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多方参与丰富话语表达

第四节　多极化策略：以多方参与丰富话语表达

中国在国际上的声音单薄，缺乏影响力，与我国政府长期以来采用单一宣传导向的宣传手段不无关系。事件发生后，我们往往只能听到官方的声音和对外发言。

以美国CNN主持人卡弗蒂发表攻击中国的言论事件为例。2008年4月10日，CNN在转播北京奥运火炬在旧金山传递时，主持人卡弗蒂发表攻击中国的言论，妄称“中国产品是垃圾”。

中国外交部很快对此作出反应，三次对CNN表示抗议，表示：“中方对CNN主持人卡弗蒂发表恶毒攻击中国人民的言论表示震惊和强烈谴责。”并且严正要求：“CNN和卡弗蒂本人收回其恶劣言论，向全体中国人民做出真诚道歉。”

然而，我们看到，尽管遭到中国政府的严厉抗议，但是CNN对此并未正面回应。

因此，我们要学会利用多种渠道、多种声音传达信息、加强沟通。仅仅强调与政府层面搞好关系，显然远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我们还需要强调对西方民众进行公关，培养西方民众对中国的亲切感。

重视民间力量，重视非政府力量，这已成为美国等欧美国家对外宣传的一种手段。然而目前，“我国对外传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国家唱主角，以政府为主导，民间外交、民间传播的比重还有待提高”。若我们适当调整对外传播策略，“让公众在对外经济、文化、教育传播中扮演积极角色，不但可以极大地拓展对外传播渠道，而且可以大大地提高中国新闻的传播效能”。^[18]

一、广大网民的力量

《华盛顿邮报》可以连发3篇社论，立场截然不同，分别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说话。“电视同样要把不同想法的人作为收视的目标，用个性化的攻击性言论刺激收视率。在现代商业社会，电视台怕观众，不怕政府，它觉得天生就是监督政府。你要它向政府道歉，它顺势要把自己打造成不畏强权。但民众要它道歉又是另一回事。”^[19]

因此对于国外媒体而言，来自民间的力量往往更大。比如加拿大留学生制作的《西藏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中国》（Tibet was，is，and always will be a part of China）的视频，引起了国外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使得国际舆论转而以另外一种眼光看中国。

如前面我们提及的CNN主持人卡弗蒂事件，在中国网民的巨大压力下，最终卡弗蒂发表道歉信，这足以证明普通民众的力量在对外传播中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网络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通过网络渠道所汇聚起来的草根力量，更是不容忽视。拉萨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中，中国与西方媒体、与达赖之间的对抗，之所以能够赢得声势，网络上的草根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自愿、自发和自由的言论，是政府应付外界压力的强大后援。那些高水平的网络文章、视频、网页和讨论，凝聚了广泛的共识，释放了极大的号召能量。

因此，政府应更好地引导网民，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并给予他们更多的信任和更多的支持。

二、本国媒体独立的声音

媒体是国家实力的重要部分，在西方发达国家更是配合国际战略、反映国际行为、追求外交目标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政府与媒体能否实现良性互动，是一个要么“双赢”、要么“双输”的局面。面对突发事件，拒绝置身事外，紧追不舍地准确报道，是媒体“铁肩担道义”的责任之所在；允许媒体置身事中，与媒体成功协作发布信息，则是政府妥善应对突发事件、最大限度保障公众利益的要诀。

目前我国媒体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缺乏独立的声音，很多时候在对外传播中只是充当着政府对外宣传的传声筒的角色。正如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黄星原曾经指出：我们的传播手段比较单一，有时候表现形式比较呆板。“我经常强调一个道理，我们的媒体不要想着，因为政府这样说了，所以我们不能违反，大家异口同声说一个事情。发言人的作用是澄清事实、阐明立场，但是媒体要做的，或者是我们其他的公关手段要做的，不是重复发言人的话，而是做发言人的再发言人。用对我们有误解的西方人听得懂的话语，用国际上通行的手段很巧妙地传播出去，这很重要，这叫异曲同工，而不是异口同声。在这一点上应该多下工夫。”^[20]

