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上讲，（西方）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自它诞生以来，先后经历了三次主要的学术转向。一是以（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作为主要基础的“科学转向”；二是以批评哲学和社会理论作为基础的“社会学转向”；还有便是近年来出现的以语言哲学作为基础的“语言学转向”。三次学术转向大体繁衍出三种类型的国际关系理论：科学转向孕育出以所谓“解决实际难题”为主的理论，它是一种物质视角，像国际政治（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社会学转向发展出有关伦理、身份以及规范的理论，它是一种观念视角，如国际关系批评理论和社会建构主义；语言学转向则引导人们对有关话语和含义的问题展开思考和探索，它采取的是语言视角，包括后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国际关系研究意义上的话语分析等。
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转向”以（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作为基础，相信国际政治现象独立于人的大脑活动之外，其运行和发展遵循着一定的客观规律。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凭借科学的方法，发现、揭示和归纳那些存在于国际政治中的客观规律。这种研究范式的“科学转向”引导出侧重“解决实际难题”的理论。
“解决实际难题”理论关注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以及物质实力在这一结构中的适当分配和安排，把文化、观念和语言之类的非物质因素放置在国际政治研究的次要地位。其主要理由是：一方面，国际政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通常被认为与物质行动有关（譬如战争、暴力、冲突等）；另一方面，包括文化、观念和语言在内的非物质因素只是与外交和谈判有关，不仅是不可靠的，而且在方法论上难以得到实证或从经验上加以研究。[1]作为一种旨在“解决实际难题”的理论，（西方）政治现实主义通过对历史进行有选择的叙述，审慎地关注现存国际体系中物质实力的（重新）分配和安排，旨在避免权力政治（尤其大国政治）悲剧的重演。这是一种社会学习的过程。它倡导研读人类历史中的残酷经历，把历史上的战争、暴力以及冲突等教训，作为处理现实政治安全困境的参照物，因而要求国家应该具备智慧超群、实力超强和军事遏制的能力。长期以来，这种对人性持悲观看法、强调物质实力重要性的意识形态，构成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主流”视角。尽管政治现实主义内部存在着不同分支，甚至彼此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但是，持这种视角的人对国际政治的性质分享着至少以下四点基本看法：
第一，国家是国际政治中最为主要的行为体，可以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合法使用武力或暴力。主权意味着国家在制定和实施国内法律方面，享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只有在确立并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国内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艺术等各种生活才能得以生存和繁荣，而国家安全的确立和维护依赖于本国的物质实力。因此，国家战略的首要考虑，乃是对物质实力进行合理组织、安排和管理。从根本上讲，每个国家都是一个以物质实力加以定义的权力国家。国际关系乃是国家之间的物质关系。
第二，国家（尤其大国）之间物质实力的分配，是造成国际体系稳定或变化的至关重要条件。尽管国家层面的因素诸如政体类型、国内政治特征或领导人的能力等很重要，但是，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规定着处于这种结构压力下的各国行为具有相似性，而且说明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是一样的。
第三，由于在国家行为体之上缺乏任何共同的政治文化和权威，因此，无政府状态乃是国际政治生活中的显著特征。国家必须依赖自身的手段去确保自我安全及利益，即应该奉行一种自助的原则。因此，处于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竞争、冲突乃至敌对的关系。国家趋于凭借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去实现自我在国际政治中的利益和目标。这并非说国际政治经常处于战争的状态中，而是说国际政治中始终存在着国家使用暴力的可能性。避免战争的途径，乃是随时做好战争的准备。
