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倾向于认为：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有权利来参与民主进程。许多人对政治可能不抱幻想，许多人或许感到无能为力，并且有些人可能会指出，国家的建立者是那些反民主的精英主义者，他们决不会有意让公众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去参与统治(Dye&Ziegler， 1987；Stivers， 1993)。然而，美国政治和宪法传统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之后，人们对自由参与的期待已经非常盛行，不论它是否真实(Schattschneider， 1960， pp.126-139)。
自由参与民主决策所体现的价值是，我们可以毋庸置疑地理解知识和政治控制之间的直接联系。事实上，在一个现代的信息化社会中，每个人都意识到了信息的作用以及人们运用信息影响政府决策结果的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如果精英们——无论他们是属于国家的、州的，还是地方的——能够控制议程以及公众对重大问题的论争的内容，那么他们就能控制结果。但是知识传播打破了“等级制度暮年”(the twilight of hierarchy)(Cleveland， 1985)中的控制关系，从而使得信息和令其公开可用的力量蔚为可观。
当公众管理者的行为不再由统治精英的利益所牵制，并且通过显示关于构想未来的可供替代选择的实质理性来平等地服务于所有参与其中的民众之时(White， 1990， pp.132-150)，公民就有条件来创造他们所想要的变革了，不论这样的变革可能是怎样的。这种行政行为可能未必在宪法上得到明确地“合法化”。然而，就其未被人民代表加以禁止而言，它又是合法的。这就是说，获选代表(国会、州立法机关、城市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特区政府委员会)有合法权力来阻止行政官员向人们提供自由话语的努力。他们可能按照常规、并且最终通过解雇那些犯规的行政人员来做到这一点。如果他们不那样做，行政人员的行为在概念上就是合法的，因为他们得到了那些具备相关宪法或法律权威的人们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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