已经进入了体验经济时代。派恩和吉尔摩把“体验经济”解释为一种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以消费者为中心，创造能够使消费者参与、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的经济形态。体验经济的典型特征是：消费是一个过程，消费者是这一过程的“产品”，当过程结束时，记忆将长久保存对过程的“体验”。消费者愿意为这类体验付费，因为它美好、难得、非我莫属、不可复制、不可转让、转瞬即逝，它的每一瞬间都是一个“唯一”。体验经济所追求的最大特征就是消费和生产的“个性化”。在体验经济时代下，旅游需求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从旅游消费结构看，产品中情感要素的比重逐渐增加；从消费的内容看，个性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受到游客的亲睬；从追求的价值目标看，旅游者从注重产品本身转移到注重接收产品时的感受；从旅游的体验看，旅游者从追求单一体验转移到综合体验。

D.其它视角：生态学

视角是多种多样的，有意思的是，20世纪中叶以来，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化、文化（创意）产业的例子也屡见不鲜。不仅引进了不少新颖名词，形成了许多特色理论与研究方法，还具有一定的跨学科意义和现实指导作用，如生态文化学理论、组织生态理论、生态位理论等。以组织生态理论为例，它将生物学基本原理应用到对产业成长、企业行为的分析中，能够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创意产业的成长、演进进行深入探究，通过构建适宜的生态环境来培育或激发创意产业的创新能力，为制定创意产业发展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2.文化产业实践的内在要求

促进和实现文化产业发展，不仅是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属，而且是文化产业实践的内在要求。

(1)发展文化产业被提升为国家战略

从国际角度看，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墨西哥城召开“世界文化政策大会”，明确把“人文—文化”发展纳入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一体化进程，并把推动文化发展当作各国政府面临新世纪所应当作出的承诺；1997年，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世界文化发展10年(1988-1997)》提出，要提高对全球人类共同体的“人文—文化”关怀，进一步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的融合。

从国家角度看，基于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文化产业带来的经济、文化、政治利益，面对文化和文化产业激烈的国际竞争，世界各国不仅已经把文化发展作为国家战略，而且把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力图通过发展文化产业获得新的比较优势，提升国家竞争实力，掌握竞争主动权。如日本、韩国实施“文化立国”战略，新加坡把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举国战略等。

(2)各国纷纷对文化产业提供政策支持

从国际背景看，1998年，联合国文化与发展委员会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促进发展的文化政策” (Cultural Police for Development)的政府间会议，敦促各国“设计和出台文化政策或更新已有的文化政策，将它们当作可持续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各国看，各个国家基于各自战略的实施，普遍为本国文化产业提供支持，特别是运用政策促进本国文化产业加速发展。如，美国采取自由主义政策，放宽对文化产业的管制，实行投资主体多样化，支持文化企业面向全球市场实行商业化运作，其中，联邦政府给予直接资助、税制优惠式的财政支持，同时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杠杆鼓励各州、各企业以及全社会对文化产业进行赞助和支持；英国则实行出口推广、教育、技能培训、协助融资、税收减免及开放规则、保护知识产权和容许每个地区保留本地文化发展的自主权等政策措施，进行引导和调控；日本政府设立公共支援制度，通过政策投资银行的融资、债务担保和奖励、表彰等，向公司提供资金保证和激励；法国用巨额的政府支出来保护文化发展，通过文化产业信贷、建立文化合同制进行扶持和庇护；德国给予税收和立法上的支持；韩国通过税收、基金、法律提供支持。

(3)中国的举动：政府政策实践的话语路径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90年代“知识经济”在中国的传播，到21世纪初政府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反映了政府政策实践的话语路径，从物化的技术提高到对信息化过程的重视，最终上升为具有智识层面的市场化运作。

A.21世纪中国文化产业的战略地位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并将其上升到增强综合国力的战略高度。“文化产业”一词的提出，既遵循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话语构成规则，又参与了中国市场经济总体话语实践及其对现实的建构。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文化软实力”也走进中央决策，成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部署的一个新视点。如何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已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之一；从软实力的高度推进文化建设，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2009年7月22日，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个重要的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国家将重点推进的文化产业包括：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

B.文化创意产业“全国开花”

无庸置疑，文化产业是投资回报最好的行业之一。根据英国创意产业之父、国际创意产业研究专家约翰•霍金斯的测算，核心的创意产业能够带来近三万亿美元的产值，每年增加百分之七十左右，是传统制造业增长的若干倍。

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装上“创意引擎”，北京、上海、浙江、广东、云南、重庆、四川、河南、山西等无论东中西部各省市均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的目标，至于各类“文化创意产业论坛”、“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文化创意研究院”更是数不胜数。

3.小结

总的来说，文化产业是新兴的朝阳产业，在新世纪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能够承载产业结构调整的高级化，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业; 能保障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是解决广大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载体，是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有效途径。

作为一个话语，从一批学者的理论研究到各国政府的施政行为，可以说文化产业实现了以言行事，以言取效的结果。其理论轮廓的逐步明晰与制度事实的逐步构成，表明越来越多的群体已经注意到它的科学性，并重视它的发展。当然，最初只是理论家圈子里近乎吵嚷与自说自话的表达，然后是政府政策性话语独白式的实施（中国当下的语境中，“文化产业”这一制度话语的“发话人”仍是政府机构，具有最高的权威性），而今的“文化产业”得到越来越多普通民众的认可，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文化产业意识已经觉醒。

（二）理论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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