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时期的佛教

高句丽民族同长白山地区其他古老民族一样，笃信原始宗教之风浓重。《后汉书》说，高句丽以十月祭天，大会名曰东盟，其国东有大穴（集安市洞子沟），号“隧神”；《北史》讲，高句丽“有神庙二所，一曰夫余神，刻木作妇人像，二曰高登神，云是其始祖夫余神之子，并置官司，遣人守护，盖河伯女、朱蒙云”^[1]；《梁书》称，高句丽“于所居之左，立^[2]大屋，祭鬼神，又祀零星，社稷”；《新唐书》载，高句丽“俗多淫祠，祀灵星及日、^[3]箕子、可汗等神。国左有大穴曰神隧，每十月，王皆自祭”。

高句丽步入中晚期之后，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受中原文化影响越来越深，于是对“佛”的崇拜开始萌发。公元3世纪70年代后，高句丽小兽林王丘夫及其弟故国壤王伊连执政期间，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加之战争连绵不断，天灾疾疫频繁发生，以致民饥相食现象屡见不鲜。显而易见，旧的原始宗教已经起不到麻醉人民、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不再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正待寻找新的思想统治武器加以取代。这时，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悲观厌世、以苦为乐、轻今生修来世的教义思想，正中统治者的下怀。统治者如获至宝，急不可待地将佛教引入高句丽。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等史书记载：小兽林王二年（372），夏六月，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至“国内城”（集安市），“立太学，教育子弟”^[4]；“四年（374），僧阿道来”；“五年（375），春二月，始创肖门寺，以置顺道；又创伊佛兰寺，以置阿道。”这时，佛教正式在高句丽落地生根，是为中国汉地佛教在东北地区弘扬“佛法之始”，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国壤王即位第五年（392）三月，诏谕全国“崇信佛法求福”，广开土王谈德（故国壤王之子）二年（393），又把弘传佛教推向高潮，再一次刮起大建佛寺之风，连创九寺于平壤。文咨明王罗云（长寿王之孙）七年七月，又在王都（平壤）建造一座当时驰名中外的金刚寺，更加推动了高句丽佛教的中兴，为中国佛教史谱写了辉煌的篇章。

佛教传入高句丽初期，仅仅局限于宫廷内部，崇信者多为王族贵戚阶层，皈依佛门象征他们享有至高无上的权贵，平民极为稀少，因而，此时的高句丽佛教尚无明显的宗派之分。6世纪，也就是宋末齐初时期，高句丽佛教发展达到了巅峰，随着中原佛教大、小乘各宗教不断输入，为弘扬光大，便采取组织和派遣方式，支持僧朗、义渊、实法、印法等大批高句丽名僧大师赴中原各地游化求法，并依师各宗名僧习授经论，增长才识，使汉地佛教各宗源源不断地弘传到高句丽辖治领土，落地生根、开花吐芯，结出累累硕果，繁衍流传不衰，构成高句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大特色。

一、三论宗

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宗派。主要以研习后秦姚兴弘始年间（399—415）鸠摩罗什译龙树著《中论》《十二门论》及提婆著《百论》而故名；后又因着重阐扬“诸法性空”，而称法性宗或性宗。宋末齐初时，著名高句丽僧道朗云游中原求法至敦煌（甘肃），依师昙庆受学《三论》，并游化诸方；齐建武中（494—497）道朗又至江南，住中山草堂寺。登摄山，嗣法于黄龙（今吉林省农安）法度，执意弘传罗什《三论》之学。此时，江南盛传佛教小乘“成实”，名师辈出，然而道朗则脱颖而出，挺身而立，毅然宣扬“三论”，诽难“成实”，名士周颐也师从于他，受学“三论”。《高僧传·法度卷》载，梁武帝萧衍天监十一年（512），耳闻道朗“三论”造诣非凡，遣僧正智寂、中寺僧怀、灵垠寺惠令等十师诣摄山从朗诣受三论大义。武帝也因此弃小乘“成实”，而皈依大乘义，撰作章疏。从此，道朗成为弘扬“三论”第四代宗师，载入中国佛教史册。

