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宋西夏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

辽宋西夏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

王　瑞　刘　葆

婚姻与人类的物质生产构成了社会生产的总体，并对整个社会起制约作用。各民族都形成了一套婚姻制度与习俗，并各具特色。本文就有关历史记载和部分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仅对辽宋西夏金时期少数民族的婚姻制度与习俗作一概述，以期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一时期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和文明程度。

一契丹、女真等东北各族

在东北各民族中，以契丹与女真最具代表性，两者的婚姻制度习俗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点。

（一）契丹

辽朝建立前，契丹实行群婚与外婚。契丹“婚嫁不拘地里”，并有此一说：同姓可结交，异姓可结婚。“婚姻对象是否在本部落不受限制，但应在本氏族外”。《东斋记事》卷5载：“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马，一女子驾灰牛，相遇于辽水之上，遂为夫妇，生八男子。”从而形成契丹八部落。传说中的这对契丹始祖，其住地相距甚远，不仅不同氏族，而且不同部落，可见契丹早已实行外婚制。辽朝建立后，辽太祖及其后继者就婚姻问题颁布过一系列法令。《契丹国志》卷23《族姓原始》对这些法令有简要概括：“番法，王族唯与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与诸部族之人通婚；或诸部族彼此相婚嫁，不拘此限。”其主要内容有三：

1.实行王族、后族两姓世婚制，并且不计辈分，以致表亲联姻、辈分混乱的现象较普遍。如太祖淳钦皇后之弟萧室鲁娶淳钦皇后之女为妻，系舅舅与外甥女结为夫妻；世宗是太祖淳钦皇后之孙，其怀节皇后竟是淳钦皇后胞弟阿古只之女，系外甥与姨姨成为配偶。

2.王族、后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由皇帝决定，不一概禁止。辽圣宗在开泰八年（公元1019年）规定王族显贵“不得与卑小帐族为婚，凡嫁娶，必奏而后行”。辽朝推行和亲政策，和亲高丽、大食、回鹘各1起，吐蕃2起。西夏更是其主要和亲对象，多达3起。

3.对于民间族际通婚，朝廷一般不干预。余靖《武溪集》卷18《契丹官仪》称:四姓杂居，旧不通婚。谋臣韩绍芳献议，乃许婚焉。所谓“四姓”，专指契丹、奚、汉、渤海四族。

辽朝建立后，虽实行聘娶婚，但仍有群婚制残留，以下两种现象即是其例证：

1.叔接嫂。哥哥死后，弟弟有权利和义务接续其嫂子为妻，又称收继或转房。

2.妹续姊。群婚时代，兄弟共妻，姊妹亦共夫。辽朝建立之初，演变为“姊亡妹续之法”，即丈夫在妻子死后必须娶妻子的未婚姊妹。

（二）女真

女真群婚时代的情形，现存文献缺乏记载。《金史》卷1《世纪》载，函普来自高丽，留居完颜部。完颜部“两族交恶，哄斗不能解”。函普应邀“为部人解此怨，使两族不相杀”，因而“部众信服之，谢以青牛一，并许归六十之妇”。函普“以青年为聘礼而纳之，并得其赀产”。此后生下二男一女，遂为完颜部人，并被尊为始祖。可见当时妻从夫后，世系及财产继承均以父系计算，一夫一妻制已确立。夫妻之间有固定称谓:“夫谓妻为萨萨，妻谓夫为爱根。”女真实行氏族外婚制，本氏族外，同姓也可婚配。金朝建立后，才加以禁止。金天辅元年（公元1117年）五月，太祖“诏自收宁江州以后，同姓为婚者，杖而离之”。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四月，太宗诏“合苏馆诸部与新附人民，其在降附之后，同姓为婚者，离之”。所谓“合苏馆诸部”，即熟女真。这两道诏令表明此前同姓为婚相当普遍。下面四种女真婚俗，系群婚制残留，但打上了一夫一妻制烙印。

1.收继婚。《金史》卷64《后妃传下》称:“旧俗，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金志·婚姻》说:“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故无论贵贱，人有数妻。”如颇刺淑在胞弟劾者死后，娶弟媳加古氏为妻;熙宗在胞弟常胜死后，将弟媳撒卯纳入宫中，并准备立为皇后。睿宗死后，贞懿皇后季氏不肯听人收继，只得削发为尼。收继婚的盛行是造成一夫多妻较普遍的因素之一。范成大《揽辔录》称:“虏宫内多宠，其最贵者有元德淑丽温恭慧明等10妃。臣下亦娶数妻，多少视官品，以先后聘为序。民惟得一妻。”这一婚俗影响到包括汉族在内的金朝辖区各族，金世宗在大定九年（公元1169年）正月规定：“汉人、渤海兄弟之妻，边：礼续婚者，听。”

