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血和泪的文学”口号

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我国著名学者、作家、文学史家、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的文物收藏家和藏书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他已在北平，积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19年11月，他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并发表了他的处女诗作《我的少年》和《灯光》，此后，他开始尝试小说的创作，写了《惊悸》和《平凡的毁了一生》等。与此同时，他还从事俄罗斯文学的研究与介绍，写有《俄罗斯文学的特质与其史略》的论文。他认为“悲苦的音调，灰色的色彩”，多讨论“社会问题，人生问题”是俄国文学的特质。相隔一个月，即1920年7月，他又为《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由耿济之、沈颖等人翻译）作序，盛赞俄罗斯文学是世界近代文学的“真价”，体现了“‘真’的精神”。并特别指出：俄国文学是国民性格，社会情况的写真，“是人的文学，是切于人生关系的文学，是人类的个性表现的文学”，“是平民的文学”，它“独长于悲痛的描写，多凄苦的声音”，是“悲剧的文学”。

郑振铎的这些文字，表明他已接受了周作人关于“人的文学”的思想，并用以评价俄罗斯文学。又因为他从步入文学的门槛起，就在学习研究俄罗斯文学的精神，对于那种重视平民的现状，又长于去描写他们的悲痛和凄苦的生活的文学，他已了然于心，融入他的思想中。

1921年1月4日，他和周作人、沈雁冰、叶圣陶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

在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后，郑振铎终于将自己对于文学的思考提了出来，这就是“血和泪的文学”的口号。

1921年6月30日，郑振铎署西谛在《文学旬刊》第6号上发表《血和泪的文学》，指出：在“到处是榛棘，是悲惨，是枪声炮影”，是血迹的世界上，我们怎能要那“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鸳鸯蝴蝶式的情诗情文、云月、树影、山光等作品。“我们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

这一口号，直面黑暗的社会现实，直面普通百姓的痛苦人生，要求文学反映他们的饥寒交迫，疾病痛苦，家庭不幸，生存维艰，写出他们人生中的血和泪，他们的挣扎，他们的呼救。

在这个口号提出一年后，郑振铎将自己对这一口号的思考，进一步加以阐述，写了几篇文章：1922年6月21日，发表在《文学旬刊》第41 期的“杂谈”和《无题》；1922年7月21日，发表在《文学旬刊》第44期的“杂谈”7则；1922年8月11日，发表在《文学旬刊》第46期的“杂谈”5则。

这些文章，有三个方面的意见：

第一，“血和泪的文学”是今天社会环境的必然产物。“我们所以鼓吹‘血和泪’的文学，不过以为在这个环境当中，应该且必要产生这种的作品罢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一个时代的有良知的关注社会和民生的作家，他不可能置普通百姓的苦痛的生存状况于不顾，去写那种与民生不关痛痒的作品。但是，我们不是叫一切的作家都抛弃了他素来的主义，齐向这方面努力；也不是以为除了“血和泪”的作品以外，更没有别的好文学。郑振铎一方面希望作家能从社会现实出发，反映百姓在社会压榨下的非人的生活，写出非人的生活的文学，另一方面，他又不强求其他作家以必同。他说了一段非常形象的话：“我们不能强求欢乐的人哭泣，正如不能叫那些哭泣的人强为欢笑。如果自己感不到真挚深切的哀感，而强欲作‘血和泪’的作品，则其‘做作’其‘空虚’必与那些‘无病而呻’的假作家一样无二。”这里，郑振铎明确指出：现实社会的环境状况，是“血和泪的文学”产生的必然的基础和条件，但是，如果作家对社会没有深切的了解，对百姓的痛楚没有深切的“哀感”，就不可能有“血和泪”的文学作品。

第二，“血和泪的文学”，必将为中国文坛未来的趋向。郑振铎说：这种不安的社会，虎狼群行于道中，弱者日受其鱼肉，谁不感受到一种普遍的压迫与悲哀呢？所以，“我们是希望着，是鼓吹着，因为我们的心灵上已饱受这不安社会所给予的压迫与悲哀了。因此，我们的情绪便不得不应这外面的呼声而有所言”。这是说，“血和泪的文学”在中国出现的必然性，而不是谁的主张和谁的要求。

第三，“血和泪的文学”作品，“必须顾到‘文学’二字”。郑振铎在《新文学观的建设》一文中，批评了以娱乐读者为文学的目的的意见，指出那样就会使文学的高尚使命与文学的天真，必扫地以尽，“严格说来，则这种以娱乐为目的的读物，可以说他不是文学。因为他不是由作者的情绪中自然流露出来的，而是故意做作的。文学以真挚的情绪为他的生命，为他的灵魂，那些没有生命，没有灵魂的东西，自然不配称为文学了”。他在《小说月报》的一次谈“现实主义文学”时，又说过，“忠实的写社会或人生的断片的，而其裁取此断片时，至少必融化有作者的最高理想在中间”，因此，他把作者的“情绪与最高思想的联合的‘想像’的‘表现’”作为文学的最高要求。作为表现“血和泪”的文学，作者必定对普通百姓的非人的生活状况有深切的了解，以至达到情绪上“哀感”的极致，才能产生出真正的“血和泪”的文学作品。

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都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他们在步入文学领域的时候，都接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特别是俄国文学的影响，因此在文学思想、文学见解方面都有某些相通的地方。郑振铎的这一口号，不妨把它看成是对“人生诸问题”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是要求作者在对社会问题进行考察、研究的时候，首先是对社会底层“平民”的痛苦的生活环境，血泪的人生境遇，给予表现和描写。因此这一口号，具有明确的指示性，具有强烈的震撼力，是“人的文学”的补充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