隋炀帝杨广大业年间（605—618），高句丽高僧慧灌再一次将弘传“三论”宗法于高句丽。他投嘉祥寺“三论宗”第七代祖师吉藏门下，进一步精研“三论”，后返高句丽故土弘传，并转赴日本，住元兴寺，成为日本佛教“三论宗”开祖。

到了唐代，中国佛教各宗次第形成，活跃异常。高句丽学问僧在诸宗中英才辈出，尤其在“三论宗”方面尤为突出。《本朝高僧传·卷七十二》载，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年（628），高句丽沙门（和尚）道登赴长安（今西安）求法，继慧灌之后，从嘉祥寺吉藏为师，受传三论幽旨，学业成就后，回归高句丽转赴日本，住元兴寺畅演“空宗”教法。

另据史献记载，习授和弘传“三论”大法的高句丽名僧还有实法、印法等人，其业绩也非同一般，享誉佛门内外，堪为称颂。

二、天台宗

亦名台宗、法华宗、圆宗。陈隋之际，名僧智颧依据南北朝僧罗什译《法华经》《大智度论》《中论》等教义思想，总结大乘佛教各派思想，使之更为完满，自成一宗，形成中国独创的大乘佛教宗派理念。天台宗是继三论宗之后，传入高句丽的。据《续高僧传·卷十七》记述，高句丽沙门波若（562—613），于陈末隋初赴江南游方参学，依智者（即智颉）为师，求受禅法，在天台华顶，影不出山有六载，潜心研究天台宗法，成为智颧33名高足之一。

三、法相宗

亦名瑜伽宗、慈恩宗、唯识宗、法相唯实宗、相宗。文献记载，唐僧玄奘（600—664）从印度传入中国，并由弟子窥基（632—680）弘扬，流行一时，后由于经院气太浓，逐渐衰微。法相宗传入高句丽，史书上不见本土僧人的建树。稽考，主要由新罗僧神防、圆测（新罗王孙）、顺璨、道伦等完成的。高句丽长寿王巨琏年间（413—491），广为流传于高句丽，崇信者颇多。

四、华严宗

唐代高僧法藏（643—712）创立，因唐武则天赐号“贤首”，故又称贤首宗。该宗以《华严经》为要旨，进行深入研究，并加以发挥，得出佛教由浅入深可分五个层次：一是小乘，二是始教，三是终教，四是顿教，五是圆教；又以“六相”“三观”作为基本思想，阐发了《华严经》有关法界起源、理事无碍、无尽圆融的教义，并以“圆融无碍”作为最高认识境界，发挥了古印度大乘佛教思想，使之更为圆满，调和了佛教内部各宗派间的矛盾，融入了儒、道思想。然因庞杂，反而自乱体系，至唐武宗李炎灭佛后，逐渐衰败。华严宗同法相宗一样，也是由新罗入唐留学高僧传入中原属地高句丽的。义湘（625—704）新罗鸡林府人，天资英迈，弱冠出家，立志入唐求法，后因释元晓中途放弃而中止。高宗龙朔元年（661），乘附唐使由新罗西归之舶来长安（西安市），住终南山至相寺，依师智俨（602—668）七年，精研《华严妙旨》。智俨圆寂后，高宗咸亨二年（671）义湘返归故里。高宗仪凤元年（676），奉敕义湘在高句丽旧土——太白山（长白山）创建浮石寺，并为高句丽佛教华严宗祖庭，故名“浮石宗”。同时，在印海、玉泉、梵鱼、华严等十刹弘扬华严教理，学徒慕名云集，誉为“东海华严初祖”。从而说明，义湘对中国佛教华严宗的弘扬和发展颇有贡献。

五、律宗

唐代僧人道宣（596—667）创立，又称南山宗、南山律宗，主旨研习佛教戒律，道宣的声教享誉大河（黄河）南北、长江流域，一时赴戒坛受戒者成风，形成中国佛教颇有影响的一派，遍及各地。佛教史料中，不见高句丽僧人在本土传播律宗的记载，但据各种资料记述推测律宗传入高句丽的时间，要大大先于其他各宗，而且律宗传入高句丽，新罗僧人功不可没。

