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的专卖和工商税

第一节　秦汉的专卖和工商税

秦汉时期，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税收，其中田赋收入又占很大比重。但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造成了汉代经济的繁荣，为国家财政提供了丰厚的财源。国家赋税收入品类项目，由汉初的田租、口赋、更赋、关市税、山泽税等几大项，扩大到武帝时期人头税、财产税(收益税)、消费税、专卖收入等很多类，税源之多，税目之广，财政的充实，是秦代以前各代所不能比的。

一、两汉的专卖

两汉的专卖事业，包括盐、铁和酒三类。

盐铁产品，为山川、井、池所出，汉初，采取放任政策，任民采铸，官府只向他们征收少量的税，作为皇室收入的来源;如系在皇族、王侯封地之内，盐铁税为封君征收，作为封君、公主的私奉养。

盐、铁是人们生活必需品，在自由放任政策之下，利之所在，豪富权贵争相竞取，致使公私受困。汉武帝时，改为专卖，由国家控制经营。

(一)实行专卖的原因

西汉对盐铁实行专卖，原因很多，主要有如下两个:

第一，边防经费开支过大，国家财政困难，需要筹集财政资金。汉武帝时代，由于对外多年用兵，人力、物力消耗很大，一年费用动辄是数十万、数百万，国家蓄积不几年即被用完，财政发生困难。实行盐铁专卖，收取专卖利益，是为了巩固国防的一项长远之计。这项收入不需要向百姓别外征税，是“有益于国，无害于人”的办法。

第二，将商人之利收归国家，限制商人的兼并活动。汉初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对盐铁也采取放任政策。一些贵族、豪商趁机垄断盐铁经营，只向官府交纳很少的税甚至不交税，因而积累了巨额财富。例如汉高祖的侄子吴王濞，通过冶铜铸钱，煮海为盐，成为巨富，并蓄谋夺取中央政权。对于这个问题，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等作为一条教训进行总结，他说盐铁放任的结果，“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所以，实行盐铁专卖，也是为了重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兼并，是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重要措施。

(二)盐、铁、酒专卖

1.食盐专卖

战国末期，秦国统治区域里的巴蜀地区及河东一带煮盐业发达，这时，不仅有专门机构管理盐的生产，还要负责销售;盐的专卖收入，成了秦国经济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汉初，对食盐实行征税制，属山泽税范围，是帝室收入来源之一。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因财政困难，才采纳孔仅、东郭咸阳的建议，实行专卖，归入国家收入。

汉代的盐专卖，采用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办法。即由官府招募人民煮盐，官府除供给煮盐工具之外，其他费用由人民自理。盐生产出来后，由官府收购，组织销售，获取盐利收入。

为了保证专卖事业的实行，汉王朝起用商贾为官吏，以管理食盐专卖事业。据记载，汉代在全国所有主要产盐地区，包括二十八个郡的三十六个县，都设置了盐官，以管理食盐的运销，控制食盐销价和了解销盐方向。

2.铁专卖

战国末年，冶铁业得到了普遍的发展，秦国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产铁之山有三千六百九十个。取得巴蜀地区之后，又获得了丰富的铁矿资源，促进了秦国冶铁业的发展。

秦代对铁的开采和冶铸都加以控制，并设置专门机构负责铁的生产和使用。在秦律中就有“左采铁”、“右采铁”等官吏名称。

汉代的铁专卖，也是开始于汉武帝时期，当时在产铁地区设置铁官，不产铁地区设置小铁官。据统计，汉代设有铁官的地方，计有三十九个郡国的四十八个县，当时铁的开采和冶铸具有相当规模，从业人数达十万以上。

汉代从铁的生产到铁器的制造，制品的销售，都由官府负责。对私铸铁器者，不仅没收其生产器具，还要处以刑罚。

西汉盐铁专卖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任用原制盐业者为盐官，任用大冶铁商为铁官。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减少盐铁官营的阻力，有利于盐铁经营，但不可避免地是使官吏庞杂，治理水准不高，加速官吏的腐败。

西汉的盐官和铁官，都属大司农，即由中央主管;只有小铁官由郡县主管。东汉则不设小铁官，所有铁官、盐官，都属郡县。

汉代的盐铁专卖，也有反复，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盐铁会议之后，罢关内铁官。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时，尝罢盐铁官，后因财政困难，三年后又恢复专卖。王莽统治时期，对盐铁也实行专卖。至于东汉，盐铁专卖为时不长，汉和帝章和二年(公元88年)废止专卖，以后仅由中央对盐、铁课税，降汉末刘备在四川对盐铁实行专卖外，盐铁专卖之事很少记载。