2.放偷日。《虏廷事实·放偷》记载：女真把每年正月十六日定为放偷日，即偷财物，劫闺女。“室女随其家出游，或家在僻静处，为男子劫去”。一个月后，男子“方告其父母，以财礼聘之”。往往并不是劫，而是自由结合，早已私订终身。《松漠记闻》卷上称:“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这虽属群婚制的遗存，但“是日人皆严备”，人们对私有财产如此重视，表明个体家庭已形成。

3.抢掠婚。乌萨扎部美女罢敌悔被蜀束水人抢去，生2女，取名达回、滓赛。完颜部勇、贤二石鲁率部众，攻取其资产，并将达回、滓赛姊妹劫回，各纳一人为妾。此部落男子劫掠彼部落女子为妻，具有明显的群婚痕迹。劫掠女子与攻取赀产同时进行，抢来的女子属于一个固定的男子，并且不是做妻，而是做妾。

4.隶役婚。《金志·婚姻》载，举行婚礼时，“妇家无大小皆坐炕上，婿党罗拜其下，谓之男下女。”成婚以后，“婿留于妇家执仆隶役，虽行酒食皆躬亲之，三年然后以妇归。”这一习俗颇有女尊男卑的意味，分明是母权制的残留。但私有制已形成，男子在女家服役三年主要是从经济上考虑，以此补偿女家养育女儿的辛劳与花费。

金朝建立后，出于政治需要，女真统治者在婚姻方面有两大举措:

1.鼓励族际婚。大定十七年（公元1177年），为防备金朝境内的契丹人与西辽相呼应，起而反抗女真贵族，世宗下诏鼓励契丹人与女真人相为婚姻，并把这称为“长久之计”。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四月，为了缓和移居中原的女真屯田户与当地汉族人民的矛盾，尚书省提出建议:“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为国家长久安宁之计。”章宗当即予以批准。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十一月，章宗下诏重申:“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

2.实行世婚制。《金史》卷64《后妃传下》称：国朝故事，皆徒单、唐括、蒲察、拿懒、仆散、纥石烈、乌林答、乌古论诸部部长之家，世为婚姻，娶后尚主。“《金史》卷120《世戚传赞》也说：“金之徒单、拿懒、唐括、蒲察、裴满、纥石烈、仆散皆贵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金朝“婚姻有恒族”，推行世婚制度，以便“贵贱等威有别”。由徒单等九姓与完颜氏所组成的世婚集团，其实便是金朝的最高统治集团。

至于社会中下层，择偶及婚恋形式均较为自由。

当时居住在东北的室韦实行隶役婚：“婚嫁之法，男先就女舍，三年役力，因得亲迎其妇。役日己满，女家分其财物，夫妇同车而载，鼓舞共归。”并盛行偷劫婚：“婚嫁两家相许，婿盗妇去，然后行聘礼。”其实“盗”以男女“相许”为前提，是一种自由结合的形式。其“妇人不再嫁”，并非出于贞节观念，而是因为迷信，以为“死人妻，难共居也”。

二党项、吐蕃等西北各族

在西北各族中，党项与吐蕃虽然联系紧密，但其婚姻制度与习俗自有其特色。

（一）党项

党项有两种婚俗，值得重视。

1.收继。其实包括汉族在内的许多民族早期都曾实行收继婚，其用意在于防止本氏族的人口和财产外流。

2.多妻。西夏王族拓跋氏与野利氏等党项豪族结为世婚集团。一夫多妻并不限于上层，《马可波罗行纪》讲到西夏旧境、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地区的情形：“其地之人娶妻致有三十。否则视其资力，娶妻之数唯意所欲。然第一妻之地位为最尊。诸妻中有不善者得出之，别娶一人。男子得娶从姊妹，或其父已纳之妇女为妻。然从不娶其生母。”“娶从姊妹”之说有误，与党项风俗不符。

党项迁居西北特别是西夏王朝建立后，婚姻观念与习俗有所变化。西夏号称“崇尚儒术”，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并反映在婚姻关系上。如称结婚为男娶，“此者男娶也，结婚为之谓”，认为结婚意味着女子依附于男子。基于这一观念，党项盛行买卖婚。

民族习俗毕竟具有稳定性，直到西夏建立后，党项婚姻仍比较自由。

（二）吐蕃

吐蕃民间一妻多夫，兄弟共妻。这一婚俗与男多女少的人口构成有关，并具有防止家族财产分散、避免妯娌相争、减少生育等用意。吐蕃还有两种婚俗引人注目。

1.僧人广置妻室。吐蕃这时处于佛教后弘时期，戒律废弛。“其人知佛而不知戒，口腹纵而晕酣不厌”。僧人骄奢淫逸，公开娶妻生子。

2.贵族一夫多妻。《宋史》卷492《吐蕃传》载，河湟吐蕃首领确厮啰有三妻。其子董毡的妻子除辽朝公主外，另有二妻。在确厮啰曾孙陇拶的妻子当中，有辽朝、西夏、回鹘三个政权的公主。吐蕃首领一夫多妻与其部众一妻多夫形成鲜明对照。

