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生产习俗

三、西夏生产习俗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西夏的生产习俗日趋丰富，并呈现出适应各种生产方式的民俗互相吸取、长期共存的局面。

1．狩猎生产习俗

西夏的党项羌、吐蕃、回鹘等游牧民族，有着悠久的狩猎传统和丰富的狩猎经验。狩猎曾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也是他们的民族文化早期植根的肥沃土壤。西夏统治者十分重视狩猎业，明言：“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¹²⁾。西夏广泛流传着皇族猎虎英雄的动人故事。精湛的狩猎技艺与丰硕的狩猎果实，被西夏人视为极大的光荣。

西夏人使用的猎具，主要是弓箭。西夏盛产牦牛（又叫竹牛），其角既长又硬，是制作弓身的极佳材料。弓弦，多用牛筋、鹿筋、狗筋为之。箭杆，多以木质制成；箭头，多是金属（主要是铁）制的带有许多“刃芒”（即倒刺）的镞，镞形不一，以“三刃箭”（即三棱箭）为多；箭尾，开叉并设羽。“西夏弓”用料讲究，制作精良，名声远播。宋朝人曾以每张弓价格数百千的高价，购得一批，作为礼物奉送权臣（见：庄绰《鸡肋编》）。西夏制造的一种强驽，号“神臂弓”，射程约三百步，能洞穿重扎，被视为利器⁽¹³⁾。弩，主要由弩弓和弩臂构成。弓上装弦，臂上装置由望山（瞄准器），悬刀（扳机）、牛（钩心）等组合而成的弩机。弩弓与弩臂两相配合，择最有利的时机发射箭矢。弩较之一般的弓箭，命中率要高，射程也更远。西夏党项族制弓传统经久不衰，以制弓为业者很多。成吉思汗征伐西夏时，得西夏弓，赐名“怯延兀兰”；西夏人被命为“怯怜口”（皇室家族私属）行营弓匠者，达百户之多。西夏的制弓民俗，为中国弓弩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西夏人的狩猎方法，不仅因地制宜，简便易行，而且富有智慧，充满情趣。他们常用的方法有：“绿龙”（捕捉）、“韦度”（诱捕）、“底都”（网罗）、“胡杜”（烟熏）、“蛇劳”（围伐）等。他们还将猎犬、猎鹰训练为狩猎的帮手。山林中有一种名叫“鹞子”的鹰鸟，体长达40多厘米，目明爪利，飞行迅猛。经一段时间的专门关闭、喂养之后，便可放飞而出；在猎犬的配合下，猎鹰往往常有所获，得物（雀鸟、鸡兔之类）而归。“鹞子经天过，群雀两向波”，是西北常见的地域风景画。

西夏地区飞禽走兽种类繁多，数量很大。从有关资料上看，西夏主要的狩猎对象有：虎、豹、豺、狼、鹿、獐、兔、獭、野狐（沙狐）、黄羊、刺猬、野猪、松鼠、鹰、雕、鹫、鹞、雁、鸽、鹌鹑、野鸡、白鹇、鸺等。西夏人对狩猎对象的生存环境与生活习性，有着仔细的观察，不断地总结着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狩猎经验。西夏谚语中，反映狩猎内容的不少。如：“半夜犬吠贵（富人）不起，黎明兔叫智（聪明人）不守。”“草儿捆扎挺更直，兔子卧下跳更快。”“火石打火可烧山，群鸽穿云下大雨。”“宁射苍鹰不射兔，宁捕猛虎不捕狐。”“老狼假哭不流泪，大雕张口没有齿。”“狼犬发狂难合群，虎豹降伏能驯养。”“狐狸捕食喘息绝，小狗蹲坐不露尾。”“虎豹威风，野狐凭借。”“食肉猛禽心强，互争无止息。”“食泥小鸟心弱，起落不离群。”“鹿躲藏、难安稳，角枝易暴露。”“虎豹出、易辨认，皮毛眩人目。”“鹿鸣叫，近黎明；杜鹃啼，近黄昏。”“狐小尾尖发白，熊小脸皮发黑。”

