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如此重要，对它给予关注和研究是必要的。话语分析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研究方法。西方人对话语分析给予了更多探讨，主要形成三个有影响的理论分支。它们分别是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批评性话语分析以及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这些理论分支从不同侧面探究了话语、社会、权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观点和看法上相互补充甚至彼此重叠，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至少西方）话语政治的社会本质。
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以恩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香塔尔·默菲（Chantal Mouffe）为代表。它试图把两个主要的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结合在一起，并以此作为从事话语分析理论建构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为人们思考一般的社会阶级关系提供了出发点；结构主义则提供了一套有关制造社会含义的理论。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认为，整个社会领域可以理解为是由一定的话语所建构的结果，或者说，整个社会领域可以看作是由各种话语过程所构成的不同链接。在这种“话语链接”中，不同的社会阶级立场和观点被制造出来。[56]根据这个理论，社会现象始终存在，也始终是多元复杂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反映在话语方面。有评论者称，“世界范围内工人运动在近来引人注目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阶级敌人总是赢得语言战役，工人运动则总是忽视了这个领域。”[57]
于是，从根本上讲，所有的社会现象还可以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加以理解和诠释。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理论为人们理解因争夺话语主导权而展开的持续社会竞争的情形提供了一种视角。在拉克劳和默菲看来，话语分析者的主要任务，乃是揭示社会各个领域为争夺话语支配权、争夺赋予事物以含义的主导权并对其含义加以冻结而展开激烈竞争的实质。
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接受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般批评，但仍然把结构主义作为构建自己理论的一种思想来源。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认为，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制造含义的过程乃是谋求把含义加以固定和冻结的过程。人们试图将符号的含义固定起来，把它们置于与其他符号的关系中，从而使每个符号的含义被锁入与其他符号的特定关系里。但是，它又赞成后结构主义的看法，认为话语中所有符号的含义只不过是暂时的，只是在特定的领域里处于相对固定的状态。也就是说，所有的符号（尤其语言符号）并非处于完全封闭的结构里，而是始终呈开放的、分散的情形，而且它们往往具有其他潜在的含义，并不断试图挑战和改变现存的话语结构。因此，一定的符号即使是封闭的，那也是一种暂时的封闭，因为“社会本身不再是一个封闭的总体，而是开放的，非中心的构造对象”。[58]由于含义的产生乃是社会关系作用的结果，因此，所有的含义都不会是天真无邪的，而是为一定的阶级、集团或利益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试图把一定的含义加以冻结或固定使其成为“知识/真相”的过程，乃是社会权力争斗的政治过程。
话语分析的另一个理论分支，乃是以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为代表的批评性话语分析。批评性话语分析主要从三个方面对话语加以理解。首先，从最抽象的意义上讲，话语是作为社会实践的语言使用的。其次，话语可理解为特定领域里使用的语言种类，譬如应用于政治领域的政治话语，应用于法律领域的法律话语，或是应用于医学领域的医学话语等。再次，在最为具体的使用中，话语作为一个词语或句子，或者说，话语具体指说话或叙述的一定方式。这种说话或叙述方式，从特定的视角赋予被叙述的对象含义，从而使一定的话语区别于其他的话语。这种把话语概念限于诸如语言和意象之类的句法系统内的观点，使得批评性话语分析在理论上区别于拉克劳和默菲关于把所有的社会实践作为话语加以对待的观点。
