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时期的佛教

第三节　辽金元时期的佛教

辽、金、元三朝的建立，使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变，迈进了一个新的纪元。当时，它不仅为中华民族所一惊，也为世界人民所一愕，一举改写了华夏大地一向由汉族帝君“主宰”的历史，北方三个少数民族交替入主中原，907年唐王朝被朱温所灭，建立后梁，中原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割据兵伐，动乱不止。916年，北方辽河流域的契丹族强大起来，在其首领耶律阿保机的率领下，势如破竹，锐不可当，攻灭后梁，建立了大辽国，历经九代，走完209年路程。1115年，世居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崛起，完颜阿骨打统率劲旅，捣毁大辽，建立大金国，主宰中国半壁河山152年。1260年，忽必烈率精兵锐旅，挥戈舞刀，灭南宋，建立元王朝，统一了中国。在这个翻天覆地大变革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佛教从中原向北方民族地区的发展迈出新的一步。

一、辽代佛教

据稽考，契丹族同北方地区其他民族一样，信仰原始“萨满教”。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十部以后，势力大增，为了扩大领地，有意吸收汉地文化，广为招揽汉人，于即位前的唐昭宗李晔天复二年（902），在黄河之南的龙化州（今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地方）始创开教寺，弘扬佛教；太祖耶律阿保机六年（912），兵讨两冶，“俘虏僧崇文等50人归西楼，建天雄寺以居之”，以示“天助雄武”^[1]。

到了辽圣宗耶律隆绪、兴宗耶律宗真、道宗耶律洪基三朝年间（982—1100），辽代佛教的发展达到巅峰。圣宗时，大兴土木，广建寺庙、佛塔，一时间席卷广袤辽土，并推进到了地处长白山地域的松嫩平原和第二松花流域。如“农安辽塔”“万金塔基”，就是一个明显例证。辽道宗是个具有深厚佛学学识的皇帝，通晓梵文，对“华严学”颇有造诣，尤精《释摩诃衍论》，在位期间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的发展。《辽史》记载，咸雍八年（1072）春三月，“有司奏春（今前郭蒙古族自治县塔虎古城）、泰（今洮南市四家子古城）、宁江（今松原市土城子古城）三州，有三千余人愿为僧尼，受具足戒，许之”。寿昌七年（1101）道宗崩，其孙天祚帝耶律延禧即位，改元寿隆，在颂扬道宗功绩时，赞曰：“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2]

辽代佛教，所以能在松嫩平原、第二松花江流域得到迅速蔓延和发展，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重要因素：第一，当时这些地方都是辽治的重要州府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人口稠密，便于八方游僧驻住；第二，早在高句丽、渤海时期就有一定的佛教基础，并对外影响较大。宋末齐初时，高句丽僧道朗曾至敦煌，从昙庆受学三论，并诸方游化，齐建武中（494—497）到江南，住钟山草堂寺，又登摄山，嗣法黄龙（今吉林省农安）法度，传罗什三论之学。另根据出土的石雕塔、舍利盒、铜佛、陶塑像、护心佛、立佛、挂颈佛、佛像牌饰、二坐佛、南海大士佛等佛教文物考证，在这些地方不仅早有三论宗的弘扬和传播，而且华严宗、密宗、净土宗、律宗和小乘的唯识宗、俱舍宗也颇为盛行和流传。为我们深入研究长白山地域的辽代佛教史、佛教艺术，提供了极为丰富和极为珍贵的资料。