西夏人狩猎的形式，分个人和集体两种。集体狩猎，即“围猎”，是一种悠久的古俗。依靠集体的力量，可以猎获较多的野兽；同时，也是一种令人兴奋的精神活动。他们通过围猎，在某一具体范围内，发挥数十（或数百、数千）人的威力，以缩小包围圈的方法，最终将野兽集中捕杀。这是一种经济手段，更是一种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大批的智勇双全的人材，从中锻炼而成长，这无疑成为造就英豪的良机。围猎就是战斗的训练与演习。西夏人的大规模围猎，往往紧连着正式的军事行动（战斗、袭击、远征等）。史载，元昊“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¹⁴⁾

2．游牧生产习俗

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羌族和境内的重要民族吐蕃族、回鹘族等，最初都以游牧为主业。当他们逐渐兼事农耕以后，其经济仍以游牧为主。畜牧业始终是西夏经济的支柱行业。他们自认：“事畜牧，蕃性所便”⁽¹⁵⁾。游牧生产，不但提供着他们生生所资之物；也建构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包括开阔的视野、顽强的意志、粗犷的性格、尚武的倾向等）。由于西夏境内有许多“善水草，宜畜牧”的大片牧场，甚至称得上是“甲天下”的优良牧场⁽¹⁶⁾；加之西夏政府设立专门机构（群牧司·马院司）统管畜牧业；因此，西夏的游牧生产习俗，得到了稳定的传承和广泛的传播。

西夏人所饲养的牲畜，有马、牛、羊、驴、骡、猪、骆驼、牦牛等；其中，尤以马、牛、羊、骆驼为主，它们构成了西夏畜牧业的主体。西夏牧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畜牧经验。从他们对牲畜的称谓中，人们便不难感受到西夏畜牧业的发达。他们对马有多种叫法，有“末卒”“力”，还有指称良马的“仓解”“朱茹”，指称马驹的“啰梗”等。对牛的叫法也很多，有“鄱薄”“茹部”“普苏”“悟么”“勿蛇”等。对羊的叫法，就更多了，有“野苗”“野吐”“啰七”（山羊）、“戛乃”（羯羊）、“七戛”（山羯羊）、“兀丁”（顽羊）、“野列”（黑公羊）、“讹占”（未满周岁的羔羊）、“卒卜”（小羊）、“讹特”（一岁羊）、“特奴”（一岁至六岁的羊）、“祝七”（小黑公羊）等。

西夏人对牲畜的放牧、饲养和管理，形成了一系列的民俗事象。由于这些民俗事象大都相对稳定，便成为代代相传的模式，支配着广大牧民的全部游牧行为。其中较为重要的，包括寻找牧场、开掘水源、合理放牧、精心喂养、防治疾病、选育良种，以及供奉保护神等。

党项羌族是经过几次大迁徙，才在西北边陲立国称雄的。其迁徙的过程，也是不断寻找牧场的过程。立国之后，虽生活渐趋固定，但因仍经营畜牧生产，便自然保持了游牧传统。畜群的饲养和繁殖，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极强，其首要条件就是大片绿色的牧场。为此，从贺兰山麓，黄河两岸，到河西走廊、祁边山下，沿凉州（今甘肃武威）、甘州（今甘肃张掖）、肃州（今甘肃酒泉）、沙州（今甘肃敦煌）一线，以及更加遥远的黑水（今额尔济纳河）流域，都有西夏牧人奔波的身影。为了寻找牧场，他们往往历尽艰辛，作长途跋涉，或翻山越岭，或穿过流沙，或踏遍戈壁。夏秋两季，他们紧跟着移动不息的畜群，住的是频频易地张立的毡帐，吃的是干巴巴的炒米和乳渣。他们凭借马和车，载其帐幕、辎重，机动灵活地逐水草而居。而到冬春两季，他们又须选择北风向阳的地方，以保证畜群渡过难关。西夏谚语说：“弭药狂，天地狂。”“畜卧下，草随倾。”“天地都爱辽阔，水草皆喜相合。”自由无羁的游牧生产，激发起西夏人巨大的生活热情和极为浓郁的兴趣，造就了他们坚毅、剽悍、豪爽的性格。