3.酒专卖

汉代对酒实行专卖，始于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御史大夫桑弘羊建议“榷酒酤”。但只实行了十七年，因在盐铁会上遭到贤良文学的坚决反对，不得不作让步，改专卖为征税，每升税四钱。东汉时，因所属统治区缩小，又常遭水旱之灾，所以一再禁止私人卖酒，可见一般情况下实行的是私人经营国家征税制。

西汉的专卖政策，是同汉代的国策相适应的，特别是汉武帝时，为了满足其安边扩土的需要，广开财源，所以，对盐、铁、酒实行专卖，以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汉代的专卖政策确实为国家财政带来了好处，解决了战争带来的财政困难，有助于增强力，有助于国防建设和边境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对汉代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盐铁在专卖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弊病，主要是价格太高，民多不便;铁器质量粗劣，又无选择的余地;有时还征调人民去服徭役。

4.王莽的“五均六筦”

王莽代汉前后，面对当时土地兼并加剧，封建剥削加重，农民极度贫困，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状况，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稳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在“齐众庶，抑并兼”上下点功夫，他采取的措施是实行“五均六筦”。六筦就是对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盐、铁、酒、山泽、五均赊贷、钱布铜冶等六项事业实行国家统制管理，实行课征，避免落入豪民富贾手中，于国于民不利。王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下令推行“六筦”，“命县官酤酒，卖盐铁器，铸钱，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征课的方法:凡采自山林水泽的鸟、兽、鱼、鳌、百虫，畜牧收入，缤妇桑蚕、织纤、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其他方技，商贩贾人开的店铺，小摊及饭馆客店等，都必须把他们的经营业务及营业收入，向所在官府如实呈报，官府在扣除成本后，按其盈利征税，税率为十分之一;如果不如实呈报或隐瞒不报，偷、漏税收的，轻者没收其财产，罚作徭役一年;重者罪至死。征课范围之广，处罚之严，是王莽朝的一大特点。

王莽行“六筦”之法，名为“齐众庶，抑并兼”，而真正目的在于增加财政收入。不过，执行结果在限制商人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兼并农民等方面，确是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六筦所涉项目均系人民日用生活必需品，或送往迎来、喜丧必备之物，即使物价昂贵，也不得不买，所以财政收入是有保证的。但是，有的物品如鸟、兽、鱼、螯之类，有的收入如织补缝等，收入有限，也都在管制范围之内，政府统统课税，等于剥夺了经营者的生计，这样，平衡负担不过是一句空话，反而给人们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弄不好，还有被罚的危险。加以王莽任用的官员多系官商结合的豪族，如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淄姓韦等，都是“乘传求利，交错天下”的大商人，他们勾结官府，朋比为奸，多方苛剥百姓。财政收入完不成，府库充实不了，又重罚于民，导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加速了新莽王朝的败亡。

二、秦汉时期的工商税

根据史籍记载，秦、汉时期的工商税有缗钱税、车船税、贳税、贳贷税(上属收益税性质)，关市税、牲畜税、盐税、铁税、酒税(上属消费税性质)以及山泽税和其他杂税等内容。

(一)缗钱税、车船税

缗钱税和车船税，是汉武帝时期开征的一种新税。当时武帝对外用兵，军费开支很大，国家财政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而商人积货逐利，不佐公家之急，汉王朝乃根据“重本抑末”政策，在工商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对商人的缗钱和车船临时征税。这种税的特点，一是为了满足国家某一暂时的需要，属于临时性征收;二是专对搬运商货的车船及商人手中的现钱(缗钱)课阁，虽有税率规定，但带有捐的性质;三是征收的对象是商人(后来发展到所有车船主)，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一部分。

缗钱税是对商人手中积存的缗钱及货物所征的税。缗为丝绳，用以贯钱，一千钱一贯，缗钱税就是按贯征税。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冬，“初算缗钱”。凡商人、手工业作坊主、高利贷者、放债取利者及囤积居奇、谋取盈利的人，都是征收的对象。缗钱税的征收方法，首先由财产所有者根据自己的财物积存数额据实上报，官府经过查验，按率征税。对交易额(折钱)或贷款额，税率按缗钱计算，每二千钱一算(一百二十钱)，税率为6%;手工业生产者和金属冶炼者，其用来买卖或储积待卖的物品，都要折算成钱，每四千钱一算，税率为3%;凡隐匿物品不估价陈报，或陈报数与实有数不相符的，除没收其缗钱财物外，还要罚犯税令者到边境服一年徭役。