“农安辽塔”是辽代在第二松花江流域保存最完好的遗存。塔址位于农安镇黄龙路与宝塔街交汇处，原黄龙古城高台的制高点上。塔名称谓颇多：观其雄姿名“宝塔”，念其历史久称“古塔”，因其与佛教相关曰“佛塔”，考其建筑年代谓“辽塔”；伴随岁月流逝、治所兴废、地名演变，又在塔名前冠以“黄龙”“龙湾”“隆安”“农安”等字样；民间尚有“半拉塔”“金马驹”“压龙脉”等神话传说。农安辽塔约建于辽圣宗太平三年至十年（1023—1030）年间。为八角13层密檐式青砖砌筑塔。由塔座、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通高44米。塔座八角形，承之塔身，显得格外坚固平稳，宏伟壮观，古香古色。塔身基部由不同形制的砖、瓦组砌。第一层高13米，檐下砖雕斗拱，有大小、等距相同的4个龛门、4个哑门，上为拱式眉额，凹入塔身10厘米，周有简装边沿。龛门进深160厘米，上壁是椭圆形砖砌仿木斗拱，顶部卷檐浮雕。塔层檐均砌叠垒花纹，磨砖对缝，犬牙交错，檐下枋木方椽，排列整齐有序。塔脊均塑脊兽。塔身和塔刹衔接处的八个斜坡戗脊，均雕有各种兽类，狮子在前、龙马居中、戗兽尾随排序。戗脊两侧各有4条凸起直线圆筒瓦，瓦端周围砌刻双重套环，中有“喜”字图案的圆形瓦当。戗脊尽端镶铁环挂铁马铜铃风铎。十三层的各八个角上共挂104个内镶三翼状锋舌的风锋，焊有“十”字锋锤，风吹摇动，金铁齐鸣，铮铮作响，十分动听。清光绪十三年《农安乡土》记载，塔的四周曾镶铜镜，塔身第十三层上为塔刹，基础部分是三层蔽口仰莲，上置鼓腹，细颈敞口宝瓶，外有铜制镶金“圆光”，内有车轮形卷曲花纹。“圆光”之上筑一铜制镶金宝珠，呈葫芦形。宝盖上焊4条铜链，分别垂挂在塔脊的铁钩上。精制的塔刹，使古塔挺拔高耸，给人以似入云端之感。1953年，第一次修葺时，在塔身第十层中部发现一块80厘米方砖，其砖下有砖室，西北角置一小砖台，上置一木制硬山式小房，内有释迦牟尼、观音菩萨、银牌、瓷香炉、木盒、银盒、瓷盒、布包等珍贵文物。遂之封顶辍工；1982年，开始第二次大规模修缮，翌年10月竣工，恢复其塔原貌。农安辽塔已被列为吉林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金代佛教

女真族在未建立完颜氏王朝之前，在坚持信仰“萨满教”的同时，深受邻境高句丽、渤海佛教流传的影响，不少人皈依了佛门，成了坚定的佛教徒。完颜阿骨打灭辽后，建立金朝，又承袭了辽代佛教遗风。其后，金又继续南进，相继占领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和夺取黄河流域及其淮水以北广大地区，成了中国半壁河山的主宰者，同南宋王朝对峙120多年，促进了北宋佛教向北方的移动流传。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不是“奉佛尤谨”的帝君。金王朝建立初期，他对佛教表现很淡薄，甚至持冷漠态度，没有支持佛教发展。仅在金初于长白山地域的长白山余脉千山，创建了多处寺塔，至今仍有佛教遗物、遗迹留存。辽天祚帝保大三年（1123），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病逝，金太宗完颜晟即位，改年号天会，元年十月“上京（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白城子地方）庆元寺僧献佛骨（舍利），却之”。^[3]说明，当时他受阿骨打影响极深，对佛教仍持谨慎和有所抵制的态度。然而，在其即位第二年，对佛教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弯，一反常态，在应州建净土寺、还与皇后出资为佛觉、晦堂大师营缮圣安寺。常于内廷供奉佛像，迎璇檀像置于燕京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

金熙宗完颜亶好佛如痴。在他执政期间（1136—1149），金代佛教走上巅峰。金源上京会宁府（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白城子古城），创建庆元、储庆、宝胜、兴圆、兴正、光林等六大名刹，高僧荟萃，皈依弟子甚多；以隆州（农安）为中心的松嫩平原、第二松花江流域佛教发展势头更甚于辽，佛寺建筑更加锦上添花，并且继续向长白山腹地延伸，在松花江中游的吉林建造了功德院、下观音寺、西方寺等大型寺院数座，在渤海上京（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佛寺遗址上重建“石佛寺”。同时，他对佛教高僧倍加崇爱，礼遇有加。在燕京（今北京）巡行时，见名僧海惹邀其到京都会宁府，敕建大储庆寺，许做住持；委任著名律师悟铢（？—1154）为中都右街僧录职。

金世宗完颜雍（1161—1189）是金代最负盛名的君主，他为金代佛教的大发展营造了一个全盛时期。但在这时，为了适应政治、军事的需要，金的社稷中心已于海陵王完颜亮贞元元年（1153）迁到燕京（今北京）。金世宗针对佛教大发展中出现的混乱现象，开始采取有节制的保护政策，他积极整顿教团，防止僧侣逃避课役，并严禁民间建寺。然而，由于他喜欢巡游名山古刹，营建寺塔，优遇名僧大师，还是在京师要地及其周围，筑就了为数可观的大寺高塔。大定八年（1168），于东京辽阳府创清安禅寺，生母贞懿太后出家为尼，又在清安禅寺别建尼院，增大寺塔。至于金源内地，因远离京畿，鞭长莫及，难以管理，民间大规模营建寺塔之风更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越刮越甚。据吉林、黑龙江文物考古工作者挖掘证明，在拉林河与松花江交汇处，第二松花江流域、松嫩平原等广大长白山地域，分布着无数的金代寺庙遗址，并搜集到大量金代佛教文物。