当时居住在西北的回鹘对于族际婚无禁忌，其通婚对象除吐蕃外，还有辽朝。《辽史》卷70《属国表》载，兴宗以公主嫁阿萨兰回鹘即高昌回鹘王。当时回鹘上层受汉族婚俗影响，实行聘娶婚，因而确厮啰“欲娶可汗女而无聘财”，甘州回鹘可汗“不许”。至于中下层，保持原始婚俗较多。如从妻居，回鹘男子婚后住妻家，生孩子后，才夫妻双双落户夫家。可见回鹘女子婚前性爱较自由，婚后则受限制。“既嫁则加毡帽峋，以此作为标志”。

三西南、南方诸族

西南、南方部族众多，难以逐个说到，只能举例。

（一）大理辖区

南诏时期，白蛮未婚女子乃至寡妇性爱均不受限制。

1.壮、黎等族

宋代居住在广西地区的西原蛮、乌浒蛮、南丹州蛮等都是近代壮族的先民，他们婚恋相当自由。壮族先民婚姻能够自主，有下面三种婚俗可证。

（1）卷伴。其含义为“卷以为伴侣”。分三步:首先，相约私奔。其次，声言诉讼。只是声言而已。汉族士大夫对此往往持否定态度:“深广俗多女，嫁娶多不以礼。”其实这是婚姻自主的一种形式。

（2）飞驼。这是婚姻自主的又一种形式，盛行于包括壮族先民在内的某些南方少数民族之中。直到近代，壮族仍有抛绣球的习俗，即来源于宋代的飞驼。

（3）听气。《癸辛杂识》续集下《南丹婚嫁》载，每年七月，南丹州（即今广西南丹）于州主之厅，铺大毯于地，为合婚男女提供择偶场所。具体情形是：“女衣青花大袖，用青绢盖头，手执小青盖；男子拥髻，皂衣皂帽，各分朋而立。”接着，“左右队长各以男女一人推扑于毯，男女相抱持，以口相呵，谓之听气。合者即为正偶或不合则别择一人配之。”按照当地的习惯，“必如是而后成婚，否则论以奸罪。”

壮族先民还有以下4种婚姻习俗应当说到。

（1）人寮。成亲时要举行人寮仪式：“婿来就亲，女家于五里外结草屋百余间与居，谓之人寮。两家各以鼓乐迎男女至寮，女婢妾百余，婿僮仆至数百。“人寮”半年，而后归夫家。这一习俗反映壮族曾经历夫从妻居、男到女家的阶段。

（2）送老。《岭外代答》卷4《送老》称：“岭南嫁女之夕，新人盛饰庙坐，女伴亦盛饰夹辅之。迭相歌和，含情凄婉，各致殷勤，名目送老。”其含义为：“言将别年少之伴，送之偕老也。”

（3）多妻。这一习俗并不限于上层，如钦州（今属广西）“小民皆一夫而数妻”，妻子们“各结茅散处，任夫往来，曾不之较”。据说原因在于“南方盛热，不宜男子，特宜妇人”，因而女多男少。

（4）鬼妻。欧阳玄《睽车志》称:“粤西夫死，谓之鬼妻，人无娶者。”这里寡妇再嫁难，既不是男子重处女，也不是女子重贞节，而是迷信思想作祟。

黎族先民“婚姻以折箭为信”，女子年届婚龄即绣面。《文献通考》卷331引《四裔考八·黎峒》51《桂海虞衡志》称：“绣面乃其吉祥礼，女年将及笄，置酒会亲属，女伴自施针笔，涅为极细虫峨花卉，而以淡粟纹遍其余地，谓之绣面。女婢获则否。”黎族系古代越人的后裔，女子绣面来源于越人文身。

居住在湖南西部山区的五溪蛮又称武陵蛮、渠阳蛮，其婚姻习俗有以下三种见于记载。

（1）抢亲。

（2）踏歌。踏歌又称踏摇。每年十月初一同端午节一样，是青年男女选择配偶、结为伴侣的好时机。

（3）收继。《容斋四笔》卷16《渠阳蛮俗》称:“凡婚姻，兄死弟继，姑舅之昏，他人取之，必贿男家，否则争，甚则仇杀。”可见，收继婚不仅在北方少数民族中流行，南方少数民族亦有此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