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时期的专卖和工商税

第四节　宋辽金时期的专卖和工商税

一、宋代的专卖和工商税

在宋代，我国的农业、手工业、矿冶业和商业都较唐代有了更大的发展，特别是经济作物和商品交换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它为宋代茶、盐、酒、矿、商税的迅速增加创造了物质条件，是这些税收大幅度增加的重要原因。宋朝工商税课的主要项目包括属于手工业税性质的盐、茶、酒、矿产税及专卖，属于商业税性质的关市税、市舶课、契税等，属于杂敛性质的经总制钱、月桩钱、板帐钱、免行钱、竹木税等，以及各种无名杂税。

(一)榷禁

宋代盐、茶、酒、矿等商品，无论是宫营或通商都是实行榷禁。所谓官营，就是官府独占这些商品的买卖;所谓通商，就是商人向官府缴纳专卖税后，凭钞按量直接向产户购货到指定地区出售。这两种办法交替使用。专卖榷禁的课利是以最大限度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获得的。据《宋会要·食货》二九记载，官府买卖茶价相差一倍至数倍以上。如舒州罗源场散茶每斤:上号买价28文，卖价63文;中号买价25文，卖价56文;下号买价22文，卖价51文。崇宁四年蔡京大更茶法，罢官买官卖，置合同场令商人在京师或州县请长短引，自买于园户。政和二年又变革茶法，“凡请长引再行者，输钱百缗，即往陕西，加二十，茶以百二十斤;短引输缗钱二十，茶以二十五斤”^[16]。可见，平均每斤茶税将近一百文，比官买官卖获利更多。酒的专卖税课则视政府财政的需要而随时增添。《文献通考·榷考》引陈止斋的话说:自咸平四年酒课立额之后，有庆历添酒钱、建炎添酒钱，绍兴以后州郡又有权征收添酒钱，不能增加酒课。

法令规定私买私卖盐茶酒曲等榷禁物货，轻则杖徙，重则处死。当人民无力或不愿购买榷禁物货时，官府就实行抑配，强制购买。早在北宋时期，自府为了多征盐课，“立多寡之额，逼胁州县分配民户。严比较之利，厚尝重罚，催科督责。急于星火。山州僻县，盐袋积压，动以千计。百姓以平安无事之时，有悲叹抑配之苦，至弃产流徙，遂传而为盗，莫能之禁”^[17]。蔡京秉政时期，“以卖盐多寡为官吏殿最，一有循职养民不忍侵克，则指为沮法，必重奏劫、谴黜。州县孰不望风畏戚，竟为刻虐?由是东南诸州每县三等以上户，俱以物产高下，勒认盐数之多寡。上户岁限有至千缗，第三等末户不下三、五十贯，籍为定数，使依数贩易，以足岁额。稍或愆期，鞭挞随之”^[18]。宋代官酒也是“课民婚葬，量户大小令酤，小民甚被其害”^[19]，或者“卖曲引并不候人户有吉凶聚会，情愿请买，多系违法抑配，大收价钱，侵渔骚扰”^[20]。至于官卖茶业，“科及保正，甚者不问贫富，以丁口一例科抑”^[21]。

(二)工商杂税

宋代工商业发展水平超过唐朝，官府对工商业的征收更加重视，且税收制度更加健全。宋初在全国设有商税征收机构1830多个。太祖时公布了工商税法〈商税则例〉，标明应税物品，并张榜于征税机关门侧。税率为:行商在每经过一个商税征收机关时，按货物价值征2%的过税;对坐贾按买卖货价的3%征收住税。商税附加从徽宗政和年间(公元1111－1117年)开始征收，漕臣刘既济始“增收一分税钱”，以后在正税之外有时增收高达七分。

市舶课:宋承唐制，将国内公海贸易的商舶及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商舶，统称之为市舶，并对其实行统制政策。凡海外诸国来华贸易或本国出海贸易的舶船，都必须经市舶司检查，同时对舶来商品实行征税，然后由国家从中收买一部分商品，其余商贷方可在民间进行贸易。市舶课税率，一般为1/10，南宋绍兴时规定:细色值钱物十分抽一，粗货十五抽一。至于抽买，实是强制收购。开始时，抽买货物全部运送京师，国家根据需要留充内府库藏，或交官营手工作坊，或卖给商人获利。抽买数额一般为30%～50%。市舶课收入，在南宋时已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

契税: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69年)开始征收契钱。凡平民典卖田宅，必须纳印契钱，每贯收40～100文。后典卖牛畜亦纳契税。南宋契税更重，有按民户物力科配的现象，名为预借契钱，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有按产业征1000～3000者，实为暴敛。

经总制钱:宋代杂税经制钱和总制钱的合称。经制钱始于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系经制江淮荆浙福建七路诸司财计(简称经制使)陈遘所创，故名。靖康初(公元1126年)废，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恢复，并固定其名色为权添酒钱、量添卖糟钱、人户典卖田宅增添牙税钱(每贯增收二十文)、官员等请奉头子钱(每贯收二十三文，续有增加，后固定为五十六文)、楼店务添收三分房钱等。此所谓辗转取积于细微之间，以助军费。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孟庾提领措置财用，称总制司，又创总制钱。其名色更为细微，计有转运司移用钱、勘合朱墨钱、出卖系官田舍钱、人户典卖田宅牛畜等于赦限内陈首投税印契税钱、进献贴纳钱、人户典卖田业收纳得产人勘合钱、常平司七分钱、茶盐司袋息钱、装运司代发斛斗钱、收纳系省钱物头子钱、官户不减半民户增三分役钱、二税畸零剩数折纳价钱、免役一分宽剩钱等。经总制钱一部分属增税，一部分则属移用某些财政专款，改充经总制“窠名”。经制钱和总制钱两者皆先桩管于各州，每季起发赴行在。成为南宋财政上重要收入。由于经总制钱岁无常入而有常额，额一不登，必然巧立名目横敛，使民间受害。