六、禅宗

南北朝时期，印度来华僧人菩提达摩（？—536，一说528）所创。亦称楞伽宗、佛心宗。该宗主张不立文字、不立语言，但仍有经典作为弘发的依据，即《楞伽经》《金刚般若经》等。唐时，禅宗大兴，初分“中头禅”，至五祖弘忍（601—674）以后又分为南、北两派，迅速发展，形成中国佛教最大的一个宗派。众多文献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及其以后几朝有不少高句丽僧人赴长安学禅，其中著名的有雪岳灵光、道峰慧炬、灵金、慧法等，习禅卓有成就，对于禅宗教理在高句丽的弘传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七、密宗

相传，密宗是释迦牟尼传授于家庭的秘密佛法，因而又称密教、真言宗、真言乘、金刚乘，为中国佛教一个重要宗派。佛教史料中不乏记述，早在三国魏明帝曹叡太和四年（230），就有咒经之译在中国流传。之后，又有诸多印度、天竺、西域高僧进入北地，以咒在中原兴佛，传授密法，培养高徒。新罗沙门明朗于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入唐学杂部密法，贞观九年（636）学成归里，创金光寺，弘扬密法，波及高句丽。

高句丽统治者及其王族贵戚崇佛痴迷，不惜花费巨资在京畿要地大兴土木，兴建规模宏大、金碧辉煌、雕梁画栋、彩绘铺壁的大型佛教寺院，以供他们焚香求佛，顶礼膜拜，祈求保佑社稷。同时，高句丽统治者及其王族贵戚相信“人死魂在”，死后依然能像生前那样行使权力，享受荣华富贵，在墓室壁画上营造“人间天堂”。据考古工作者调查，在鸭绿江流域的集安一带和以平壤为中心的大同江流域至黄海道安岳地区，有高句丽壁画古墓70多座。

（一）金刚寺

金刚寺始建于高句丽文咨王十七年（513）。考古工作者挖掘证明，当年该佛寺规模巨大，气势恢宏，是由前后两组建筑物组合而成的建筑群，为中国高句丽佛教建筑艺术的奇葩。前组，位于寺院前半部，以佛塔为中心，四周按固定格局建置门道、正殿、配殿。据考古工作者实测，塔基直径25米，为八角木质结构，每角各边长10.3米；各建筑物之间距离大小，与八角边长成正比，塔身通高、层数、大小、史无记载。后组，中央为正殿，四周为配殿、禅房、斋房等附属设施，规模不如前组壮观宏伟。

（二）浮石寺

依据各种史料记载推测，浮石寺位于长白山南侧一带，规模已很宏伟壮观，不小于金刚寺，翔实遗址至今尚无踏查。新罗高僧义湘祖师（625—702）于676年奉王命而建，史称高句丽华严宗（亦称浮石宗）的祖庭。

（三）集安长川一号墓壁画礼佛图

据考古挖掘推测，集安长川一号墓为5世纪末高句丽重要贵族墓。在前室藻井下部第二重顶石中央绘有墓主人礼佛壁画。从画面上看，礼佛仪礼隆重，场面宏大，严肃庄重。墓室壁上绘一大佛（释迦牟尼）拱手端坐于束腰须弥座上。座中腰有一香炉，左右各蹲坐一护法狮子。佛像面容丰腴，梳发髻，蓄有髭须，双目微睁，神态端庄，着白色通肩大衣，背后有尖拱形背光，内饰火焰纹。佛像右侧绘有供养人，一男一女持华盖，后有两名侍女，左臂各搭一条白巾。女侍后边为一朵双人童子面莲花生。佛像右侧绘有跪拜的男女主人。长川一号墓礼佛壁画是高句丽绘画艺术百花园中最为瑰丽的一束，绚璨多姿，绝伦无比。这一壁画的发现，是研究中国高句丽佛教史最难得、最珍贵的资料。^[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