西夏属于气候干燥的西北内陆。人说“地无木植”“天产丘陵”之处，“如何造物开天地，到此令人放马牛？”缺水，是对游牧人的极大威胁。由于严重缺水，草情日渐恶化，草场急遽萎缩。西夏牧人深知“揉搓干沙不出水”，“草场凿井畜不渴”（西夏谚语），因而十分重视牧场凿井事项。他们并不满足于只是利用现成自然物的“逐水草而居”，而是要能动地改造所遇的自然环境。他们每选择一处牧场，都要仔细地寻找“水源泉”，并尽可能地“修造水井”。而井水，还一定要保证其为“净水”，不可污染浑浊。有了这种“净水”，他们的生活便有了希望，不但解决了畜群饮用的问题，还可引水浇灌牧草和垦耕的田地。

放牧畜群，看似粗活，实有讲究。西夏人深谙根据草情、气候等不同情况，采取种种不同的放牧方式。如漫滩放牧时，要不时地挥动“啰节”（马鞭）或“苗节”（羊鞭），驱使畜群得以移动。畜群沿一条线吃草而过，于草场的利用是合理的，于牲畜的消化也是有利的。决定每天出牧、收牧的时间，要考虑气温的高低及刮风大小等情况，随时注意避霜雪、防寒气。适应兽类天性，促使放牧顺利与兽体健壮，也是西夏牧人所着意追求的。他们放牧畜群时，往往利用“高角”者（如公牛、公羊、公鹿）为群首之畜，使兽群聚有中心，行有方向。西夏谚语说：“鹿角高，追美草。”“没有高角畜群空。”他们驱动兽群时，有紧迫也有舒缓。经草木稀疏之处，便匆匆而过；而在水草丰茂之处，则流连难舍。他们或让马驹儿与其母相伴，在广阔无限的草地上撒欢学跑；或让疲惫的老马贪婪休憩于水草丛中，得以养精蓄锐。为了准确地管理各地牧人所放牧之官畜的情况，西夏风行“置号印”的做法。所谓置号印是在马、牛、骆驼的耳朵上及羊的面颊上，由公派的牧户代表“盈能”（一般是200～250户派1人）打上记号。当年官畜所生的仔、驹、犊、羔，均须置号印；而公母畜则须置火印（烙印）。每年有6个月（从4月至9月）为置号印的时间，而从10月1日起要举行“大校”。虽说这是在加强对畜群的管理，可其中浸透着许多西夏牧人的生活乐趣。

西夏人对与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的畜类，怀有特别的爱怜之情。他们常常帮助牛、马、羊、驼等畜类清洗身上的土灰，为它们制作一些实用的饰品（如披毡、挂铃、缨络、兜带等）。尤其在喂养方面，堪称精心。他们发现“萨胡草”“恰能草”“黑草”等是牲畜爱吃的草，便大量收割，聚集备用。他们总是将成捆的饲草用“式”（铡刀）切细、切碎，使草上的小刺脱落掉，才倒入糟中。在粮食紧缺的困难情况下，设法弄些豌豆、黑豆之类，添之为饲料，他们甚为得意。谚语说：“马瘦毛长缘缺粮”，“畜喂精料耳垂大”。对于无奶的乏母羊，他们还专门熬制一种“补汤”，格外加以照顾。

防治兽病，为西夏人所擅长。他们在丰富的畜牧生产实践中，对兽病的认识是极为细致和深刻的。他们对马和牛的患病，都有专门的叫法。“克卒”指马病，“移相”指牛病。对兽类较常见的几种病——“赤六”（疮）、“麻卒”（疥）、“白麻”（癞）、“巴”（疤），都有明确的认识和治疗的方法。如他们认为“疮者，出于人则不愈也，出于牲畜则愈也。”（《文海》）这种“疮”，很可能就是我们所讲的“天花”。西夏人用松柏、药草制成的浆，外敷治癞疮。西夏医书《治疗恶疮要语》，也收有治马病的药方。他们把畜身上的疥癞叫做“没特哄”，而把蹄上的疥癞叫“刻叟”。这些不同的叫法，也反映了对兽病的细微观察。他们认识到兽病传染的危害性：“一羊有疮，千羊惹苍蝇”（西夏谚语），对造成千马万牛死亡的“黑病”和“水肿”，保持着高度警惕性。

