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与现代中国的民粹主义

　　 朱自清留给历史的，似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个是写了《背影》、《菏塘月色》这样经典名作的白话散文大家，另一个是毛泽东亲定的“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1]的“现代伯夷”。我知道，这两重形象一个代表着朱自清的早年，另一个象征着他的晚年，但我依然被他们之间的巨大反差所疑惑。我总是想寻找两者之间的某种关联，不想以习以为常的“转变”二字简单地搪塞过去。

　　 在他去世前八个月，朱自清曾经写过一篇《论不满现状》的杂文，在最后谈到象他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现实境遇：[2]

　　 早些年他们还可以暂时躲在所谓象牙塔里。到了现在这年头，象牙塔下已经变成了十字街，而且这塔已经开始在拆卸了。于是乎他们恐怕只有走出来，走到人群里，大家一同苦闷在这活不下去的现状之中。如果这不满人意的现状老不改变，大家恐怕忍不住要联合起来动手打破它的。

　　 象牙塔与十字街头，在现代中国话语中，是两个众所周知的隐喻。朱自清当了二十年的清华资深教授，是标准的塔中之人，象他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潮流，推动着他走向十字街头，加入扭秧歌的人群？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驱力，促使他改造思想，自觉地从“知识阶级的立场”到“人民的立场”？以前的研究多是从时代的外部因素分析朱自清的“转变”，但我以为，朱自清的“转变”是内在的，有其自身的思想背景，那就是从五四时期播下的民粹主义种子。

　　 理解了朱自清的民粹主义思想背景，就理解了他的“转变”并非突如其来，也就可以理解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变得日趋激进，理解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实际上从四十年代末就已经悄悄地开始。

　　 一、五四时期的民粹洗礼

　　 在现代中国知识群体之中，有两类影响比较大的知识分子，一类是自由知识分子，另一类是民粹知识分子。这两类知识分子，并非实际意义上的思想或政治派别的划分，而仅仅是一种粗线条的类型学意义上的区别。顾名思义，他们分别受到了现代中国两种极有势力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一种是自由主义，另一种就是民粹主义。这两种思潮，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就几乎同时出现在中国，深刻地影响着知识界的思想政治取向，主导着知识群体的分化。

　　 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虽然不象俄国那样有比较独立的、充分的发展，但依然有其不可忽视的潜在动能。民粹主义（POPULISM）亦可翻译为平民主义，从广义的角度看，是指“与农村小生产者在现代化中面临的问题相关的众多运动和理论。这类运动常常把农村生活中的社会传统理想化，想在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和官僚社会主义两极之间走一条温和的中坚道路。”[3]按照顾昕的研究，中国的民粹主义，与世界各国的民粹主义一样，具有知识庞杂性的特征，有无政府主义的劳动主义、卢梭人民主权论式的民主思想以及俄国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者们寻求通过社会改造，以建设一个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新秩序。中国的马列主义在诞生之时也受到了民粹主义的知识滋养。[4]不过，民粹主义在中国始终没有发展成一种独立的、有着自己鲜明旗帜和主张的社会思潮，而是作为一种隐性的、又相当普遍化的精神要素，深深地渗透到除自由主义之外的众多流派与群体之中，比如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鲁迅、郭沫若等左翼激进知识分子、梁漱溟、陶行知、黄炎培等乡村改革派，以及一大批温和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平民知识分子。

　　 朱自清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民粹知识分子，比较确切地说，他应该属于具有民粹倾向的自由知识分子。朱自清出身北大，他是新潮社的成员。五四时期北大的两大学生社团新潮社和国民社，前者比较具有自由主义色彩，后者更多民粹主义倾向，但在当时这两大思潮都是属于西方的新学，一般知识分子都同时经受了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双重洗礼，他们暂时没有能力将二者加以选择和区别，因此新潮社的成员在五四时期也往往具有朦胧的民粹倾向。比如在《新潮》第一期上，罗家伦就发表文章，认为二十世纪的浪潮将是俄国式的社会革命，它将使民主战胜帝王、平民战胜军阀、劳工战胜资本家。[5]朱自清也是这样。因为对新文学、新文化的兴趣，朱自清参加了新潮社，但他与国民社的成员尤其是邓中夏的关系也不错。在民粹主义的思潮鼓荡下，1920年3月北大成立了以国民社为骨干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新潮社的一些成员也参加了，朱自清更是成为其中的活跃分子，担任讲演团的第四组书记，到城里和郊县四处作讲演，向平民大众解释“平民教育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劳动节”、“我们为什么要求知识”等等。[6]

　　 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是激进的，新潮社的激进表现在文化变革上，而国民社的激进表现在社会改造上。但朱自清却是温和的。与他一起编过《新潮》稿件的孙伏园后来回忆说：[7]

　　 佩弦（朱自清的字号——引者）有一个和平中正的性格，他从来不用猛烈刺激的言词，也从来没有感情冲动的语调。虽然那时我们都在二十岁的年龄。他的这种性格近乎少年老成，但有他在，对于事业的成功有实际的裨益，对于纷歧的异见有调解的作用，甚至他一生的学问实业也奠基在这种性格。

　　 温和的不仅是性格，还有他对各种主义和流派的宽容和兼容并蓄。在这一点上，朱自清很象他的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无论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还是西方新文化，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民粹主义，朱自清都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加以吸取。作为一个诗人、散文家和学者，朱自清的知识结构是庞杂、多元的，因而也具有多种发展的可能。即使以后新文化运动分裂了，知识分子分化成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两大阵营，朱自清依然与各家各派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不仅仅因为是性格的中庸，更重要的是他思想底处的杂色——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兼而有之，因此，无论与后来成为激进的革命者邓中夏，还是与新潮社的其他自由主义成员都可以找到部分共同的语言。他是一个在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边缘行走的知识分子。

