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期的“胶辽古陆”

在溯及中国东北和东北亚远古人类往来的历史时，尽管还不具备文明时期具有社会规范意义的人文交通制度形成的含义，但自从世界五大洲上有人类活动和繁衍以后，其间为生计所迫的相互往来已势在必行。就中国东北和东北亚这一区域地理来说，当代考古和人类学家对其早期人类活动和交往的关注，最早集中在东北亚前沿的环黄海、渤海两岸的“胶辽古陆”，以及沿日本海西岸与鄂霍次克海东北的“白令海峡”地带。本书的开篇第一章，也正是首先以远古时期的“胶辽古陆”和“白令海峡”的古代自然交通，来追述东北亚（含中国东北）古代交通的历史沧桑。

本书所说的东北亚远古时期的“胶辽古陆”，主要指今辽东半岛、与之相隔海上的庙岛群岛和与之遥相互望的山东半岛这三者相对应的“古辽东”与“古胶东”。其东连朝鲜半岛的窄长“陆桥”，而伸向太平洋与日本海之间的诸日本列岛，南有黄海区域的江淮地区。当代地质学和海洋学的研究证明，在距今300万年以前的地质学上的第三纪中晚期，全球范围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海陆变迁。位于太平洋西北岸东亚濒海地区的“胶辽古陆”局部下沉，乃形成了今日渤海湾的地貌^[1]。考古工作者从渤海和黄海交界的辽东和山东两半岛间的“陆脊”上发现了大量属于更新世到第四纪的猛犸象、披毛犀、河套大角鹿、肿骨鹿等古陆生物的化石。说明这些曾与旧石器时代人类共存的生物，曾经活动在几万年前的黄海和渤海湾之间的“陆桥”地带或沿海岛屿上。它们生存的地质学和海洋学条件：到了更新世的“冰河时期”，渤海湾水面平均下降高度约100米。辽东与山东两半岛之间的“陆脊”突出一片，使海陆再次相连。正如现代海洋地质学研究证明，距今7万年至1万年前，地球上发生了最后一次冰期——大理冰期。这次冰期有两个高峰，一次是在6万年前，一次是在1.5万年至1.2万年前，海平面下降百余米^[2]，使胶辽古陆成为事实上的陆桥——因为黄海和渤海湾间的平均深度为44米至20米之间，冰期海峡的陆脊相连是十分现实的。这应是第四纪前后一批陆地古生物的化石埋藏在渤海湾海底陆脊的客观地理条件。1975年，位于千山山脉腹地的辽宁海城发生里氏6.5级地震。震后辽宁地震局的地质专家在考察震中海城孤山乡时，发现从山上滚落的石头中有中更新世的肿骨鹿化石，这种化石也曾发现在渤海湾的海底。这些史前考古发现，也应是当时人类可以经海峡陆脊往来于两半岛间的人文地理条件的古生物学佐证，为史前时期东北亚黄、渤海两岸自然交通的初始提供了科学依据。

从地貌上看，上述这条跨黄渤海海峡的胶辽古陆的形成也具有自然地理基础。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在古代的地质构造和山脉走向都是相同的。两半岛的地貌，皆为东北至西南走向，在地质学上称为东北亚的“华夏式山脉”。辽东半岛上的山脉，以长白山余脉千山为主干，从太子河上游以南纵贯辽东半岛。其南北走向沿黄海和渤海东、西两岸南下，集聚在半岛南部的大黑山和老铁山入海。值得注意的是，辽东半岛旅顺老铁山以南伸入渤海的部分，不仅岩石和地质结构与老铁山相同而连为一体，而且呈间断性地突出海面，形成了具有“陆脊”形式的连接胶东蓬莱等地的庙岛群岛。这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在山东半岛登陆后，仍按照同一地质结构走向，形成沂山、蒙山和泰山等山脉。黄、渤海南北两半岛间的自然地理和地质结构的一致性和延续性，构成了古代人类相互往来的海脊陆桥的自然地理基础。如上述，自最后一次冰川期以后的距今8000年至10000年前后，渤海和黄海水域，逐渐回升到接近现今的海平面高度。其下限，正与考古学上的辽东和山东半岛上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相当。而正是由新石器时代起，人类驾驭交通工具的能力和交通管理能力进一步提高。自此以后，辽东和山东半岛上的“胶辽古陆”摆脱了自然交通，开始进入了真正人文意义上的半岛间的部族交通和社会交通发展的历史阶段（详见本章第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