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与玄学的合流

第一节　佛学与玄学的合流

佛教，亦称“释教”。旧译为“释”“佛陀”“浮屠”“浮图”等。佛，即梵语觉悟的意思，就是解决了生死问题，俗说看破红尘。佛也是对佛祖的一种尊称。它的创始人是悉达多，族姓为乔达摩。相传为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之子。生卒年约与我国孔子同时或略早。29岁（一说19岁）时有感于人世生、老、病、死各种苦恼，又对当时婆罗门教不满，遂舍弃王位出家。经过6年苦行，于35岁（一说30岁）在静坐思维中达到觉悟。以后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宣传“四谛”“十二因缘”教义与众生平等思想，在下层社会广泛传播。佛教徒尊称他为“释迦牟尼”（释迦，族名，意为释迦族的圣人）。释迦牟尼及其弟子所传的教说，为原始佛教。前4世纪，由于对教义和戒律的认识发生分歧，原始佛教分裂为许多教团，为部派佛教。1—2世纪间，从部派佛教大众部中又产生出大乘佛教（因声称能“运载”更多的众生进入“佛位”而得名），它将以前的佛教贬称“小乘佛教”。7世纪以后，大乘佛教的部分派别又同婆罗门教互相融合，形成密教。前3世纪摩揭陀国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和2世纪贵霜王国迦腻色迦王时期，是佛教在印度的鼎盛时期。9世纪起逐渐衰落。

佛教经中亚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曾向博士弟子卢景口授《浮屠经》（即佛经，见《三国志》裴注引《魏略·西戎传》），这是关于佛教传入中国比较可靠的记载。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伊存授经之后68年，开始有汉译本佛经。在汉代，法律不允许中国人出家，所以佛经只流传于上层社会，被看成与黄老之学或神仙方术类似。袁宏《后汉纪》说：“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教，汉言觉，其教以修慈悲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其精者号为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盖息意去欲，而欲归于无为也。”认为佛教的慈悲，息意去欲，就是黄老之学的清静无为。汉代的佛经翻译家也多以当时流行的神仙方术解释佛教教义。三国、西晋时期，玄学风靡一时，佛学在玄学气氛中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当时僧人译经多采用“格义”和“合本”的方式。所谓“格义”，由前秦竺法雅所首创，“格，量度也”（《文选》李善注引《苍颉篇》），就是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名词、概念，去比附和解释经义，使人易于理解。“合本”，由三国吴支谦所首创，它是把不同的译本汇编在一起，以资对比研究。这就使佛学对玄学的比附有了方便的条件，也推动了译经事业的发展。仅大乘佛教的主要经典《般若经》，就有东汉支娄迦谶译的《般若道行品经》，三国吴支谦译的《大明度无极经》，西晋竺叔兰译的《放光般若经》等多种译本。由于《般若经》与《老子》《庄子》可以互相比照发挥，而僧人游居山林，不受礼法约束，颇能体现名士风流，所以名士们也改变了汉代对于佛教“世人学士，多讥毁之”（牟子《理惑论》）的态度，也都重视钻研佛典。如东晋殷浩曾“大读佛经（《小品般若经》），皆精解。唯至事数处不解，遇见一道（僧）人问所签，便释然”。孙绰著《喻道论》，认为“夫佛也者，体道者也。道也者，导物者也。应感顺通，无为而无不为者也”。把佛学看成是发挥玄学“道”的学问。郗超的《奉法要》也属于这一类沟通玄、佛的作品。名士与高僧双方交往甚多，在名士与高僧逐渐合流的情况下，南北朝的学术风气发生了变化。

南北朝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兴起的第一个高潮，也是玄学与佛学合流的完成时期，在学术上人们称之为“佛玄”时期。所谓南北朝，从广义上讲，是指中国历史上317年东晋建立到589年隋灭陈的这段时期。316年刘曜攻破长安，西晋愍帝出降。中原门阀士族逃往江东，又在南方建立了政权，南北朝分裂的局面正式形成。南朝政权极不稳定，外有北朝的威胁，内有豪族地主的争夺，在短短的200多年里，更换了东晋、宋、齐、梁、陈等五个王朝。