西夏的畜牧业之所以那么发达，西夏的驼、马、牛、羊等牲畜之所以深受宋、辽、金诸朝的喜爱，与西夏人重视良种繁育有极大的关系。西夏谚语中，“鹿下羔，母也康子也健；蛙产仔，母也肥子也圆。”——说的是遗传的道理。“红羊相配产白羔，心里不爱盼变变。”——说的是交配的事情。“君子珂贝骨，莫怕向外出；幼畜膘肥胖，未曾憋母腹。”——说的是接生的情景。西夏牧人年年抓紧有利时机，促使母畜“有孕”，将“不许母畜轮空”的法令，化作自己从事畜牧良种繁育的实际行动。他们的具体目标是：百大母骆驼一年内30仔，百大母马一年内50驹，百大母牛一年内60犊，百大山羊一年内60羔。努力继承盛行于西北地区的良种繁育的经验，使西夏人不断获得了牧业的丰收。西夏的良马品种，主要来源于河西走廊的“青海骢”，它是“波斯草马”（即“大宛马”）与西北骒马杂交的成果，会作“对侧步”的步法。这种俗称“走手”，被誉为“天马”的西夏名马，体态雄俊，奔驰迅疾，深受各地民众的喜爱。

供奉保护神，乞求畜群的平安和兴旺，是古代游牧民族共同的习俗。从现存史料上看，西夏人极为迷信“羯没”（护羊神）的守护。他们常常出具“香食”，加以“求祷”。他们对所谓“神马”“神牛”倍加推崇，于每年的四月三日冬夏分别时，于旧宫内、天神下，当送马中散茶酒。如果“神马”“神牛”突然病死，留有“神字迹”，便用三两香、一斗酒、三斤酥油、一斗原粮，举行专门的祭祀。他们从不随意宰杀牲畜，因为有法律规定，私杀牛、马、骡、驴、骆驼等大家畜，要受严厉制裁。如杀自属的牛、马、骆驼，杀一个徒四年，杀两个徒五年，杀三个以上徒六年。盗杀五服内亲节的牛、马、骆驼，杀一个徒五年，杀两个徒六年，杀三个以上徒八年。盗杀亲节以外的牛、马、骆驼，杀一个徒六年，杀两个徒八年，杀三个以上徒十年。私杀驴、骡，系自养者，杀一头徒三个月，杀两头徒六个月，杀三头以上徒一年；系他养者，依次递增一等。牧民宰杀羊只时，也有其讲究，通常要“设宴供神”，借以寄托对神的守护的向往。西夏人宰羊之后还有“均分十二份”的古俗，要将羊肉送予他人共享；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圆满美好的善举，所以虔诚地照办不懈。

3.农业生产习俗

西夏境内的汉族，原有着悠久的务农传统。北部的河套平原和西部的河西走廊，是两块遍布农田和村镇的巨型绿洲。经过大约上千年的开发和经营，至西夏立国时，这里的农业生产水平，已与中原十分接近。由于大批的党项羌人逐渐定居，并也同汉族人民一起农耕，故史家评曰：“西羌风俗，耕稼之事，略与汉同”⁽¹⁷⁾。

据史料所载，西夏种植的农作物有：小麦、大麦、青稞、荞麦、粳米、糯米、糜、粟、秫、麻、黄豆、黑豆、赤豆、红豆、绿豆、豌豆、小豆、大豆等。西夏种植的蔬菜品种有：茄子、瓠子、蔓菁、萝卜、胡萝卜、汉萝卜、芥菜、菠菱、茵、百叶、香菜、半春菜、葱、蒜、韭、笋、冬瓜、南瓜等。西夏的水果有：桃、杏、枣、核桃、葡萄、石榴、柿子、林檎（花红）、樱桃、果子等。西夏各地种植的树木有杨树、榆树、柳树、槐树、松树、柏树等。西夏的花卉品种也很多，如：牡丹、芍药、山丹、海棠、龙柏、鸡冠、金钱、石竹、萱草、玉花、莲花等。