第四，有关权力的目标、手段以及使用乃是政治活动中的核心关切。因此，国际政治被描述为“权力政治”。国家对外及安全政策行为，乃是通过灵活应用自身的权力去确保本国的利益，并战胜来自竞争对手的权力威胁。
在以物质为主导的视角里，话语被置于次要甚至边缘的地位。这一视角的倡导者和支持者认为，在国际政治领域，重要的不是国家使用了什么语言，而是国家是否拥有足够的物质实力。这并非说语言总是不重要。从物质视角来看，政治家若背弃自己在公共场合所许下的诺言，将在国内和国际上会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便促使政治家要讲实话并能够巧妙地支配语言。[2]尽管如此，这种视角仍然把语言只是看作一种沟通交往工具，关注语言使用对政治成本造成的影响，而不是把语言使用视为权力和竞争的产物，因此，它始终把语言和语言使用放在政治分析的次要甚至边缘地位。
由于过分强调对行为体物质行为的研究（譬如有关战争和暴力的特征），认为语言沟通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有限，因此，在“解决实际难题”理论那里，国际政治主要还是在国家之间“无声的”行为中进行的。国家之间相互猜疑，缺乏言语沟通，只是彼此向对方发出“无声的”物质信号（譬如飞机、大炮、坦克、导弹乃至核武器）。每个国家都是相对封闭的“独白者”，国家之间缺乏“对话交流”。在“解决实际难题”理论的几个著名博弈论行为模式里（譬如“囚徒的困境”“安全困境”），行为体之间没有言语上的沟通和交流，只有隔离中的相互猜疑和不信任。对“他者”的理解是建立在“自我”经历和主观判断的基础上。这种“沉默”或“独白”不仅对国家决策构成难题，而且使国际关系现实中的诸多方面（譬如正义问题、合法性问题以及信赖问题）难以在这类所谓“理性”行为模式里得到有效说明。
随着冷战结束，以物质视角为主的“解决实际难题”理论更加明显地暴露出自身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种理论存在着狭隘性和片面性。国际政治不单由物质结构构成，它还受制于广泛的社会及文化环境的压力。二是它对“权力”概念的理解仅限于单一物质层面，忽视了权力在非物质层面的表现特征。关于“权力政治”的描述也显得过时，因为当今有关安全的难题不仅更加错综复杂，而且正在变得日益局部化、分散化，既呈现在跨国家层面，也出现在次国家层面，而不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安全和利益问题。
在这种情形下，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以批评哲学和社会理论作为基础的“社会学转向”，并由此发展出有关伦理、身份以及规范的理论，其中包括国际关系批评理论和社会建构主义。批评哲学和社会理论建立在对（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给予批评并超越的基础上，从观念和文化的角度提出人类社会所具有的社会性质。第一，人类世界不单是物质的，而且还是由观念所构成的。人类世界具有时空上社会建构的特征，并非遵循所谓大自然亘古不变的客观规律而运行。换句话说，人类世界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中。第二，由于人类世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而不是等待人们去发现的客观存在，因此，人类世界中的主客体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而不是绝对分离的。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往往受制于一定的历史、文化、观念、伦理、信仰乃至性别的影响。第三，由于人类世界并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界，因此，对人类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在方法上不能仅依靠外部观察、试验或经验等适用于自然科学的途径。人们不仅需要通过“解释的方法”建立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且还需要利用“诠释的方法”叙述人和事件演变的经过。第四，由于主客体之间存在着的密切关系，因此，所有的人类社会知识并非而且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而是带有一定的道德及伦理色彩和意识形态取向的。
在批评哲学和社会理论的启发和推动下，国际关系学科逐渐拓宽研究视野，不再局限于关注国际政治的物质特征，开始更多地强调国际政治的社会文化因素，考虑国家之间所具有的社会关系，把观念、身份和规范等具有国内特征的内容扩大到国际关系层面；不再局限于把国家作为唯一的政治分析对象，而是把分析的对象扩大到个人、社会运动以及全球社会等不同层面；不再局限于发现和归纳国际政治现象的反复性和规律性，而是更多地强调谋求确立改变世界政治秩序的战略和目标，理解和说明对世界政治进行社会及文化建构的途径。于是，从社会学转向发展出来的有关伦理、身份和规范的批评理论，更加致力于从世界政治的观念层面反思性地探讨人类解放和世界政治社会建构的可能途径。