与此同时，在黄河流域的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民族，相继由氏族制度发展到封建制的历史阶段，先后建立了后赵、前燕、前秦、后秦等十六国政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到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来北齐代东魏，北周代西魏，北周又灭北齐，581年隋又代北周结束了北朝的分裂局面。

南北朝的社会情况虽各有特点，但都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次大动乱中的产物，因而总的社会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在政治上都是门阀士族把持政权。东晋王朝是司马睿伙同王、谢、袁、萧为首的北方士族，带着自己的宗族、乡里、宾客、部曲来到江东，联合以朱、张、颜、陆为首的南方士族建立起来的。北朝政权也都得到当地士族，如关中韦、裴、柳、薛、杨、杜等著姓，代北元、孙、宇文、于、陆、源、窦等著姓的支持。“九品中正制”至此已完全变质，唐人称之为“权归右姓已”（《唐书·柳冲传》）。北魏、北齐对“九品中正制”的品、户等级虽有所增减，但它实际上已成为划分“士”“庶”的依据。当时的法律规定门阀士族享有各种特权，如世代做官、占田、荫官和免赋免役等，“士”“庶”的界限进一步扩大。在经济上，南朝虽沿袭西晋占田旧制，但多已名存实亡，南方始终是门阀士族兼并争夺的场所，梁大同七年（514年）诏称“顷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贵价僦税，以与贫民，伤时害政，为蠹已甚”（《梁书·武帝纪》）。不过，由于北方士族携带大批农户渡江南下，既给南方增加了劳动力，又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了南方农业、手工业和水利事业的发展。北朝的北魏，于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颁布了“均田制”，由国家把当时的大量无主荒地，以“份地”的形式分给有劳动力的农民。根据“均田法”，男夫15岁以上，受露田40亩，妇女减半，奴婢依良丁，耕牛也受田，但限四牛。“诸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婢及牛随有无以还受”，露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此外还有桑田，人死不还，永为世业，允其买卖（见《魏书·食货志》）。北魏均田的目的在于阻止流民南下和限制士族的兼并，虽收效甚微，但对稳定当时的社会和生产秩序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南北朝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中外的交通与交流。当时来往印度有南北两条通道。南朝与天竺（一译“身毒”“贤豆”，古印度别称）交通多由海路，从广州、胶州等地经过现在的斯里兰卡、爪哇或加里曼丹岛。而斯里兰卡、缅甸、泰国、南洋群岛为小乘佛教流行地区，所以小乘佛教的经典多由此传入。但因小乘佛教奉行“四谛”教义，追求“自我解脱”，与玄学的高远深邃不尽相合，因而在南朝士大夫中影响不大。北朝与印度交通多经过现在的新疆及中亚细亚。在新疆则分为南北二路。南路由凉州出发经敦煌，越沙漠至鄯善，再转至于阗、罽宾（西域古国，在喀布尔河下游及克什米尔一带，大乘佛教发祥地）。北路由敦煌出发，经吐蕃、焉耆，至龟兹、疏勒（西域古国，治今新疆喀什），再经葱岭至罽宾。印度西北为大乘佛教盛行之地，所以经此路传入的多为《般若经》、“三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华严经》等大乘经典。由于北朝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缺乏儒学的传统和玄学的教养，大乘佛教一经传入，便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后赵的石虎认为“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后秦的姚兴更加崇佛，他曾经请龟兹僧人鸠摩罗什到长安译经，前后八年，译出《小品般若经》等多部经典。北魏的拓跋珪在天兴（398—403年）年间，既尊经术，立太学，置五经博士，教授生徒，又在当时的魏京平城（今山西大同）诏建寺塔，崇奉佛法。但由于他们自身文化修养不高，他们所注重的只是宗教的修行，如戒律、禅法等，至于宗教理论，则随着北方名士和僧人的南下，主要在南朝得到发展。