车船税是对车、船所有者征收的税。此税始于西汉武帝年间，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冬，“初算商车”。征收的对象为商人和除官吏、三老、北边骑士以外的其他车、船所有者。凡商贾的轺车(由一匹马驾驶的轻便车)每辆二算;其他人有轺车者，每车一算;如属官吏、三老、北边骑士，其占有的车不征税。五丈以上的船征一算。

汉武帝的缗钱令，首先针对当时的商人和手工业主，对他们所有的钱、物征税，其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又扩大了征收范围，凡豪家及中产之家的财产，包括缗钱商货、车、船、田宅、牲畜、及至奴婢等，均在征税范围，需要一一评定，汇总征税。这种做法，必须遭到豪富巨商的抵制;或以多报少，或匿而不报，不愿分财以应国家之需。其实，汉武帝早已估计到这个问题，颁布税法时，即有罚则规定。所以，当豪富巨商争相匿财时，汉武帝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颁布告缗令，并任命杨可主持告缗工作，鼓励大家揭发检举偷、漏税之人;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还出赏格，对告缗者赏给查出财的之半。其结果，“杨可靠缗遍天下”，中层以上之前大抵皆被告，国家因此而得到大批财物。抄没来的财物上亿，罚没的奴婢千多万，没收充作公田的土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房宅亦相应没收。不过，算缗、告缗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因为商贾中产以上大多数都被告受罚，以至于破产，造成商民讲究吃喝的多了，从事蓄积的少了;同时，从事车船运输贸易者也少了，导致商品供应紧张，物价上涨。总之，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从长远看，势必影响国家收入的增长。

(二)贳贷税

指对出贷金钱或粮食所得利息所课的税，相当后代的利息税。

在汉代，商人势力很大，他们凭借冶铁煮盐，或巧取豪夺，积累了大量金钱，然后把这些钱出借，以获取很高的利息。为典型的高利贷者。

汉代的高利贷利息很高。高利贷者有时乘天灾税苛之际，收取加倍的利息，借一百还二百。由于利息率高，剥削残酷，所以，不少受高利贷剥削的人，陷入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的困境。

汉代的工商业兼高利贷者，通过苛刻的债息，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不少列侯封君，有时也不得不向他们借债。由于借债者多，利息很高，很多高利贷者转瞬之间成了亿万富翁，如《史记》上记载的无盐氏、宁成等都属于这种人。

汉代统治者对高利贷也作过一些限制，目的是维护自己的统治。据记载，旁光侯刘殷、陵乡侯刘新，都因“取息过律(率)”受到法律制裁。至于官储规定放债利息的最高限额是多少，史无记载。

除了限制放债利率外，官府还对高利贷的利息收入课税，这就是贳贷税。贳贷税的税率，在缗钱令以前，不得而知。但在缗钱令发布后，则要对其本金课以百分之六的税(二千钱一算)，据此推算，缗线令前的税率不会超过百分之六。

由于高利贷能致巨富，在汉代，一些王公贵族也参与放债取息活动，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权，不向公家纳税。汉王朝对偷、漏税款的行为大力打击，偷、漏税款的即使是王侯之家，也要论罪。元鼎六年，旁光侯就因放高利贷不交税，利息又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受到法律制裁，只是后来遇赦才免除刑罚。

(三)牲畜税

这是对牲畜所课的税。汉初，对牲畜并不征税。汉武帝时，因对外用兵，师旅之费不可胜计，国家财政开支不足，所以，在实行盐铁酒专卖，铸造货币的同时，也对牲畜征税。

牲畜税征课的对象，《西域传》上说包括六畜，即马、牛、羊、鸡、犬、豕。对马的征课，主要是因为武帝多次同匈奴作战，战马损失很大，有时一次战役要死伤十余万匹，为了补充战马的不足，曾鼓励或强制官、民养马，大量繁殖牲畜，后为发展到对官、民马匹的强制征收。

