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交际是一个互动调整的过程

毫无疑问，言语交际是一个集体性行为，其中交际主体必须在内容上和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互动和调整。汪少华(2004)用一个正常人的走路来比喻交际过程: 当你从走廊的一头顺利地走到另一头，这其中似乎没有什么如同火箭科学家关注的“中间纠正过程”(midcoursecorrections)，但是在人体运动学看来，走路其实也是一个不断协调挫折的过程。在行走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几乎摔倒的情况，这时候你身体的运动肌肉会通过改变原来的复杂的工作过程而防止你摔倒，但同时这样又会引发下一步的危险，这样你就需要再次调整，直到你重新获得平衡为止。在此过程当中，你必须不断地根据你的运动感觉和视觉反馈来调整你的运动肌肉，而不是程序式的一成不变地进行下去。在某种程度上说，话语交际就如同走路一样，复杂的交际情景因素、交际意图的理解和共有知识、视角、信念的估计都随时可能对话语交际过程产生影响。这样，话语交际过程就需要交际主体不断进行调整，而在此过程中交际者必须不断追踪与背景知识有关的信息并关注交际对象其他的具体特征(Clark1985)。

在上节中，我们用凸显机制不但解释了具有“自我中心”思维本质的语言使用者在实际的言语交际中往往又显得那样“合作”的原因，也对交际中的合作和自我中心的统一性和互动性做出了解读。问题是，既然共同凸显机制保障话语合作的成功，为什么我们还要如此慎重地考虑“调整”问题呢?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类似的问题是，既然调整如此重要，交际理论是否只研究调整问题就可以了呢?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同一个现象的两个视角。如同传统语言学理论被认为是一种描述和规定性科学，而认知科学被认为是一种解释性科学一样，语用学提倡的合作原则在本质上是对言语交际的一种描述和规定，而心理语言学则更多的是通过实验从思维和心理本质来解释语言现象。当前的语言学理论都趋向将这两种视角和研究手段结合起来，本书所采用的SCA就是这样一种视角，其跨学科性和多维模式给语言研究提供了系统的和全面的研究思路。基于此，本书探讨凸显机制对话语合作的解释主要是结合社会和认知两个层面进行的，并且是从第三方即分析者的角度来看的，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社会文化认知和思维模式等，也可以说是采用一种相对动态的、共时的方法来分析话语合作的成因。从意识的层面来看，凸显机制所关注的主要是交际者无意识运作机制，即思维对于文化模式或交际模式的一种自动的、缺省的反馈过程。对于即时的、具体的交际过程而言，如同Keysar(2005)提出的那样，“在交际的初始阶段自我中心思维起到一种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认为无意识层面的思维活动起到的是一种基础性的、背景式的作用。而在交际的后阶段，交际者的意识监控显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在言语交际中话语层面的自我中心表象并不多见而话语合作显得是那么“合作”的原因之一。虽然源于自我中心思维的自我中心的言语表象是不可完全避免的，但从交际的总目标“合作”的角度来看，自我中心的交际行为表象总是有碍于话语合作的顺利实现的，因而也是要尽量避免的。从这个方面来讲，交际中的有意识状态的调整就显得十分必要。