玄学的余风虽仍在南朝盛行，但已毫无新意。而当时的社会，战乱不止，不仅下层群众饱尝分裂和祸乱之苦，生活艰难，处境悲惨，就是在统治集团内部亦因彼此倾轧，许多人也都朝不保夕。在人们的内心世界里有大化流行、一息不停的感慨；有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哀，并把对幸福的憧憬寄托在朦胧的未来。于是就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玄学的停滞，二是佛学的流传。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玄学与佛学的合流已成为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道安像

“佛玄”的倡导者是东晋的道安（312—385年）及其弟子慧远（334—416年）。道安，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他生在永嘉之世，大河以北屡遭战祸，自称“生逢百罹”，12岁出家。因形貌丑陋，初不为其师所重。后赵时入邺（今河北临漳），为佛图澄的弟子，从受《般若》等大乘经典。在北方讲学30余年。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为避乱南下，居襄阳15年，每年讲《放光般若经》，并两次分派徒众，传法四方。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年），前秦苻坚攻克襄阳，把他带回长安，常以政事咨询。道安在长安继续研究般若学，主持译经和注释，从学者数千人。他建议迎请鸠摩罗什来长安译经。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人。曾学习儒学，尤善《老》《庄》。21岁听道安讲《般若经》有感，乃出家为道安的弟子。后在庐山讲学，对大乘《般若经》和小乘禅法都有较高的造诣。曾与刘遗民等人建“莲社”，提倡“净土法门”，宣称人死后可往生西方净土（极乐世界）。

慧远像

道安、慧远的学术思想是以佛学为主，玄学为辅，用佛学来融会玄学。所以他们不赞成西晋时流行的“格义”方法，这种方法虽曾推动了译经事业的发展，但多牵强附会，与佛经本义并不相符。所以道安认为“先旧格义，于理多违”，译经应以“弘赞理教”为目的。他和主张守旧法的僧光进行过辩论。为此，他著《五失本三不易论》，讨论翻译文体，提出应把“求真”与“喻俗”相结合，不能为追求“喻俗”而“失真”。慧远自己虽然没有译过佛经，但他曾主持译场，贯彻其师的宗旨。他们知道，没有对佛教理论的深入研究和融会贯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佛玄”思想。

道安、慧远用“升座唱导”的讲经方法，部分地改变了玄学的清谈形式。玄学清谈，重在辩论，论争的双方是平等的。而“升座唱导”，则以说法者为中心建立起师徒间的授受关系。道安在襄阳即立有“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则”。所谓“唱导者，盖所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高僧传·唱导论》）。其要点有四：“谓：声、辩、才、博。非‘声’则无以警众；非‘辩’则无以适时；非‘才’则无言可采；非‘博’则语无依据。甚若响韵钟鼓，则四众警心，‘声’之为用也；辞吐俊发，适会无差，‘辩’之为用也；绮制雕华，文藻横逸，‘才’之为用也；商榷经论，采撮书史，‘博’之为用也。”（同上）这里，说法者在“响韵钟鼓”的宗教形式下，利用玄学“辞吐俊发”的辩才，“绮制雕华”的文才，并“采撮书史”，即道安所说的俗书，慧远所说的“乃引《庄子》义为连类”，宣传佛教理论。说法者成了学术文化交流的主体，但他们不是汉代经师的再现，而是一批“知时知众，又能善说”的玄学化的法师。

道安、慧远还建立了佛教学派，以玄学的“贵无”学说与《般若经》的性空之义互相援引并加以发挥。道安所创立的本无宗是当时般若学中最有影响的一支。慧远则进一步把“本无”说与宗教实践结合起来，用它为出世主义服务，宣传现实世界为虚幻不实的假象；如果人们留恋世间，执著人生，就将陷入轮回的苦海。因此免除人生的不幸和痛苦的唯一出路，是追求超现实的本体，他称之为“法性”；认为人们与之冥合，即可获得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解脱。这些观点把玄学理论与佛教教义、修持方法以及学佛目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