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弱势群体的话语表达不力

一、对弱势群体的话语表达不力

2002年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先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个词。在我国，弱势群体主要指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经济收入的不稳定和能力上的欠缺所导致的处于贫困的农民、城市中的下岗职工、老病残退等。^[1]由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缺少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电视作为他们家庭经济生活中的重要资产，是获取新闻和各种知识及实用技能的主要途径，也满足了他们的娱乐需求。随着民主意识的提高，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正逐渐将电视视为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空间，并借此保持着与社会的联系。另一方面，电视媒体的特质决定了它是跨国的、全球的、世界的，又是本土的、民族的、地缘的和社群的公共空间，特别是弱势群体和边缘话语的表达场域，因此，电视能否以人文关怀关注弱势群体就显得尤为重要。

《2005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对农电视节目在电视节目中所占比例很小。到2003年底，全国各地电视台共开办节目2200多套，但开办专业对农频道的省级电视台只有吉林、山东两家；在省级电视台中，开办农村专题栏目的不到20家。市、县级电视台开办农村节目的更是寥寥无几。在368家注册的各种电视媒介中，开办农村节目的只占4％。在各台电视节目中，以城市小资白领、地产商等企业家、娱乐演艺明星等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栏目很多，而以普通市民特别是农村、农民、失业者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栏目却不多见；反映在传播内容上，传播社会强势群体的价值观念、思想感情、生活方式的内容很多，而站在社会弱势群体的立场反映他们的愿望、要求、呼声的内容却不充分；在传播效果上，电视娱乐化、贵族化的倾向造成社会上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行，普适的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出现危机。至于把西方一些消极、落后的后现代文化当做前卫、先锋的时尚而崇拜宣扬的也不在少数。对于这些电视媒体而言，为了得到最有效的收视率——因为这些数字与广告投放量直接挂钩，就要为那些最有购买力的受众服务，而社会弱势群体显然不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对象。

在众多弱势群体之中，农民工的话语权曾一度被消解。作为社会转型期制造出的一个庞大群体，被冠以“民工”身份的城市流动者承载了历史与社会积淀的不公。就在几年前，还能见到这些民工流落于城市的繁华之外，为了能凑够回家过年的盘缠他们不惜屈膝求情。2003年末，温家宝总理为农民工讨工钱成为焦点新闻，而在此之前，有多少媒体关注过他们的生存状况？在生活尚没有充分保障的情况下，农民工话语权的表达显得那么缺失与无力。虽然之后在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背景下，关于“三农”问题的报道频频出现在广播、电视、报刊上，但是这种表面“繁荣”的背后，隐含的却是“三农”报道空洞化的趋势。有研究者认为，农民显然应该是三农报道的主体，但在三农报道中，农业部门或地方政府却成为报道主角。大多关于农村问题的讨论都发自城市，几乎没有来自农村基层的声音，他们的命运决定于城市人怎样看待农村问题。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怪现象：“虽然有不少政治人物和媒体都在谈论农民，而农民自己却不在场、不知情”。^[2]这种报道主体的缺位无疑是媒体的作秀与失职。

公共传媒所追求的普遍性原则认为：任何人不论收入高低、社会地位、居住位置、宗教信仰等的不同，都要有获取信息的权利。公共媒体为此也在尽力做到对少数弱势群体传播信息的优惠性、便利性，唯此才能实现社会的共识与整合。我国的新闻事业追求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这就意味着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的新闻媒介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要投入更多的关注。

对于当下的中国，媒体一方面要客观反映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另一方面还要自觉承担起公共论坛的作用，通过营造舆论达到公众议程和政府、社会议程的统一。按照社会学的观点，相对于主流群体，如果社会中的一些弱势群体长期意识到自己的附属地位，会对主流社会日渐疏离甚至仇视。在传媒日益发达的今天，如果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不畅，他们会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来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会走向反社会的道路。前些年群体性事件增多、农民工犯罪率上升等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点。在社会发展变迁时期，当经济增长与民主滞后差距过大时，对信息交流和传播理念进行改革的需要就日益迫切，公民意识的觉醒呼吁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创建一个公共话语空间，也即哈贝马斯所认为的公共领域，这种中介角色正是大众媒介的社会功能之一，它能加强政府与公众的联系，促使社会公共意识的形成，缓和社会矛盾，成为化解社会各阶层冲突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