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话语表达与语境间的关系

三、协调话语表达与语境间的关系

话语表达与其语境是否相协调,直接关系着传播的成败。语境“是交际过程中参与者运用语言表达思想、交流情感或猜测推导、分析理解所听到的话语的含义时所依赖的各种因素”^[15]。简言之,语境是语言使用的环境。语境既有大语境、中语境、小语境之别,又有主观语境、客观语境之分。其中,小语境又称当下语境,具体指话语发出者、话语接收者(对象)、语言使用的场合以及所涉及的话题内容,我们这里的语境即是指此。

在有声语言大众传播中,话语表达与语境间的协调,大致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应因人而异,根据不同的对象设置,确定不同的传播内容,采取不同的言说方式。对象不同,需求就不同,言说的内容和方式也相应的不同。譬如一档农村节目,就应当站在农民的视角,关注农民的需要,采用朴实的表达方式。在节目中,介绍致富的经验当然比介绍商场购物来得实用,使用简明、朴实的语言自然会比夸张、华丽的言辞更能贴近人心。《荀子·劝学》中说:“故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慎其身。”“不傲”、“不隐”、“不瞽”既道出了传者的社会责任,也提出了对传者的素质要求。

其二,区分不同的场合。场合主要指的是说话的时间、地点和说话时周围的情景。一个有效的主体间对话,总是要求根据不同的场合,切合当时的言谈背景和环境气氛。大型的舞台主持、演播室内的近距离接触、新闻外景地的现场报道等不同场景中,或者早、中、晚不同时段、平时和重大节日等不同时间里,传播主体的话语表达无论在心态、情绪、语气、体态上都不可能一样。忽视了场合对人的制约,就会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同时,鉴于场合和表达的内容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与场合的隔离,也会对内容的表达产生负面影响。

其三,在主体间的交往与对话中,应注意言语的时机,适时而言,见机而语。大众传播是一种生存的交往,传受之间不管是从本质上来讲还是从效果出发,不管是遵循礼貌原则还是真诚性原则,都应该以尊重、理解、沟通作为交往的基础。作为主动的一方,传播主体要有足够的敏感,足够的观察力、感受力、判断力,能够“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视其锐气,察其堕衰”,然后是足够的表现力、调控力,做到“唱焉以观其和,道焉以观其随。随和之微,发乎音声,行乎视听,著乎颜色,动乎身体”(《中论·贵言》)。尤其是在一些对话类节目中,传播主体的话语表达实际上是一个观察、思考、调控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预设的、封闭的,而是开放和生成的。传播主体要善于观察和捕捉时机,及时调整思路和话语走向,敢于和善于发现预期外的新鲜点,实现有效的双向互动。常常有一些主持人一旦发现对方的反应超出了预设,就“手忙脚乱”,连忙打住对方,交流者成了道具,这样的节目无异于一场演出,却不会取得大于脚本的成功。

“度”的把握实际上就是对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生命活力的整体性、多重性、生长性的认识和调控,首先是整体目标的确立,用整体目标来观照和衡量传播的每一个环节,然后是对节目整体风格的把握、适应和掌控,最后要落实到具体的话语表达中来,与特定的语境相协调。而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了“度”,最终还是要取决于主体对自我认知、自我行为的认识和调控。在传播实践中,我们要切记,“对于生命个体而言,表现欲和主体意识是同时成熟起来的”,^[16]传播主体要时时调检自己的传播心理和话语行为,使之不脱离传播目的,不脱离语言样式,不脱离受众期待,不脱离规定情景,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能动性,有效调控,积极创造,实现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生命活力的整体和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管是对政策分寸的把握还是对话语表达分寸的拿捏,适“度”的有声语言创作都会彰显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艺术性,因此,“度”的把握最终是主体对有声语言创作的艺术分寸的把握。艺术分寸的把握不只需要创作主体对创作中需要掌控的各个方面有理性的认识和理性的分析,更要求创作主体把这种理性认识内化到创作的过程中,使之成为一种创作自觉。当然,这种由理性认识到创作自觉甚至创作自由的转化,是需要高超的创作能力作为基础的,正是通过一定的创作能力,创作自觉才成为了创作实现。可见,对传播主体来说,对“度”的认识和重视不应成为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是把它融化到自己的审美意识中,体现在自己的审美能力上,“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17],把感性的触发和理性的认识转化为悟性的生成、内置、自觉与兴发。唯有如此,这里的“把握”、“调控”、“协调”才不会变成“强制”、“做作”,才不会因为“言不由衷”或“言不尽意”而导致“事与愿违”；也唯有如此,才会把理性认识变成直觉把握,把责任承担变成自觉行动,把对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生命活力的整体性、多重性认识和对整体和谐的追求,变成一种审美意识的内在集聚与直觉生成,变成一种审美趣味和审美品格的自觉追求和自然流露,才可能达致精神和创作的自由状态!

【注释】

[1]张岱年:《宇宙与人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2][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版,第180~181页。

[3]张颂:《朗读美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页。

[4]《汉书·董仲舒传》。

[5]转引自刘方喜:《“声情”研究方法论的现代启示》,《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6][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1~32页。

[7][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4页。

[8]张岱年:《宇宙与人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页。

[9]张岱年:《宇宙与人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页。

[10]张颂:《语言传播文论》(续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

[11]以上案例转引自李凤辉博士论文:《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阙失与重构》,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文库。

[12]参见张颂:《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130~131页。

[13]刘勰:《文心雕龙》,周振甫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9页。

[14]刘勰:《文心雕龙》,周振甫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9页。

[15]吴为章:《新编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16]胡智锋:《中国电视观念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页。

[17]惠达:《肇论疏》,转引自薛富兴《东方神韵——意境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