尽管建立在社会学转向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另类”理论内部存在着不同分支，但是它们的主要学术努力均在于寻求打破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所遵循的实证主义传统，从社会及文化的视角出发，提出有关理解和认识世界政治的主张和看法。
第一，国际体系分别由物质结构和观念结构所构成，这两种结构在国际体系里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国际政治不仅是国家之间物质实力分配的结果，而且还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社会建构的产物。国家之间分享的观念、信仰和价值同样具有结构上的特征，只是这种“结构乃是社会的建构”，[3]“世界秩序……乃是建立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4]从根本上讲，国际关系具有社会的特征并经常处于变化中，而且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人们应该探究当下盛行的、呈现在物质、意识形态和机构方面的全球霸权秩序是如何产生的，关注世界政治发生变革的可能性，以及对现存权力结构和秩序进行重建的可能性等问题，探讨人类不平等、社会不公正的深层根源，倡导对国际社会、政治以及安全共同体的建构，宽容不同文化及价值差异的共存。
第二，社会因素影响并决定着国际体系中物质结构的含义。具体地说，处于一定体系中的国家之间实力以及这种实力的分配，只有在该体系的社会环境里才具有含义。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是竞争者、敌人，也可以是朋友或盟友。一个国家实力的含义取决于这个国家在身份上是敌人、竞争者还是朋友。此外，一定的社会结构帮助建构了国家在利益、身份和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一定的国际规范确定着国家的一定身份，“身份又是利益的基础”；身份和利益决定并影响着国家行为。反过来，国家通过自身的行为确定着自己是谁和自己的渴望是什么。[5]
第三，世界政治乃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而不是有待发现的客观对象。因此，在国际关系学科里，不存在着主体（研究者）和客体（分析的对象）之间的根本区别。所有的研究活动都是一定历史、社会和文化条件下的产物。这些条件影响并规定着研究者看待问题的角度和价值取向。研究者往往选择一定的视角和方式对这个世界进行诠释和解读。或者说，研究活动本身成为参与建构世界的一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着知识和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所有的国际政治知识在道德、意识形态或价值上不可能是中立的。或者说，所有的思想产品均难以摆脱伦理价值取向乃至偏见，它们始终带有政治的性质并“反映着利益”。[6]由于任何理论都是“为了一定的人和一定的目的”，[7]因此所有的理论写作乃是政治写作；所有的理论争论乃是政治上的争论。国际关系批评理论公开宣称自己的政治目的，即把人类从现存不平等、“被压迫”的世界政治、经济及知识结构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类的“自决”和“解放”，而这些乃是通过社会及政治上的革命才能获得的。[8]
第四，国际关系研究不能离开对伦理和道德问题的关注。事实上，国际政治经常涉及人类生活中所面临的最根本的伦理问题，包括国际秩序、战争与和平、正义和非正义、人权、对别国主权的干预、环境保护等。它们既是国际关系中的现实问题，也涉及国际关系行为体的道德选择。因此，具有伦理成分的国际规则、国际机构和社会实践在国际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譬如，国际规范指导和规定着国家（战争）行为；国际机构则是成员国之间达成价值共识的场所。[9]
应该说，作为“科学转向”产物的“解决实际难题”的理论和以“社会学转向”作为基础的批评理论，它们分别抓住了国际政治中影响国家之间关系的两个核心要素，即物质实力和观念价值。事实上，国际政治不仅是关于国家实力以及实力分配的领域，而且还是涉及国家之间观念及价值分配的场所。这两类理论也都意识到国际政治中物质和观念的同时存在。不过，物质视角低估甚至忽视了国际政治所处的社会环境，过分强调物质实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有关“权力政治”和“霸权稳定”之类的理论，显然产生于强权或霸权国家，并为这些国家的海外利益和需求服务。观念视角承认存在着一种物质结构，但同时提醒人们，国家之间关系不单是物质的，而且具有社会的因素；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及安全行为，还受制于一定的观念和价值的支配和影响。不过，从总体上讲，“社会学转向”所发展出来的有关伦理、身份以及规范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还是“一种促进变革的理论”，[10]在强调国际体系的社会结构和非物质要素的同时，相对淡化甚至忽视了权力在其过程中充当的作用。
