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话语策略的专业主义与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和专业主义本来并非对立的两极，民粹主义常常作为精英主义的对立面出现，而专业主义则被视为“第三种逻辑”，作为同行管理的一种方式与行政管理、市场管理平行（Freidson，2001）。而且，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专业主义的话语及精神与民粹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专业自治要求社会赋权，而其最为根本的合法性基础则在于服务公众的承诺——专业人员运用专业知识提供社会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务（Nayman，1973）。人们虽然对于新闻业是否称得上严格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专业有着较大争议，但无论赞成与否，对于新闻业的公共服务性质与理念却没有怀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专业主义与民粹主义取得了内在一致性。问题在于，对于如何实现这种公共服务，专业主义与民粹主义有着明显的分歧与对立。

在西方新闻界有着较大认同的客观性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在前述的论争中也被许多中国新闻业者和公众所接受。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倡导者李普曼（W．Lippmann）认为，唯有把新闻业提高到专业的程度，像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采用科学的方法，才能成为舆论的理想基础。他预言了新闻业的第三次革命:第一次基于政党意见，第二次基于大众意见，第三次更独立，更自由:即专业—客观的报道（转引自Marzolf，1991）。客观报道作为新闻业服务公众的主要实践方式，无论在表现形式还是内在理念上都与民粹主义不相容，客观要求专业记者超然、平衡，与民粹主义的情感至上要求完全相对立，记者的“客观”常常被视为冷漠、不近人情。

从本质上说，专业主义话语力图建构的社会意义就是独立性与权威性。从职业社会学来看，一种专业所追求的无非是基于专门服务的市场垄断和社会次序中的身份地位，为此，从业者群体必须持续不断地投入“文化工作”，以获得并维持社会合法性与社会声望。这也就是拉森所说的“专业工程”（参见Macdonald，1995）。在新闻界，通过客观、超然、平衡，新闻从业者撇清了自己与政党和大众市场的瓜葛，树立了独立的社会形象，从而获得一定的自治特权。西方记者对此有着鲜明的认识与表述，著名战地记者彼得·阿内特（P．Arnett）甚至说出“首先是记者，其次才是美国人”^[103]的惊人之语。暂且不论其是非对错，在西方专业主义话语有着强大的社会力量确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其专业化长期发展的结果，在社会上也拥有庞大的中产阶层根基。

民粹主义的平民崇拜和非理性特点，决定了它天然地排斥受过专业训练、掌握专业知识、拥有专业权威的人。民粹主义的核心是要求体现新闻业与普通公众的联系，一是代表公众，反映底层人民的疾苦；二是参与社会行动，帮助底层人民解决实际问题。其实，代表性、参与性在中国和西方的新闻传统中都不是无本之源。从《南方周末》的著名箴言“给弱者以关怀，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之中，我们看到了儒家传统所坚持的知识分子责任。在西方新闻传统中，除了客观、管道、守门、中立被视为新闻专业要求，鼓吹、独立、倡导、参与等观念也从未停止（参见伟弗，1994），20世纪90年代新兴的公共新闻学即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思想。不过，在当前中国的新闻环境中，民粹主义思想有着新的社会基础，是民粹主义思潮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全面复苏的一个反映。社会转型时期，“相当数量的公民对现实政治的不信任和对政府的失望，是民粹主义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俞可平，1997）。这也是许多人极富感情地欢呼记者下跪的心理基础。与专业主义相反，民粹主义提倡草根参与，近年来网络媒体在新闻报道和信息提供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让民粹主义者看到了希望。不设门槛的网络记者为全民记者、草根记者提供了现实途径，更让普通人实现了新闻乃至民主的梦想。

但是，当我们如此二元对立地区分民粹主义与专业主义时，便面临一种危险:似乎二者是泾渭分明的两套话语系统，甚至为界限分明的不同群体有意识地掌握与使用着。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虽然在许多事件中都出现了明显的专业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话语分歧，但是，这些话语的使用又常常是自相矛盾且夹缠不清的，话语的使用者却常常在两套话语系统之间游移不定，更遑论形成相应的群体共同意识。这一方面与这两套话语本身的性质有关，另一方面则是言说者所运用的话语策略使然。

《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是使用或被使用这两套话语系统的典型。他擅长采写底层人物，而且常常故事曲折离奇、催人泪下，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但也常常遭到“不客观”的谴责，是新闻圈内备受争议的人物。更有意思的是，他乐于批评媒介、对话同行、反思自我，是新闻社区一位较为主动、积极的言说者，以雄辩的姿态和煽情的语言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诸多问题进行言说。他风格独特的新闻报道，自我辩护和反思的文章，以及同行与受众的讨论，构成了一系列意味丰富的文本，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专业主义和民粹主义话语的纠缠、争斗与合谋。

2005年7月，傅剑锋在题为《阿星的内心挣扎》的报道中，向读者讲述了阿星的故事:一个曾与砍手党关系密切的民工阿星，多年拒绝沦落黑社会，希望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却遭遇了种种无法承受的社会不公，最终因“劳资纠纷”而杀害了工头。封面报道中，傅剑锋一方面以阿星的单一信息来源为基础，另一方面大量报道了记者本人与他的交往以及最后送他自首的内容。傅剑锋强调:“在和他交往的过程中，我不是一个记者，我是把自己当做一个负责任的人来看”^[104]，甚至还以基督教的原罪和佛教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自比^[105]。这种记者和“负责任的人”对立，与民粹主义话语如出一辙。