在把话语作为社会实践方面，批评性话语分析试图搭建一个理论框架，其核心思想是，语言和社会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它显然受到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理论”的影响，即语言既影响社会，也被社会所影响。这种强调语言和社会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的思想，构成批评性话语分析与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之间另一个明显区别。前者认为，话语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形式，同时具有构成和被构成的特征；语言实践始终与社会领域的其他实践活动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话语不仅制造（再造）并改变着社会知识、身份以及包括权力关系在内的各种社会事实，而且还受到其他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及结构的影响。批评性话语分析把重点放在理解话语实践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上，谋求“揭露并最终抵制权力的不平衡、社会的不平衡”等现象。[59]批评性话语分析之所以是“批评”的，在于它要揭示语言实践在建构、维护和颠覆社会世界——包括那些涉及不平等权力的社会关系——方面所充当的角色，其目的是要在沟通行为过程及社会变革方面朝着更为平等的社会关系方向发展。或者说，社会权力关系是在一定的语境里并以一定的话语方式得到体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批评性话语分析是一种有关话语的社会理论。它具有明确的社会及政治解放目的，通过探索语言使用和其他社会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话语在建构、维护或颠覆社会秩序和寻求社会公正及变革方面所充当的角色。
类似于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批评性话语分析对语言、意识形态和霸权之间的关系提出看法。在批评性话语分析看来，不同话语之间彼此竞争，它们构成社会斗争和冲突的重要场所，占支配地位的集团在其内部以及与外部集团，为确定和维护特定的社会结构（如阶级和性别）而展开激烈的话语争夺，话语秩序则被视为潜在文化霸权的一个领域。意识形态一旦在社会中被创造出来，便成为“替权力服务”的含义系统。[60]更为确切地讲，批评性话语分析把意识形态理解为是对含义进行社会建构的结果。在这类社会建构中，其支配关系是以社会结构作为基础的。因此，一定的话语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话语乃是那些有助于维护、改变甚至颠覆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的话语。[61]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这些认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观点相接近。早在1929年，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家沃洛西诺夫出版《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指出语言始终是一种社会现象，独立于任何个人的思想之外，与此同时，语言又是意识形态的工具，而且无法与意识形态相分离。[62]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霸权乃是一种支配力，它通过威吓和劝说的方式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权威”；在铸造和强化这种意识形态霸权的过程中，“有机”知识分子充当着关键作用。[63]然而，由于始终存在着竞争的成分，挑战和抵制占支配性话语含义的力量自然也被孕育出来。于是，霸权决不是稳定的，而是经常处于变化的可能性中。共识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在批评性话语分析看来，霸权概念使人们具有一种工具，以此去分析话语实践如何构成了更广阔的社会实践（包括权力关系）的一部分，以及话语实践如何成为社会权力之争的一个重要场所。
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则更为直接地触及话语和权力关系问题。它从福柯的思想中获得重要启发。大体上讲，福柯的个人研究可分为早期的“考古学”阶段和后期的“系谱学”阶段。当然，这两者之间存在着重叠情形，譬如在后期的研究中，他继续使用前期考古学中使用的工具。福柯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为什么有些陈述或叙述——而不是另一些陈述或叙述——被接纳作为真理和具有意义的东西？福柯坚持认为，知识不单是现实的反映，它还是一种话语建构。不同的知识机构决定着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福柯的目的是要考察不同的知识机构的结构——即有关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的规则，有关什么被认为是真理、什么被认为是谬误的规则。其出发点是，从根本上讲，尽管人们以无数的方式对自己的陈述或叙述进行布局和安排，但是，一定领域内所生产出来的一些陈述或叙述具有高度的重复性，而另一些陈述或叙述却从来没有机会得以表达出来，因为历史的规则只允许表达那些可以说出来的东西。[64]
