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实践和社会语境间的互动

对话语分析而言,仅有文本分析不足以理解文本和话语实践的意识形态机制。应当将其置于“组织分析之内,并将文本的‘微观’分析与对权力关系跨实践和结构网络运作的‘宏观’分析连接起来”(Fairclough,2003,页15-16)。对本研究而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则是文本和话语机制如何与包括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在内的宏观社会语境相互关联。

如图3.3所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使用诸多不同的分析概念工具。这些概念对超越特定文本范围的文本形式的意识形态效果而言是至关重要的。首先,互文性机制(intertextuality)或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1992)所谓的“话语间性”(interdiscursivity)把不同时空范围内不同的话语实践和社会语境中的不同文本类型连接起来。正如布罗马特指出的那样,互文性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无论我们说出什么,我们所生产的话语都源自他人的话语,因为我们不断地引用和复述已经存在的表达,不断地循环表达已经存在的含义”。这意味着,“任何一个特定的表达都有其自身的使用(或滥用)、阐释和评价的历史”,这“要求我们的视野必须超出特定的传播事件的边界,考察此处使用的表达实际上来自何处,其源头是什么,这些表达捍卫谁的利益,以及它们是如何与语言使用的传统发生关联的”(Blommaert,2005,页46-47)。在新闻话语中,互文性或话语间性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新闻来源和引用的问题上。换言之,这与第二章中所提及的不同言说者-行动者的媒体地位(standing)相关,即就特定事件或政策议题而言,谁的观点或解释作为常规新闻来源,被直接而清晰地引用。相比较而言,同样需要加以考察的是谁的声音被间接提及,或是完全不被提及以致被彻底边缘化。因此,对互文性和话语间性的分析,能够说明不同言说者-行动者在媒体话语中处于何种地位。

与互文性相关的是沟通文本和语境的两个话语机制,即文本被整合进社会实践并因此对后者产生影响的方式:一是语境化或去语境化,另一个是语境移植。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J.Gumperz,1992)是言说者-行动者“提高语境的某些方面的相关性,维系、修改或废弃这些层面”的活动。正是这些语境“决定了对某一表述在其发生的特定位置被解释的方式”。在这些活动中,指示含义是通过“语言形式和社会与文化类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的(Auer 1992,页4,引自Blommaert,2005,页41)。在这一过程中,文本通过索引指示的方式被生产或加以阐释,从而与正在发生的话语实践所在的特定语境相适应。因此,语境化涉及传播过程的参与者间的对话性互动,即便这种对话性并不意味着合作关系、共享性和参与者间“语境化权力的对称性”(Blommaert,2005,页43)。

比较而言,语境移植(entextualization)的概念(Silverstein&Urban,1996)是一个把文本从其原初语境中脱离出来并移植到新的语境中,从而创造出崭新的话语类型的过程。布罗马特(Blommaert,2005)解释道,通过语境移植,

话语连续地或同步地实现了去语境化和在元话语层面上被重新语境化,从而变为一种与新语境相关的新话语。与之相伴的是一种能够提供对新话语进行“偏好性解读”的元话语。这一新话语因此成为一个“文本”:被剥离了其互动背景并被转移到新语境中的话语。

通过将分析范围从文本间的互动延伸到文本与语境或元话语层次间的互动,语境化和语境移植概念深化了互文性分析。以此为基础,考察的范围将进一步拓展至对话语资源的近用权(accessibility)、不平等、合法性、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宰制等问题的分析,即对与主导性社会结构辩证地相互构成的象征资源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现代社会的权力宰制日益依赖于对进入特定语境化空间权力的排他性(exclusivity)设置或垄断(Barthes,1972[1957];Blommaert, 2005,p.45;Bourdieu,1989,1991)。文本和语境资源在不同社会行动者间的等级化分配成为再生产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机制之一,其实质是接近和控制作为象征资源的文本和语境的能力的等级化。正如汤普森(Thompson,1990,页59)所指出的那样,

个体在某一社会场域或制度中的社会地位以及与此相关的权利,使得他们具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在此,权力可以理解为通过社会性的或制度性的方式获得的一种使得个体能够做出决策、追求目的和实现利益的能力。我们所谓的“宰制”,指的是特定的行动者或行动者群体长期掌握权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将其他行动者和行动者群体排斥在外,使之无法获得这些权力,无论这种排斥在何种基础上得以实现。

因此,对文本和话语形式的研究“变为对权力象征以及手段分配的系统和类型的研究,同时也是对社会中特权和权力剥夺的基本方式的研究”(Blommaert,2005,页61)。对诸如中国社会的农民工这样的边缘群体的公民权的社会建构的研究来说,这样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

也正是在这里,在对媒体和文化生产与阐释保持政治经济学敏感性的基础上,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相关的议题成为新闻话语的批判分析中的关键问题。就本研究中对农民工相关新闻话语的分析来说,这一层面的分析主要考查的是与合法化和公共论争相关的问题。例如,其中问题之一是农民工面临的弱势的边缘化日常现实,与执政党-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中所声称的工农阶级的至高无上地位之间存在的深刻裂痕,是如何在话语层面上得到调和,并通过互文性、语境化和语境移植等话语策略对新的威权主义、发展主义逻辑和政策进行合法化的。同样重要的问题是,这种合法化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或相反,在与国家的公民权定义相关的公共论争中,这种合法化努力在多大程度上会遭遇来自对抗性话语实践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