牲畜税的税率，汉成帝时为百分之二。即不分牛、马、羊，一律按头数折价，每千钱交税二十。至于猪、鸡、狗是否征税，史书上没有记载，汉代可能只对马、牛、羊征税。

(四)关市税

关市税包括关税和市租三部分。

1.关税

在汉代，关税属于通过税性质。包括内地关税和国境关税两种。内地关税是指对通过主要关卡的货物的征收;国境关税则是指同匈奴等民族通商贸易所征的税。

秦汉以前，设关的主要目的是检查行旅货物，以纠察违法行为。但是关卡之多，为各国商旅所不便。秦统一全国，为商业交往开通了道路。汉初，为了促进经济的恢复，“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以沟通各地财货，活跃城乡经济。文帝时，把关也撤掉了。景帝四年春，因吴、楚、赵、胶西、济南、淄川等七国联合发动叛乱，又复置诸关，但没有说明收税之责。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才有明文记载，在武关设官收税，不过税率不高，所收的钱，也不列入国家财政，仅供“关吏卒食”，所以财政意义不大。发展到东汉，关税日显重要，征收也较繁苛。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丕上台时下了一个诏文，指出关津加重征税，于商民不便，今后要减轻关津之税，恢复十一税率。可见，东汉末年，关税税率已超过百分之十。至于同匈奴设关贸易，主要是为维护民族关系，是否课税，如何课税，税率高低，有无优免，等等，史籍没有记载。

2.市租

市租是对市肆商品营业额所征的税，具有营业税性质。

汉代，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走向繁荣。当时重要的城市，除长安是全国的政治政治中心(东汉为洛阳)之外，还有成都、宛、寿春、临淄、邯郸、江陵、吴、合肥等大商业城市;至于中小商业城市，更是遍于全国。西汉有郡国一百零三个，县邑千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东汉郡国、县、邑、侯国计一千二百八十五，这些地方都有市肆或集市，所以，对市肆征税，便成了汉代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

市税很早就有征收。汉初，在临淄即征市税，据说“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这里面可能有夸大之处，不过，也说明当时市税收入是不少的。

市税的纳税人，包括市肆上的有市籍者和流动商贩。由城市中主管市政和部政的市吏或市啬夫定期收纳，或到集市上随时收纳。对那些不遵法纳市租的商人依法律制裁。

汉代的市税收入，属于地方收入，专用于侯国封君的私奉养，归王室收入，不直接列入国家财政范围。

(五)山海园林池泽税

是对山、海、江河、湖泊、草原、池塘、园圃、池等的出产所征收的税。属于皇室财政收入或是封君列侯的私收入。它包括三部分:

1.山泽税

山泽的出产，一般包括金、银、铜、铁、锡等矿产，珍禽异兽等特产，以及食盐、竹木等类。因为山林土地属于皇帝所有。因此，山林土地的出产物，也应归属于皇室收入。当人民进山采取山林出产后，国家按规定征收山泽税，用以解决封君的奉养之需。

在汉代财政收入中，山泽收入占有一定地位。据记载:吴地有豫章郡铜山，吴王濞则利用汉初放松对山海之禁的机会，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获利很大，因而国用富饶。

2.得自江河湖海的收入

得自江河湖海的收入，一般包括鱼、贝、菱、莲、藕、芦苇、花草、果木、菜蔬等产品的收入。此项收入，亦属皇室和封君收入。在西汉，少府置果丞、海丞各一人，主持收税工作。只是到了东汉，才把山泽税改属大农。

对江海池陂的征税，遇上凶荒年成，也有减、免照顾。如元帝即位初，关东大水，百姓饥荒，疫病流行，元帝乃下诏:“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税。”即允许人民在皇室管辖下的江海池陂里捕捞以救灾，对其收入不征税。

(六)其他收入

汉代，除了向人民征收财产税、消费税，并通过专卖取得收入外，还让地方贡献和纳酎金。贡献，是指各诸侯王、郡国把他们本地生产的特产，定期或不定期地贡纳给帝王。贡献数量，由各诸侯、封君自定。但除了重灾之年经特许免贡外，每年都要贡献。

酎金，指皇帝在每年八月祭祀宗庙时，各诸侯在参加助祭时所献的金钱。从原则上说，酎金不具有税的性质。史载汉武帝制定《酎金律》，规定以正月旦作酒，八月始成，叫酎酒。此时，皇帝亲率群臣祠祭宗庙。诸侯必须献金助祭，交纳数额，诸侯、列侯各以其辖区的人口数计算，每千人献金四两，人口不足千口的也交四两。在参加助祭时，将金交少府。至于九真、交、日南则用长九寸以上的犀角及瑁甲一，郁林用三尺以上象牙及翡翠各二十，代替金四两之数。汉代黄金一两为六百二十五钱(黄金一斤值万钱)，四两为二千五百钱。当然，这笔钱真正的负担者不是诸侯，而是人民。按规定，千口人分担四两，则每人为二个半钱，就这点来说，负担不算重。如果同别的负担在一起，那么人民的负担就重了。

汉代，对违反《酎金律》规定的，要给予程度不同的处罚，包括经济制裁和刑罚。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因诸侯所献酎金成色不好，重量也不足，结果，汉武帝命令“王削县，侯免国”，被夺爵者达一百零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