在话语与权力之间关系方面，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提出了独特的看法。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特征，权力可以控制社会行为体的思想以及行动能力。这里所讨论的权力主要还是指社会权力，并非单指物质权力。社会权力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控制”和“支配”，而且是在有价值的社会资源的基础上施展的。有价值的社会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财富，而且还包括所谓“文化资本”——社会职务、地位以及享有接近公众话语和沟通的特权等。在社会日常生活中，由于年龄、性别、阶层、身份、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人们接近话语的模式在文化上具有明显差异。在西方社会，女人、少数族裔、年轻者、平民等，通常比男人、白种人、年长者、政客接近话语的机会和途径要少。在大多数情况下，在警察/小偷、法官/被告、医生/患者、教师/学生、媒体/公众等社会关系中，前者作为社会权力的拥有者，往往在语言交流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或者说以“特权”优势支配并控制着知识话语沟通的局面；后者则在语言交往过程中处于相对被动接受或应答的地位。
传统上，权力被认为具有压迫性、恐吓性或破坏性等特征。不过，在福柯看来，权力还具有制造性和劝说性特征。人们无法单从语言本身去理解语言的权力特征，而应该把它放在社会关系中加以考察和理解。或者说，权力并不属于任何特定的行为体（如个人、利益集团或国家），而是在社会现实的不同层面加以施展的。人们不应该只看到权力的消极方面，如它的绝对压迫性、排他性、破坏性或掩盖性，还应该看到权力具有生产性——它制造话语、知识、实体以及主体，“事实上，权力可以进行制造活动；它制造现实；它制造客观领域和法的规则”；“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彼此包含……如果没有知识领域的相关建构，权力关系就不存在，如果不同时预设和构成权力关系，知识也就不存在了”。[65]在福柯那里，知识和权力之间存在着相互构成性关系。权力制造话语；反过来，话语巩固并再造着权力。或者说，话语建构权力，并反过来被权力所建构。
在福柯的研究里，“真理”被理解为是对一定的陈述进行构思、表述、固定和传播的程序系统。或者说，“真理”是被放置于权力体系中，并在权力体系中生产出来的。因此，探究某个事物是否真伪并无什么意义，相反，人们应该把重点放在这种“真理”是如何在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中经由话语创造出来的。福柯认为，应该把语言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关系中加以观察和理解，以便揭示以语言作为载体的知识和权力在这类环境和关系中是如何呈现出来的，以及两者之间是如何“联姻”的。因此，他倡导通过研究话语去揭示知识和权力之间的构成性关系，说明话语以及知识制造过程中所涉及的相关社会实践活动、手段、工具和有关社会机构及其权力影响。也就是说，人们不仅需要关注知识如何作为权力的直接结果被制造出来，而且还要关注话语如何在权力的作用下加以使用并受到操纵，以及话语如何通过一定的社会机构及知识部门的支撑反过来巩固其权力。于是，权力承担着创造社会“知识”的责任。它既是一种限制性力量，也是一种创造性力量。争夺话语主导权、维护或颠覆符号的含义，这些乃是社会斗争和竞争的重要方面。对于权力者来说，控制了话语就是控制了社会。
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吸取福柯的思想，揭示了西方殖民者如何通过话语建构起关于东方殖民地的知识——所谓“东方学”——以及这种话语背后所蕴藏着的复杂社会权力关系。在萨义德看来，有关东方殖民地的知识，东方人自己无法叙述，而是由西方人所叙述出来的，因为前者没有权力，后者则是权力的拥有者。他用19世纪法国作家福楼拜与埃及妓女艳遇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后者从来不谈论自己，从来不表达自己的感情、存在或者经历；相反，这位埃及女子所具有的“东方特征”是由福楼拜所描述出来的，因为这个西方作家相对富有，又是男性，他不仅占有她的身体，而且可以替她讲话，制造出有关东方女性美丽的“知识”。[66]这便可以理解为何萨义德在自己《东方学》一书的扉页上引用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的一段话：“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所表述。”