事实上，网络媒体之所以有威力，就在于每个人都有权利和机会平等地参与。而传统媒体则相对缺乏自己独立的声音，同时对一些突发事件的报道往往不如境外媒体反应及时。

因此，加强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声音，首先，要在传播手段和技巧上加强及改进，以独立的姿态，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公信力；其次，要加强我国媒体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和独立性。

三、非政府精英政治力量

2008年4月18日，独立时事评论员蒋兆勇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单光鼐教授等人谈论时指出，“过去国家主权条件下的一些政治做法受到挑战。现在，国际政治出现了非国家行为体，特别要关注NGO的跨国挑战，他们比外国政府更厉害。一般的过程是，NGO先制造议题（经常夸大事实），将媒体拖入、发酵，最后政府介入。”

“在民间政治阶段，在跨国倡议网络施压阶段、跨国抗议扩散阶段，要让民间对民间，政府不宜轻易介入，以免抬高事态。不会有天大的事发生，没有哪个外国政府会真正抵制中国。我们要有这个判断。”^[21]

过去一些研究者讨论过中国的“第三种力量”，实际上是想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建立一种由社会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它可以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扮演第三种协调机制，缓解社会矛盾。如果反映在政治上，“第三种力量”则有助于增加中国的多极影响力，避免只有政府一种声音。

因此，政府应对独立社会团体的发展给予更大的空间和更宽松的环境，培养能在国际上为中国说话的政治群体。由法国梅耶人类基金会和香港霍英东基金会组织，由中国大陆和香港几所知名大学协办的中欧社会论坛，从2005年成立之后，就一直在从事中欧民间和社会层面的对话工作。

尤其是2007年10月举行的第二届中欧社会论坛，在欧洲23个城市设立了46个工作站，范围覆盖中欧之间的所有领域，中欧双方参会人员达到1000多人，从学者、企业家、官员，直到农产品和移民代表，广泛覆盖中欧民间的各个阶层。

此后，中欧社会论坛又在香港设立了常务秘书机构。2009年，第三届中欧社会论坛在中国香港举行。这一论坛的模式，为中国和西方世界展开民间和社会层面的对话和沟通，提供了范本和可借鉴的经验。

四、海外华人及国外友人

长期以来，由于西方媒体所拥有的广泛的传播网络和大量的信息资源，其在国际舆论中设置议程的影响力巨大。据学者统计，全世界90％以上的信息由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传播，70％以上的信息由西方国家的跨国媒介公司传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只能作为中转站，对发达国家传播的信息作二次传播。互联网也不例外。由于英语及英文网站的传播优势，目前海外受众所能接触到的主要信息还是来自于英文媒体。

而海外华人及国外友人由于具有语言上的优势，同时熟悉海外受众的思维方式和信息接受习惯，他们所发出的声音更容易被海外受众看到并且接受。而他们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同，也有助于形成对外传播的合力，将中国的良好形象与内涵传播出去。

不会沟通，不善于沟通，会导致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更加难以避免。驻英大使傅莹的文章较好地反映了这一点。她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撰文《火炬传递之后的思考》，批评西方对西藏和火炬传递一边倒的报道，“站在东西方之间，我担心中国人民与西方人士相互之间的观感，将迅速走向对立”。^[22]如何加强中西方文化的沟通？熟悉国外受众心理，同时对中国文化具有认同感的海外华人及国外友人无疑将是一个重要的桥梁。

喻国明认为，“西方媒介这种偏见式的报道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国际舞台上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元化的声音。”如何改变这种一元化的局面，让中国的声音被世界听到？“如果我们可以利用现代的数字化技术，利用我们现在的传播手段和公民外交等多种渠道，我们就可以形成一种对于这种单极化话语霸权的垄断的一种打破。”^[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