一些同行和公众对傅剑锋包括阿星故事在内的报道提出了质疑，《中国青年报》还以“记者来信”的形式指出关于阿星报道的三个问题:一是“报道的倾向性和信息的不完整性”；二是“对刑事犯罪这样包含个人极端行为的放大效应，有意将一个人的极端行为，与一个群体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等同”；三是“一些媒体报道带有人为操纵、策划痕迹”^[106]。显然，第一、三个问题直指新闻专业的客观性规范。

虽未见傅剑锋对这一质疑的直接回应，但是，他有关专业规范的言论，包括他的“大尺度观照”的新闻主张，可作参照。“大尺度观照”是傅剑锋反复论及的一种新闻写作主张，即从制度、社会的“大尺度”去分析解释单个的新闻人物、新闻事件，“把以前要写在纵深里的内容融到新闻故事里。使新闻达到感性与理性的交融、情绪与思考的平衡、文体简约与传播有效的双赢。”^[107]《阿星的内心挣扎》正是他的“大尺度观照”新闻主张的文本实验的产物。

《南方日报》的记者宋志标曾对“大尺度观照”的报道进行尖锐批评，认为“大尺度”只能是记者的职业素质，而不能“闯入”文本，“干扰文本的建构过程”，否则，将“受制于评论的冲动不能自拔”。其结果“不仅无助于对现象的理性观察，更在某种程度上混淆了媒介的功能”^[108]。

傅剑锋的回应既是民粹主义的，也是专业主义的。在他的言辞中，专业主义始终是高扬的旗帜，他反复声称对于追求真相、多方求证、客观平衡等专业规范的坚持，并在富士康诉《第一财经日报》事件中，一反业内普遍支持报纸的姿态，对《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提出严厉批评，指出其“新闻操作缺乏专业精神，也缺乏起码的公正立场”^[109]。不过，傅剑锋的专业主义主要是一种行动策略，是“规避风险的重要保障”^[110]，而民粹主义才是其最终的道德基础，甚至可以因此而修改专业规范:“新闻故事和观点必须绝对分离的观点，是一种非常老套、学院化与教条化的守则”^[111]，而他的“大尺度”报道就是对于“新闻原教旨义的规范”的突破。

这种民粹主义为体、专业主义为用的逻辑，不只傅剑锋如此，在许多有关新闻实践的话语中都能够找到，甚至一度成为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所谓新时政报纸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记者下跪的案例中，体育评论员董路就认为，“媒体发展到今天，竞争很激烈。如果我是一个报社的一个主管，在可能的前提下，这个事件发生了，我认为，这样的报道在不失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能够为我报纸树立更好的一个社会形象，我认为这无可厚非。”^[112]在此，客观真实被解释为新闻写作的基本要求，与记者及媒体立场、行为无关，从而也就不再与民粹主义立场冲突。

需要指出的是，傅剑锋的民粹主义与支持下跪采访者的民粹主义有所不同，其差异正好体现了民粹主义本身的内在矛盾性。事实上，“民粹”这一概念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以民为粹”，一种是“民之精粹”。前者崇拜人民，体现的是反精英的平民主义，而后者一方面承认人民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认为人民落后愚昧，需要“人民精粹”帮助实现其利益诉求，“人民精粹”就是人民的英雄。其实，无论“以民为粹”还是“民之精粹”，都是精英群体对大众的理解与认知，欧内斯特·拉库劳（Ernesto Laclau）视其为“具有反精英特征的精英思想”，纳迪娅·乌尔比娜提（Nadia Urbinati）认为“精英主义是民粹主义隐藏着的逻辑”（转引自林红，2007）。因此，不管是真诚的，还是虚伪的，民粹主义在许多时候只是精英群体的一种政治策略。从这一意义上理解民粹主义新闻话语，我们可以暂时放弃记者到底是否普通人的纷争，而试图理解民粹主义话语所要建构的内容实质。

精英群体中产生民粹主义思想，大体有这样的心理过程:对现状不满却又深感无力回天，因而诉诸自身以外的大众群体。民粹主义研究专家托库尔多·迪·特拉（Torcuato Di Tella）指出，“中产阶级中的精英人物产生反抗情绪，正是民粹主义出现的时机。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当精英和大众中产生了共同的激情时，不断上升的期望造就了大批的可以动员的市民群体”（转引自林红，2007:8）。在民粹主义新闻话语中，可以看到人们对传统与当前新闻机制和实践的不满，而且人们也意识到在当前条件下从新闻界内部突破的艰难，比如，许多调查记者表达出强烈的孤独与焦虑，甚至不可承受的病态（如中央电视台的崔永元^[113]），用原《南方周末》记者杨海鹏的话说:“既自大又自卑，既强大又弱小，既有力又无力”^[114]。面对如此现实，选择杨海鹏所期望的职业化的冷静可能意味着更加深刻的孤独。相反，诉诸公众可以使记者“赢得荣誉和职业成就感”，是“一个不可抵挡的诱惑”^[115]。从整个新闻业来看，诉诸数量庞大的公众，也能够使媒介获得改革与发展的社会支持。

不过，在英雄化的自我建构中，民粹主义新闻话语也为新闻的商业主义拓殖提供了便利。这是一个悖论:一般而言，民粹主义有着鲜明的反市场倾向，但由于其强大的动员力量，却反而常常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依托，成为媒介企业的盈利工具（参见孙玮，2006；杨击，2006）。在上述案例中，如果说何永刚下跪是真情流露，那么版面的煽情处理则不能不说是基于商业主义的考虑。《南方周末》在践行其“社会良心”的承诺时，以扩大“传播效果”为目的的“文本实验”却不断越界，引发质疑。而在历史上，大众媒介的历次受众市场开拓，哪一次不是打着底层民众的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