法国人布迪厄有关“文化资本”和“符号权力”的观点，则试图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话语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在布迪厄看来，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可理解为由一系列的不同市场（或者说场域）所构成，譬如，除了经济市场外，还有政治市场、法律市场、宗教市场以及语言市场等。“语言市场”类似于经济市场，不仅存在着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且还是竞争和讨价还价的场所。在其过程中，行为体的竞争力是由他们所拥有的资本量所决定的。资本可以有多种形式，不仅包括经济的形式，而且还包括文化（譬如教育、技术知识和技能）以及符号（各式各样的身份、威望或显赫地位）形式。这些不同形式的资本在市场中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可以彼此实现兑换。一定语言所具有的市场价值随不同的语言市场而发生变化，并受制于语言市场中语言生产者和消费者对一定语言有用性的看法。布迪厄试图揭示社会中所盛行的结构性权力，以及由于语言使用和符号权力的作用，社会身份如何不断地被（重新）建构着。[67]于是，随着语言市场的价值波动，有些语言比另一些语言更具有潜力去营造优势或追求更多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上的）利润。有关语言的能力在语言市场里不仅充当着语言资本，而且体现为符号权力。[68]
看来，在任何知识话语的背后，实际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社会权力关系。英国早期经验主义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写道，“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其原文还可以理解为“知识就是权力”。如果把知识理解为“力量”，这里的知识在含义上趋于被看作是客观的、中性的东西；如果把知识理解为“权力”，那么，这时的知识更趋于被理解为具有主观的、社会的含义。
通过对话语和权力之间构成性关系的理解，人们可以从中获得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启示。
第一，社会权力以及对其支配往往是有组织、制度化的结果。它们通过一定的话语实践而获得巩固和加强。话语成为构成权力基础的重要社会资源之一。然而，从社会层面看，接近话语的情形并不平等。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平等地接近媒体，或是医学、法律、政治、学术等方面的文体和言论。谁越是拥有社会权力，谁就能够更多、更方便地接近话语（如同接近其他社会资源一样）。因此，接近话语的程度可以看作是衡量社会群体及其个人拥有权力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第二，话语具有建构社会事实的作用。一方面，话语不仅叙述事实，而且建构“事实”。通过接近和操纵话语，权力拥有者规定着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权力可以用来生产“知识”或“真实”，经由权力作用而生产出来的“知识”或“真实”，已经不再是客观的了，只不过是权力的产物。另一方面，话语反过来为权力服务，或者成为巩固和加强权力的工具。
因此，有些“真相”并不一定是与事实或客观相吻合而产生的，而是一定历史环境下政治建构的产物。经由权力途径所确立起来的“真相”，自然压抑了寻求理解真相的另一部分知识来源。在这里，语言作为符号系统，试图在权力的作用下把所有的知识有机地纳入一个封闭的整体里，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不符合该系统的知识、信息和话语被删除、过滤或处理掉。因此，若想要对社会真实或真相进行适当还原，其途径不是学术或知识上的辩论或探究，而是需要改变制造“真相”所处的政治环境。
第三，所有的叙述活动乃是一种政治的过程。社会权力拥有者可以凭借话语去影响和操纵人们对社会事件的理解和看法，使自己对社会事件的叙述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叙述，或者说，这种叙述被确立为主要的知识形式或意识形态。当一部分社会群体或机构处于话语的支配地位，而另一些社会人群或机构受支配于话语时，它制造了话语活动过程中的不平等现象。也就是说，如果一方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而对另一方实施话语控制和支配，那么，它往往产生并加剧社会不平等现象。
尽管话语分析内部存在着不同分支，但是，在有关话语分析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方面，这些分支均分享着以下基本认识。
从本体论上讲，社会、文化过程及其结构特征，部分地表现为语言使用或话语实践。语言不单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它还可以建构现实。话语实践被看作是社会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实践有助于对包括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在内的社会世界进行建构。通过这种实践，一定的文本被生产或制造出来并加以传播，然后被消费、接受或被诠释。它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即所有的知识都是经由话语所生产出来的，因此也是暂时的、不确定的；不存在获得绝对或普遍知识的可能性，因为有关对“真理”的声称并非是超越语境和价值中立之外而独立存在的东西。相反，所有的知识乃是一定历史、社会和文化环境里的产物；真理乃是一种话语实践的政治结果，而不一定是对现实所作的透彻解释。正是由于日常生活中的话语实践，一定的社会及文化才不断地经历了（再）建构和（再）变化的过程。当然，并非所有的社会及文化现象都具有语言和话语的特征。
