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

一、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

如前文所述，话语(discourse)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不同学科甚至是同一学科内部(如语言学)对其理解也各不相同。费尔克拉夫将批评性话语分析中的“话语”定义为“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语言”。这种话语观是对源自索绪尔语言学路径的话语概念和福柯社会取向话语概念的融合，融合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批判性的继承和相互补充。

索绪尔将语言区分成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认为语言是一个语言社区所有成员所共享的符号体系，具有社会规约性，先于语言的实际使用;而言语则是个人所说和所写，即语言的个人化使用，与社会无关。并且，为了保证语言学研究的纯洁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索绪尔将研究目光锁定在语言上，而将语言的实际使用——言语搁置起来。费尔克拉夫反对索绪尔将语言和语言使用对立起来，也不接受言语是语言纯粹个人化使用的观点。他认为研究的重点应该是语言的使用。语言的使用，哪怕是个人或私下的交谈，也要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这种意义上的语言使用就是话语。当然，他也并没有绝对抛弃索绪尔语言/言语划分的思想，还是部分地继承了语言的社会规约性和语言的实际使用之间区分的思想，只不过使用了新的术语赋予其新的意义。费尔克拉夫提出实际话语(actual discourse)要受到潜在的话语规约(conventions of discourse)的制约。但是与索绪尔语言所具有的统一性和同质性的规约不同，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规约不具有统一性和同质性，而是呈现出多样性和异质化特征。他借用福柯的概念将这些规约簇视为“话语次序”(orders of discourse)，话语次序又体现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斗争关系。他指出:

在一个特定的话语次序里，话语(discourses)是如何被结构的(structured)，以及这些结构(structures)是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取决于社会机构或社会各层面权力关系的变化。这些层面的权力包括控制话语次序的能力;这种控制具有意识形态性，以确保话语次序在内部(或在社会层面上)彼此意识形态的和谐化。^[22]

例如，在医疗话语体系中，医患关系由医生主导型转变为医患协商型的趋势不仅体现在话语结构的变化上，也反映了两者权力关系的变化。

费尔克拉夫对“话语次序”的借用说明福柯社会取向的话语(分析)观对他的话语观(以及批评性话语分析)具有极大的影响。他对散见在福柯考古学和谱系学著作中的话语思想进行了梳理，将其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1)话语的建构性——话语建构社会，包括建构“客体”和社会主体。

(2)互为话语性和互文性的首要地位——任何话语实践都是由它与其他话语的关系来界定的，并以复杂的方式利用其他话语。

(3)权力的话语本性——现代“生物权力”(例如检查和表白)的实践和技术在相当程度上是话语性的。

(4)话语的政治性——权力斗争发生在话语之内和话语之外。

(5)话语变化的话语本性——变化着的话语实践是社会变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23]

当然，在整理和吸收福柯的话语(分析)思想时，费尔克拉夫也注意到一些问题，如福柯缺乏针对具体文本的话语分析、没有涉及权力抵抗的概念以及斗争和变化的问题等。正是在对索绪尔路径和福柯路径的话语(分析)思想的梳理、甄别和提炼的基础上，费尔克拉夫提出了“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思想，它具有三方面的特征:^[24]第一，语言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在于它。语言与社会不是两个互相独立的实体，它们之间是一种内在的和辩证的关系:语言现象是某种特定的社会现象，而社会现象(部分)是语言现象。第二，语言是一种社会过程。在这里，费尔克拉夫将text(文本)和discourse(话语)作了区分。话语是整个社会交往过程(process)，包括生产过程(process of production)，其产品(product)就是文本(text)，和阐释过程(process of interpretation)，这时文本又成为阐释的对象。这样，文本分析就相应地成为话语分析的一部分，后者还包括生产和阐释过程的分析。无论是在文本的生产过程还是文本的阐释过程，生产者和阐释者都要与内置于他们头脑中的“员资源”(members'resources)互动。“员资源”是储存在人脑中的认知原型(prototype)，包括语言知识、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世界、价值观、观念、信念等。第三，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还意味着话语的生产和阐释还要受到其他非语言的社会条件的制约。这些社会条件与三个不同层次的组织相关:话语发生的情景或环境、社会机构和作为整体的社会。这些社会条件和意识形态一起塑造了文本生产和阐释者的“员资源”，使之成为“常识”，并进而影响了文本生产和阐释的方式。所以，对话语生产和阐释过程的分析就可以发掘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勾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