月桩钱:南宋为支应军饷而加征的税款名目，因系计月桩办钱物，故称。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韩世忠驻军建康，由江东漕司每月拨饷十万缗以供军需。规定动用经制钱，上供钱及移用其他税钱，漕司不肯动拨本身税款，指定科目又不够支应，就向地方摊派。州县巧立名目，横征于民。其名目有:曲引钱﹑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讼不胜则有罚钱﹑既胜则令纳欢喜钱等。其后又推行于江浙及湖南，以江南东﹑西路受害最重。

板帐钱:南宋时官府进行贪污勒索的一种名目。《宋史·食货志下一》:“又有所谓板帐钱者，亦军兴后所创也。如输米则增收耗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赇而课其入……他如此类，不可徧举。”亦省称“板帐”

和买与折帛钱:和买始于北宋，为保证国家所需和解决百姓春天青黄不接的困苦，三司判官马元方，建议贷钱给百姓，至秋冬以绢偿还。因预先给钱，又称“预买”。官吏在发放贷款时，不问百姓意愿，强行抑配，以便收息。又有秋冬改折征他物时，折率渐高，百姓负担过重。后发展到春天并未贷钱给百姓，秋冬仍要收帛绢或他物，称为强征的税收，至南宋时，名为和买，实不给钱，所买之物，随两税输纳，和买成了变相的田赋附加税。

身丁钱:宋代规定，男年20～60岁为丁，南方各地均计丁输钱或输米，称身丁钱，多随二税课纳，是一种人头税性质的税收。

宋代的商税繁多，且采取抑配勒索的办法征收。具体办法是扩大征税范围和抑配商税税额，规定各地征收商税的场务，每年都有应征的商税额，多者有赏，亏者有罚，抑配勒索势所必然。宋代商税征收的对象很多都是不属于商品性质的民间日用琐碎物品。据《宋会要·商税杂录》记载;捕鱼采苇有税，牛肉、羊毛有税，农器、耕牛有税，缗钱、粮解有税，竹木、柴炭有税、螺蚌、鹅鸭、蔬果有税，农民修建房屋砍伐竹木有税，甚至山谷之民织罗为生也要籍及姓名，掠其所织罗帛投税于官;完纳两税的解帛钱物都得纳税;空船往返。空身行旅之人也得纳税。“以致士夫举子路费，搜囊倒箧，不间多寡，一切拘拦收税”。无异于收买路钱。时人就说当时的税场“号为大小法场，言其征收酷如杀人。”至于各地商税场务，私置拦头，于城外乡村道路巡拦抑勒村民纳税，更是公开进行的掠夺。

二、辽金的工商税

辽国的工商税包括盐、钱、酒课和商税

辽在五京及长春、辽西、平州置盐铁司负责盐铁专卖事务，太宗得燕云十六州后，置榨盐院于香河县，负责沧盐的产运销。而渤海、镇城、海阳、丰州、阳洛城、广济湖等产盐之地，则由当地官府负责。铁课早在阿保机时就出现了。阿保机以渤海俘户在上京道饶州置长乐县，以1000户冶铁纳贡。在东平县，有冶铁者300户，按赋税制供应铁;在南京，曾令民纳盐铁钱折帛，大同府则令折粟，至于铜、金、银等矿，均由国家专营，至于酒或专卖或折税。因酒税为中央税，虽征于投下军州，但要上缴朝廷。

辽代商税主要对市肆和边境贸易征收，从太祖开始，设榷务管理市场和收税。圣宗时，曾税及高利贷者。边境贸易主要是指辽宋结盟后，于边境州县设榷场，设官收税。自天作之乱后，赋敛加重，税制遭破坏。

金国盐法仿北宋钞引法，官府置库造钞引，商人先向国家购买钞引，才能到盐场领盐，去指定的区域贩销。盐引的批发，由盐司主管。盐引的缴销由各州县负责。盐课以宝坻为例，炉户需纳正课每石150斤，加耗盐22.5斤。国家提前一年支付给灶户。盐课均由汉人负担，猛安户不仅不负担盐课，所辖贫民及富人奴婢皆给盐，离盐场远者，还可计口授盐。对原辽金地的盐池也常免课盐税。

金原故地不产茶，对原北宋之地沿用引法，凡茶商先买引，每斤600文，然后，方可运销。金曾实行官造茶，但味差，只得强配。泰和四年(公元1204年)茶引每斤改为300文。金统治者因饮茶耗资太大，于是限定品级饮茶，后茶利渐少。

酒在金仿辽、宋之制行榷酤，禁百姓私酿。由官府招酒户酿酒。世宗二十六年(公元1188年)始定酒课额，并罢原税务所设构栏人。二十七年(公元1189年)改收曲课，允许百姓酤酒。除酒课外，从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始征附加税，依正课3%，随课代输。

金国境内商税由商税司负责征收和管理。商税务司设于中都，各地设商税务院1616处。世宗大定二十年(公元1180年)定商税法。其制:金银征税1%，其他物品征税3%，此后，商税税率不断提高，金章宗年间，小商贩贸易，税率已提高至4%，金银3%。中都商税额，世宗时为16.4万多贯，章宗承安初增至20.4万余贯。此外，还有其他杂税，如物力钱、铺马钱、军需钱、免役钱、黄河夫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