对于这种情形，有研究者提出把这两类理论加以联姻，指望这种“折中”办法能够从理论上为人们提供一种综合性的物质-文化视角，以弥补它们各自存在着的理论缺陷。他们认为，把这两种理论结合在一起，为人们同时利用因果分析和诠释说明的方法理解复杂的国际关系提供了可能性，因为在对国际政治进行解释和理解方面，这种“综合”做法是有必要的。[11]
如果说全部的学术转向都建立在一定的哲学思想基础之上，那么，国际关系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也不例外。它深受（西方）哲学尤其语言哲学思想的启发和影响。这一学术转向的意义在于，它试图探索国际关系中的人和事件如何在语言的作用下被赋予含义，以及这种含义反过来如何影响并建构着国际关系“现实”。它建立在这样一种学术研究前提下，即如果说世界政治的目标之一旨在寻求达成一致和理解，那么，国际关系体系应该转换成为一种沟通和对话的体系。如果说语言是创造现实的核心工具，那么，国际关系研究应该对语言使用给予特别的关注。
国际关系学科的“语言学转向”内部存在着不同的分支，但是，它们均揭示和/或重申了以下几点基本看法。第一，国际关系不仅仅是物质存在，而且还是由人类大量的语言活动构成的，换句话说，国际关系由物质和观念构成。第二，尽管国际关系的现实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对于许多人（甚至是大部分人）来说，他们所认识和理解的国际关系现实，主要还是由语言符号建构起来的国际关系“现实”；而且这种认识和理解主要是通过语言的途径获得的。第三，人们在对复杂的国际关系进行思考和研究时，主要依赖语言作为工具，在方法上包括对不同文本的解读和诠释，并利用文字将研究的结果作为国际关系“知识”固定下来。第四，所有的语言活动都是特定社会及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因此，国际关系中由语言建构起来的那些“现实”或“知识”，不仅在含义上带有价值取向及伦理色彩，而且在时空上也被不断地重建着。
从“社会学转向”中发展出来的语言视角，强调把语言放置在世界政治分析的核心地位，认为语言是建构人的行为含义和社会现实含义的重要工具。它承认存在着一个无可争议的物质世界，但同时认为，世界政治的社会环境（譬如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是语言建构的产物，并使处于这种环境下行为体的行为具有社会含义。语言作用与世界政治现实含义之间的这种关系，导致人们从认识论角度提出一个问题，即如果说对世界政治现实以及行为体行为的含义进行社会建构的语言工具是受主观支配的话，那么，建立在价值中立基础上、不带任何意识形态偏见地去使用这种工具的情形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也是为什么它探讨国际关系中因语言使用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伦理问题，关注国际关系中的公正性、合法性及正当性的含义问题。
1989年，国际关系学科意义上的“建构主义”被提出来。[12]这一概念的提出显然受到（西方）语言哲学思想的启发和影响。依据建构主义的观点，世界和词语之间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相互构成的。[13]在语言行为和实践行为如何相互作用方面，人们通过对语言应用及其规则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世界“现实”的影响的观察，发现一定的言语行为经过不断地重复而转变为制度化的东西，并由此生产出共享的规则来。这种共享的规则反过来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有意义的环境和基础。因此，对规则的理解是以言语行动理论作为基础的，“言语行动理论的明确主张是，语言既是再现性的，也是实施性的，人们使用文字再现行动，而且他们可以使用文字——仅仅文字——去实施行动”。[14]显然，语言不仅描述和再现现实，而且建构着“现实”，或者说，语言创造着世界。
言语行为不仅可以产生直接的社会影响，而且还是一种涉及“伦理后果的社会实践”。[15]经过语言作用而生成的规则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有研究者认为，政治社会具有两种基本特征：一是人类行为因遵循规则而变得具有意义。二是规则导致了不平等的利益分配。[16]规则的社会性表现在规则对人类行为提供指导，使得某类行为在一定的社会及文化环境下变得具有意义。此外，规则带来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规则可以创造行为体；反过来，行为体对规则构成影响，因为每当行为体选择遵循一种规则时，它们往往通过参与规则去改变现存规则或创造新规则。