各种话语分析取向都把（后）结构主义语言哲学的主张作为它们的出发点，即人们往往通过语言去接触现实，并凭借对语言的使用去再现“现实”——这种被再现出来的“现实”，已经不单是对先前最初现实的反映，而是建构“现实”的因素。这并非说不存在现实本身，而是说，这种现实经过语言的作用而被“加工”“过滤”或“处理”过罢了。
在认识论方面，话语具有构成和被构成的特征：它既构成其他的东西，也被其他的东西所构成。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形式，话语既建构着社会世界的许多方面，同时也被社会世界中的其他的实践形式所建构。因此，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其他形式具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影响着社会结构的形成，而且反映着这类社会结构。譬如，一方面，话语实践参与并影响着一定政治结果的形成；另一方面，话语实践受到社会政治力量（譬如政治体制结构）的影响。语言既是人们可以用来改变世界的一种行动方式，也是处于特定历史及社会环境下的一种行动方式，并且与社会的其他实践活动形成相互构成性关系。
许多话语分析者（也许大部分的普通研究者）都致力于通过自己的研究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对于话语分析来说，这种抱负经常表现在研究者谋求揭示特定条件下某些盛行的、固定的社会含义所带来的后果，旨在开拓一种理解广阔世界、寻求实现解放目标的新视野。使含义系统得以相对固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对周围世界的许多认识和理解被自然化了。也就是说，人们不是把各种含义看作对世界进行理解的主观结果，而是把它们看作世界本身的客观真实。因此，话语分析的一个主要目标，乃是试图动摇、挑战甚至颠覆处于盛行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含义系统的根基，揭示和描述人们对社会世界的理所当然的认识，然后把这类理所当然的认识看作需要加以反思和批评的对象，从而为改变旧含义、提供新含义创造机会。
在方法论方面，话语分析更关注某个事件是如何被叙述的，而不仅仅关注叙述了什么事件。换句话说，它不仅关注实际发生了什么，而且关注实际所发生的事件是如何被叙述/报道出来的，以及不同的叙述/报道之间相互竞争、矛盾和冲突的方面。这是话语分析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地方。因此，话语分析强调把一定的语言和文本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社会及文化的语境下进行分析，考察社会关系中不同话语之间的相互影响、渗透和竞争，并对其具体的语言使用进行互为文本上的分析。
在价值论上，由于语言使用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因此任何使用中的语言并不是天真无邪的，而是受到一定的伦理及意识形态影响的。所有的话语分析都持有一定的批评倾向。尽管人们对于什么是批评——尤其批评的基础是什么——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但是，所有的话语分析者都认为，话语活动在政治和伦理上是不可能中立的。一定文本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影响甚至规定着人们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在社会权力关系的作用下，通过对话语的操纵，经由话语所叙述出来的“现实”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客观现实”。因此，批评性话语分析公开表明，它的学术目标乃是对社会偏见和不公正状况提出批评，通过改变这些状况而促使社会发生变革。
话语分析还是一种研究方法，强调把文本分析和社会分析相结合。如果说话语具有实践的功能，那么，它可以对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以及含义系统等进行建构和重建。话语在两个方面始终是重要的。一是话语沟通形式，即语言使用的情形，譬如新闻报道、官方文件、法律法规、政治演说等。另一个是话语秩序，即所有应用于一定的社会机构或领域中的话语类型均具有一定的构架。每一次的语言使用乃是一次沟通活动和社会实践，它往往由三个层面的要素所构成：一个层面是作为一种文本，包括演说、写作、视觉图像，或者是这些形式的综合；另一个层面是作为一种语言实践，涉及对文本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还有一个层面乃是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在一定语境里给一定的社会关系带来结果。这便是批评性话语分析提出的一个三层面话语分析模式，它旨在为沟通行为和社会实践探究提供一种经验上的分析框架。所有这些层面被包含在对沟通行为所展开的具体话语分析中。也就是说，这种话语分析把重点放在文本、语言实践以及社会实践三个方面：沟通的语言特征（文本）；与生产和消费文本有关的过程（话语实践）；以及沟通行为给社会关系所带来的更为广泛的影响（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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