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播研究焦点的泰国

泰国吸引了无数学者探寻其丰富的文化、历史和社会风貌。事实上，泰国的传播研究范围广、内容和形式多种多样，正如这个国家本身一样。早期研究如：Gardiner（1968）考察了泰国的“顺从”（deference）概念，并与其他文化中的这一概念进行了比较^[23]；Schmeidler和Windholtz（1972）^[24]研究了泰国大学生的手势与理解问题。近期研究探索了泰国文化的以下方面：“jai yen yen”（基本上可以译作“平静”“耐心”）（Knutson&Posirisuk，2006）^[25]；“kreng jai”和“bhunkun”（泰国商业谈判方式的要素）（Punturaumporn&Hale，2002）^[26]；泰国两个非营利性组织中的组织认同问题（Maneerat，Hale&Singhal，2005）^[27]；泰国大学生的传播理解与传播能力（Monthienvichienchai，Bhibulbhanuwat，Kasemsuk&Speece，2002）^[28]。

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并在很多方面成为思考泰国传播活动的基础。即便如此，当我们使用“亚洲中心”传播理论作为评判的标准时就会发现，很多论著都有不足之处。根据Chu（1986）^[29]对“美国中心”传播研究的批评，泰国现有的大多数有关传播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1）过分强调经验研究；（2）依赖（有时候过于依赖）量化方法，鲜于对研究参与者加以适当的理解；（3）重复那些在传播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课题，即假定/暗示这些课题将同样的东西输入了亚洲文化；（4）忽视了社会结构问题；（5）忽视了有潜在影响力的文化因素。

考虑到Chu的这些批评（尤其是第三点），为了在泰国文化中进行我们的传播研究，我们选择“友谊”这个概念作为关注的对象。既然从某种意义上说，Komin的9组价值导向中至少有8组提示了“友谊”是泰国生活和文化的重要方面；那么很明显，“友谊”不是一个从西方借来而又强加在泰国文化上的概念。相反，“友谊”是泰国文化的重要内容。

当我们试着从“美国中心”传播研究转到“亚洲中心”传播研究上时，我们会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在西方受教育的研究者）而遇到一些潜在的麻烦。本章的3位作者中，有2位在已有的传播理论中浸润很深，熟悉美国的文化行为——虽说其中一位在泰国生活了5年，另一位经常去泰国，偶尔会与一所泰国大学的教职人员及管理人员共事。只有一位作者是泰国人，并在泰国的曼谷大学工作，但是他也是在美国文化和美国传播理论框架中受了教育的（博士）。如此，我们意识到，我们都熟悉西方的传播理论、概念和学者，我们的思想已经带有西方色彩。

我们很容易从“美国中心”的视角出发，提出一系列的研究问题或假说。这种倾向很难克服。我们尤其得承认，当我们第一次就此研究进行交谈时，我们马上就想到了“辩证张力”（dialectical tensions）的概念（Baxter&Montgomery，1996）^[30]，想到了可能存在于泰国友谊中的张力与矛盾中的问题，以及对这些张力与矛盾加以处理的泰国方法。我们无法完全放弃这些想法，或是宣布某种辩证方法不适合用来理解泰国的“友谊”；不过“亚洲中心”的框架还是提醒我们不要陷入传统的“舒适区域”（comfort zone），要提防可能发生的文化/理论错位。我们意识到，我们所要采用的态度和方法必须尽可能地避免对“友谊”概念有先入为主的想法。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我们寻求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我们的研究：我们给每个参与研究的泰国人以最大限度的自由，让他们解释在他们看来“友谊”是如何发生的。这个目标不仅反映在我们对定性研究方法的选择上，还反映在我们将研究问题（而非假说）作为我们的研究指引这一决定上。针对本次研究，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

问题一：在泰国文化中，“友谊”有哪些性质？

问题二：这些性质在工作环境和非工作环境中有什么异同？

为了收集有关“泰国人如何看待关系和友谊”的信息，我们进行了定性式的访问，探究了不同人对工作环境和非工作环境中的“友谊”的理解，从而发现泰国文化环境中“友谊”的主要性质。访问都在泰国进行，在国民中进行方便抽样（convenience sample），所有接受访问者都以英语为第二语言。访问人为三位作者之一，她本人是泰国人，泰语和英语都很流利。接受访问者可以自己选择语言（泰语或英语）——大多数情况下是泰语。

每位被访者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都是：“在泰语中，与英语单词‘friendship’相应的词是什么？”然后我们会询问他们一系列关于“长辈或家庭、学校及其他环境是如何教育你作为朋友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的问题；继而是一组有关“对所谓朋友有什么样的希望，友谊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如何”的问题。之后，我们要求被访者描述自己生活中所经历的不同友谊，为我们提供那些关系的过往。这组问题会提出两次，一次关注非工作环境中的友谊，一次关注工作环境中的友谊。接着，我们要求被访问者回忆他们所经历过的、因为某些原因未能得到好结果的友谊。最后，我们会提问：“如果我希望在泰国成为别人的好朋友，我应该对于‘友谊’和‘与人交友’知道些什么？”

在此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我们会寻求一些核心被访者的帮助。他们都是泰国国民，泰语和英语流利，都在泰国和美国生活过。我们希望拥有这种双重文化经历的被访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他们所使用的词语以及所描述的关系。解读被访者的责任落在了访问人的身上，被访问者会被问及他们在定义“友谊”时所用的不同词语；被访者告诉了我们在泰国文化中友谊是什么样的，当我们开始要对此做出总结时，我们会向被访者提供“访问核对”（member check）。

我们一共访问了22个人，其中13名女性、9名男性，每人的访问时间为45分钟到120分钟。被访者的年龄在23～53岁，多数为20多岁的年轻人（12人）。这是一次“方便抽样”，在被访者的职业方面，有6人在高校工作，为最多；其他被访者则分别是行政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作家、自由顾问、司仪、秘书、公共关系工作者、导游、外交官、电视节目协调员。材料分析的过程使用了“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比较方法（Glaser&Strauss，1967^[31]；Strauss&Corbin，1990）。就Glaser和Strauss看来，“扎根理论”是一种比较分析的综合方法。我们进行比较分析的做法包括对访问的文字转写稿逐人加以阅读与再阅读。我们相互交换我们的观察和反应，试着在我们的结论似要反映美国中心的思维时将我们的思路拉回泰国文化和提问场景中。在这样做时，我们并不想让自己完全从现有的理论或研究中脱离出来。相反，我们试着确保我们得出的所有联系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