在规则的政治性方面，一定的规则往往给某些行为体带来比另一些行为体更多的好处，“一些行为体利用规则行使控制，从而比其他行为体更具有优势”。[17]通过使某些行为体从规则中获得更多的好处，这种规则得以在社会机制中确立起一种稳定的状态，即人们所称的“社会秩序”。这种“稳定”或“秩序”通常得到竭力维护，因为竭力维护这种“稳定”或“秩序”的行为体乃是其中最大的获益者。[18]也有研究者通过对国际干预问题的探讨，指出规则所具有的政治特征，“在何时进行干预具有合法性和必要性方面，国家之间建构起各种规则，而这些规则是与权力和利益相联系的”，“有关干预的各种规则强烈地（如果不是全部地），受到那些实际上具有能力实施干预的强国行动的影响”。[19]于是，规则的问题既是一个关于政治特权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伦理道德的问题；而所有的规则又是从言语行为中产生并发展而来的。
社会文化视角关注规范和规则的社会建构，认为行为体“分享认识”是由于劝说的结果，所谓“规范性真理经由劝说而获得传播”。[20]因此，语言上的劝说成为政治分析的重点，而且是社会文化视角的核心关切。劝说使得新的信念和知识转向内在化，而且接受新的身份和政策的偏向。在劝说的作用下，“施动者的行为变成社会结构，观念变成规范，主体变成主体之间的互动”，国家内部和跨国家的社会运动变得自觉遵循现存的规范。[21]
国际关系批评理论更是明确倡导以对话方式处理国际关系事务。它显然受到哈贝马斯“话语伦理”观念的影响。哈贝马斯承认，政治行为体往往从事以目标为导向的行为，确定理性对话的可能性，在寻求事实的过程中确保呈思想开放的交流。对语言的合法使用以相互理解作为前提，并以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沟通和相互批评作为达成共识的必要条件。在哈贝马斯看来，政治更多的是谋求达成共识而不是竞争，而且面临更多的是困惑而不是权力，因此有目的的沟通交流乃是政治的核心。[22]理想地讲，政治行为体把权力和地位留在对话大厅的门口，他们试图劝说他者，也做好准备接受他者的劝说。
从根本上讲，“话语伦理”是一种批评与反思的观念，注重“在道德框架下、通过商讨和达成共识的途径解决政治问题”。[23]它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对话应该呈开放性或非排他性，建立并确保开放性或非排他性对话所需要的条件。第二，对话应该是民主式的，建立在以民主协商和寻求共识为基础的公共领域之上，参与对话者通过理性的方式实现相互理解和认同。第三，对话应该在道德伦理框架下进行，不受任何单一看法或私利的影响，也不受任何强制思想的压力，而是强调对话过程的公正性。因此，话语伦理与其说关注道德原则的实际内容，还不如说更关注实现道德原则公正性的途径。
在重建世界政治方面，话语伦理至少提供了三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话语伦理倡导国际关系中行为体之间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共识，为国际关系民主化提供了程序上的指南。在经济、金融、环境等问题日益全球化等带来的社会及物质变化的情形下，国际关系面临的难题日益具有跨国或全球的性质，单一国家独自处理和应对这些难题的情形变得不可能，因此，国家在制定政策解决难题的过程中，需要在国际层面与他国进行合作。与此同时，在逐渐兴起的全球或国际公共领域里的社会运动、非国家行为体以及国际组织等，逐渐通过对话方式参与处理全球层面的经济、社会及政治难题。
其次，在解决暴力冲突和实现各相关方均能接受的条件方面，话语伦理提供了一种途径。第三方参与斡旋的做法，也为解决冲突提供了一种话语伦理上的途径。第三方把有关冲突各方安排在一起，为它们提供彼此见面的机会和场所，使它们在“彼此平等、无恐吓的环境下”通过沟通和对话的方式解决冲突。[24]由于结果必须得到各有关冲突方的接受，因此，它更有可能使对话各方达成妥协。
再次，在有关世界经济和政治权力合法性及正当性来源方面，话语伦理提供了一种途径。它倡导通过平等对话和沟通机制生成相对公正、平等的全球政治、经济及文化新秩序，提出合法权力的来源和场所应该是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国际规范。在全球对话和沟通机制中，各种不同的声音应该得到平等和充分的表达、倾听和交流。其理论假设是，平等对话和沟通有可能使对话参与者之间形成并分享全球集体认同、价值和观念，从而使某些行动和规则的道德性、公正性及合法性得到确认。
“话语伦理”主要还是一个现代主义意义上的课题。它主要崇尚并强调了人类的理性，旨在把伦理话题重新引入国际关系、重建世界政治秩序。它把沟通行动和伦理结合在一起，试图发展出一套重建现代理性的模式，即通过“理想的会话情景”去取得人类的共识。问题是，在关注作为伦理实践的语言使用时，它并没有对语言使用过程中的权力作用给予足够重视。对话参与者进入对话大厅前，会把权力放在门口吗？在国际关系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方面，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话语权力给予了更多的重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