金代国祚很短，在中国历史里只存续120年，但是，它的佛教发展却显得异常，金代佛教各种宗派繁花似锦，尤其在华严、禅、净土、密、律等宗方面更具特色，阕研造诣超过前代。简要介绍如下：

（一）禅宗

禅宗在金代是佛教第一大宗派。史载，金攻取淮河以北以后，受北宋佛教影响，道询（1086—1142）继净如之后在济南灵岩寺大弘北方禅宗之法，著有《示众广语》《游方勘辨》《颂古唱赞》。弟子圆性（1104—1175），于大定年间（1161—1189）应请住持燕京潭柘山寺，复兴禅学，著《语录三篇行事》。金末，著名禅师万松行秀（1166—1246），传曹洞青源一系之禅，曾于从容庵评唱天童《颂古百则》，撰《从容录》。当时，常劝告金燕京行尚书省左右员外郎耶律楚材（1190—1244），要“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极得金统治者称颂，诏传金土。

（二）华严宗

金代佛教第二大宗派是华严宗。著名弘传者有宝严、义柔、惠寂和苏陀室利。金完颜亮大德三年（1151），宝严住上京会宁府兴正寺，两度开讲《华严经》，听受者达500余人。

（三）密宗（亦称密教）

佛教密宗在金代可考的有法冲、知玲。相传，法冲在大定三年（1163）同金源（金上京会宁府）道士箫守真角力获胜，密宗教法得以广弘。

（四）律宗

佛教律宗在金代弘传者有悟铢、智深，以律行精严而深得熙宗优遇，委任为中都右街僧录。

（五）净土宗

佛教律宗在金代佛教中有“首宗”之称，皈依者甚多。弘传者律宗者中有祖朗、禅悦、广思等名僧。据资料记载，祖朗在大定年间（1161—1189），曾历主崇寿、香林诸寺，日课佛号数万，甚感徒众。广思于河北临城山建净土道场结白莲华会，谨守庐山慧远规模，开北地莲社念佛风气，轰动金土，声扬南北，广为流传，大大推动了金代佛教的昌隆。

金代佛教僧侣在社会中享有崇高地位。宋使洪皓在《松漠纪闻》一书中说：“胡俗奉佛尤谨，帝后见像设，皆梵拜。公卿诣寺，则僧居上坐”，“僧职中有正副判录，或呼司空。出则乘马佩印，街司、伍伯各二人前导”，^[4]因此，金王朝佛风之盛，不减于辽，超乎人们的想象，空前隆重。

三、元代佛教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顺帝末年（1260—1368）的元代佛教。以藏传佛教，即俗称的喇嘛教为国教，几乎被当时蒙古族全民信仰。但是元统治者对宋地佛教和金地佛教也不排斥，并对当时佛教中的一些名僧名人以礼遇和重用，如契丹人佛教著名居士耶律楚材（1190—1244），金为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入元官至中书令；临济宗的海云印简（1202—1257）受元太宗、定宗、宪宗和世祖四代任用，宪宗元年（1251）被提拔为掌管全国佛教的大臣；等等。

有元以前的辽、金时代，处于东北地区的长白山地域佛教相当隆盛，名僧荟萃、寺庙林立，信众甚多，遍及各地，佛风浓郁。然而，在金、元之际民族割据加重，战争烽火连绵，原来的佛教寺院或毁于战乱，或遭风雨剥蚀，年久失修，而倒塌湮没。因此，史说“元季之初，以兵燹废弛”，无疑对佛教的发展是一个重大挫折。元统一中国后，忽必烈为了推动佛教再起，曾下诏“兴隆佛在处，废寺悉许赓修。时岁转大藏经，宠释氏，普天梵宇益兴”。随之，在全国开始恢复修缮旧寺院，始修新佛寺，重使佛教步入新的发展时期，出现发展曙光。

从资料记载看，元代佛教发展主要集中于元大都（今北京）、五台山、古北、辽阳一带的藏传佛教区，向北传播到黑龙江下游黑龙江口奴儿干城西侧，并在末吉（满泾）狗站左侧山上建有一座观音堂。但在元代佛教发展史上，长白山地域腹部及其边缘地带除了辽、金佛教有遗存、遗址外，至今尚未发现有元代的类似遗存、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