无意识的、自我中心式的思维一方面通过自动运行固定模式从而保障话语合作的基本实现，另一方面从反面又引发了自我中心的言语行为表象。对于后者的抑制也就成为交际主体有意识监控的一个主要任务，这也是话语交际需要不断互动调整的主要原因。对于话语的生产者来说，词汇和句型的选择有一个自我中心的思维过程，即说话者总是自我中心式地习惯于采用对自己来说熟悉的、使用频率高的词汇和句型来表达，但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比如婚礼讲话、获奖感言等等需要自我监控程度很高的场合，熟悉的词汇概念和句法结构同样会在说话者的脑海中凸显，虽然最终的话语也许并不是他们所熟悉的或擅长的。我们注意到，有时候我们身边的朋友突然不说“人话”了，如故意打起官腔(当然一贯如此者另当别论)，或突然咬文嚼字，甚至说洋话。当然可以说这是交际者的交际意图在起作用，但我们认为交际意图也是受意识监控的一部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话语理解过程当中，由于语言形式和概念并不是一一对等的关系，因此说话者发出的话语在听话者那里并不能马上形成完全对等的概念，如第4章例(4)中“jean”这个词的语音和“gene”是一样的，即语境与“gene”这个解释明显不符合，但由于该女人是从事与生物有关的工作，且“gene”这个词对她来说使用频度很高，即对她极度凸显，以至于她大脑自动进行反馈而完全没有受到语境的约束，从而出现一种自我中心性诠释。试想如果该女人认真地关注到了说话者的手势(指向线头)，也就是说她的意识监控足够强的话，我们认为即使该女人脑海中会凸显“gene”这个概念，但最终不会形成言语表达。

在交际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由于自我凸显太强烈而造成“口误”或者“失误”的例子，所形成的尴尬局面是不言而喻的，这时聪明的交际者往往能“灵机一动”将失误化解于无形，甚至出现另外的意想不到的效果。举例来说，一位高一语文老师在对《如何看待金钱》一文作总结时将名言“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说成了“黑夜给了我一双明亮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面对全班的哄堂大笑，老师机智地说“这是伟人说的话，看来我成不了伟人呀!”老师机智的自嘲得到了全班热烈的掌声。当然，这种调整往往是意识到“错误”后进行的调整，但很多幽默的语言往往是交际者“预谋”的，巧妙地利用亚凸显义来取代凸显义，从而引发听话者新的联想，达到出奇的效果。如:

例(1) 大清乾隆朝王翰林为母亲做寿，请纪晓岚即席做个祝寿词助兴。纪也不推辞，当着满堂宾客脱口而出: “这个婆娘不是人。”老夫人一听脸色大变，王翰林十分尴尬。老纪不慌不忙念出了第二句: “九天仙女下凡尘。”顿时全场活跃、交口称赞，老夫人也转怒为喜。老纪接着高声朗读第三句: “生个儿子去做贼。”满场宾客变成哑巴，欢悦变成难堪。老纪喊出第四句: “偷得仙桃献母亲。”大家立刻欢呼起来。

“这个婆娘不是人”与“生个儿子去做贼”在中国文化中所凸显的都是极端负面的意义，而“九天仙女下凡尘”和“偷得仙桃献母亲”又凸显了中国文化中的“至尊”和“至孝”的正面意义。老纪巧妙地利用了前两句的字面意义和后两句的文化凸显义，使得前后既在语义上关联，又超出了常规的概念联想(一般前两句凸显义是负面文化含义)，这种正反意义理解的反差打断了人们的常规联想，从而创造出独特新颖的理解效果。又如:

例(2) 抗战胜利后，著名的国画大师张大千从上海返回四川老家，他的学生设宴为他饯行，同时出席宴会的还有梅兰芳等社会名流。宴会开始，张大千首先向梅兰芳敬酒: “梅先生，你是君子，我是小人，我先敬你一杯。”梅兰芳不解其意，忙问: “此话从何说起?”大千答道: “你是君子——动口，我是小人——动手。”

“君子动口，小人动手”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惯用语，其共同凸显义是“文人至上”的文化思想。在公众眼里，张大千和梅兰芳一样都是文化大师，是“君子”的代表性人物，而张大千自喻为“小人”颠覆了公众对其形象的凸显，出乎他人的意料之外，但其后的解释又合情合理，体现了张大千的谦逊和幽默。

言语交际需要不断调整，其另外一个原因是交际本身的复杂性。在交际过程中，意图与注意、自我经验与共有知识、凸显与关联都形成了一种博弈关系，这样交际者不但要随时监控，而且在此基础上不断调整，不仅包括交际主体的自我调整，也包括认知和交际策略的调整。总之，基于SCA的言语交际观不但关注思维运行的本质特征，也注重现时社会交际中的相关的其他因素，从而系统地、全面地看待言语交际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