　　 1925年，朱自清经新潮社的好友俞平伯的推荐，回到北京，进入清华中文系教书，一直到死都不曾离开过清华。清华、北大、燕京等北京的高等学府长期以来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在这些国立或教会大学里任教的教授们，大都从欧美留学归来，享受着优裕的工资收入，呼吸着自由的学术空气，很容易形成一种自由主义的思想氛围。这样的环境，对于朱自清来说，自然是很感亲切的，也对他起到了某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不过，在清华园里，居于主流位置的是那些留学西洋的“洋教授”，而象朱自清这样没有啃过洋面包的“土教授”，即使是北大名牌出身的，也总是有点被人看不起。反过来说，朱自清他们也看不惯那些“洋教授”身上的贵族味。他的清华中文系同事、东南大学毕业的浦江清，因为讨厌徐志摩一类西化教授的“滥情”与“肉麻”，甚至提议办一个杂志，名曰《逆流》，意思是“以打倒高等华人、建设民族独立文化为目的”，“逆流者，逆欧化之潮流也”。[8]朱自清对此应该也有同感。

　　 虽然身在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北京，但朱自清的心似乎还是与南方近一些。二十年代初，当他在上海、江浙一带教书时，认识了一批真正称得上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叶圣陶、郑振铎、夏沔尊等。这些朋友都是江浙人，有着江浙知识分子特有的理性和宽容。他们象朱自清一样，都是新文学的热心鼓吹者，写得一手漂亮的白话散文。他们接受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但传统文化的根基也很深，无论对中西之学，都取平和的一视同仁态度。大概都不曾出洋留学，与土地的关系比较密切，他们身上都没有一般自由知识分子那种精英气，反而多了一股源于本土的平民气息。作为民粹知识分子，正如一个叶圣陶的研究者所说：他们“没有鲁迅的深刻与峻急，也没有鲁迅的深广忧愤与深层苦痛；不像郭沫若那样热情奔放慷慨激昂，也不像郭沫若那样阿从时尚苦心应变。”他们所体现的人格更是一种传统儒家的君子人格，追求的是“精神世界的自然和谐、个性气质的恬淡平易、人格建树的稳定完美”。[9]可以说，这是一群温和的民粹主义者，朱自清无论从文化个性还是精神气质来说，都与叶圣陶等人十分相契，他与他们几乎是一见如故，成为终身的挚友，而且在风云变幻的几十年岁月中，始终保持着差不多同步的人生轨迹。

　　 可谓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朱自清与身边的那些自由知识分子的距离，要比上海这批温和的民粹知识分子要隔膜得多。原因无它，就是因为朱自清与叶圣陶等是同一类人。试看他的那些脍炙人口的散文名作，无论是《背影》，还是《荷塘月色》，不都透露出作者那一份对自然与泥土的依恋，以及对平民质朴品格的感叹？这些都是在胡适、徐志摩等自由知识分子那里所读不到的，却与江南的民粹风格十分吻合。身为清华的教授、自由知识群体中的一员，朱自清实在有点与众不同。他的民粹主义的另一面性格，将成为以后走向激进化的最重要潜因。

　　 二、风暴前后的“那里走”

　　 现代中国是个不断激进化的年代，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总是在象牙塔与十字街头之间苦苦挣扎。朱自清本来的梦想是为人生而文学和教育救国，但时势却让他在书斋中无法坐稳，艰难地一步步逼出象牙塔，来到街头。

　　 在朱自清的一生中，曾经有两次走上街头，第一次是1925-1927年的大革命期间，他被溅了一身血，惊恐地逃回了塔中。第二次是1945年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去过，一直到死。这一变化基本符合大多数同道的人生轨迹——中国知识分子的民粹化与激进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起起伏伏，直至四十年代后半期才得以最后完成。

　　 北大毕业以后，朱自清本来有自己明确的人生目标，写自己的诗，作自己的文，教自己的书，继续那五四开始的启蒙航程。然而，上海的“五卅”和北京的“三·一八”两场大屠杀却打破了人生的平静。“五卅”血案发生的时候，朱自清还在风景宜人的白马湖教书，当他听说南京路上血流成河的消息，竟然一反往常的冲淡平和，疾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血歌》，短促的、跳跃的句子如同狂风、急雨、鼓点，冲击着他的心灵。那天以后，朱自清便失去了往日的安宁。还有更震撼的经历在后面等着他。回到北京没有多久，就发生了“三·一八”惨案。那天朱自清也跟着清华的队伍去执政府请愿。万万没有料到，迎接他们的竟然是枪管子里射出来的子弹！且看他事后写的回忆：[10]

　　 我生平是第一次听枪声，起初还以为是空枪呢（这时已忘记了看见装子弹的事） 。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 杀已在进行！这时并不害怕，只静静的注意自己的运命，其余什么都忘记。全场除劈拍的枪声外，也是一篇大静默，绝无一些人声……

　　 在这一片死的静默之中，朱自清第一次感到了恐怖，感到了黑暗的无涯。他的年轻学生、早上还微笑着向自己打招呼的韦杰三君，倒在了血泊之中，再也没有醒来。朱自清悲愤地继续写道：[11]

　　 这回的屠杀，死伤之多，过于五卅事件，而且是“同胞的枪弹”，我们将何以间执别人之口！而且在首都的堂堂执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之不足，继之以抢劫，剥尸，这种种兽行，段祺瑞等固可行之而不恤，但我们国民有此无脸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

　　 悲愤之余，朱自清感到的是一片虚无，文化启蒙、教育救国的梦想在血的恐怖面前无情地幻灭，他感到无路可走，但又不想回避，只能严肃地问自己：[12]

　　 死了这么多人，我们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