西夏人使用的农具形式多样，主要有：“粗”（铲）、“稼”（锄）、“播青”（铁锹）、“别示”（镰刀）、“累啰”（籽耧）、“郎恰”（犁铧）、“果丙”（锨）等。

西夏人普遍采用的耕作方法，是盛行于内地那种二牛挽一犁的“二牛抬杠式”。现存榆林窟第3窟的西夏壁画《犁耕图》，再现了西夏人“二牛抬杠”的生产劳动场景。耕者右手扶犁，左手挥鞭，毛色各异的两头耕牛由木杠相连，正拼力向前。西夏的“二牛抬杠”，有内地式的，使用黄牛挽犁；也有边地式的，使用牦牛或犏牛（由牦牛与黄牛杂交所生）挽犁。使用骆驼挽犁而耕，在西夏也较普遍。

除灌溉而外，西夏人对收获极为重视。无论是麦子、稻子、各种杂粮、菜蔬、水果，还是牧草、野菜，他们都按时收获，毫不放松。亲手创造出拔地而起的粮草垛、堆得满满的粮仓物库，使他们分外兴奋。著名的唐古特颂诗《月月乐诗》，细致具体地描写了西夏人欢庆丰收的情景。伴随丰收的，有美好的婚礼——人们浓妆艳抹，梳洗打扮，音乐声响彻入云，国内欢声阵阵。伴随丰收的，有隆重的仪式——人们聆听着土金牛时刻敲响的钟声，纷纷带着虔诚的心情，涌向寺院之中。伴随丰收的，还有热闹的酒宴——无论黑头顶，还是红脸汉子（西夏传说中人类始祖有两个分支，他们繁衍出西夏民族），都用一年的收入，大摆酒席，老少团聚，尽情欢乐。西夏人将丰收看成是“强大的国家中的一片欢乐”，是“出现了新的值得纪念的记录”。

西夏人打碾粮食，方法较为原始。他们总是抓紧干燥或炎热的天气，尽力晾、晒、舂、碾、簸、扬。他们使用的工具是碓、杵、碾子、碌碡、（磨）、簸箕、扫帚、刻叉等。今存榆林窟第3窟的壁画《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图》，其法光两侧上部，有左右对称，一式两幅《踏碓图》。图中所绘，为西夏农民使用踏碓的情景。在一块厚厚的矩形大平板上，安装了带有转轴的长条板（类似“跷跷板”），其前端类似巨型扳子，镶嵌着圆圆的木杵，木杵下部的粗头，正对着置于地上的石臼。农民双手握住扶杆，用右脚不停地踏动长条板的后端，带动木杵时起时落，捣动臼中谷物，舂去其皮壳。

对储藏粮、菜、果等产品的方式方法，西夏人多有讲究。他们喜欢用粗毛织成的“道格”（褐袋）或皮制的“革浪”（口袋）或木制的“西续”（柜子），存放晒干的粮食、果干。窑藏粮食，方法简便易行，保存时间长而不易霉变，深为西夏人所喜爱。

与西夏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是其特定的土地所有形式。第一种是屯田营田。即战时屯田以兵，平时营田以民。土地所有权归部落首领，而耕作义务归部落成员。从事屯田营田的农业生产者，在依附首领而并不依附土地的条件下，拥有一份相对独立但极不稳定的家庭经济。第二种是官田（公田）。即农业生产者在公有的“官田”上实行农耕，输税于官府或寺院。他们以依附性极强的农奴身份，而自立门户。第三种是民田（私田）。即土地私有者自耕其田，或通过出租等方式使田地由他人耕种，再向国家缴纳租税。民田的租、典、卖，较为普遍。这导致了阶级分化，地主、佃农、雇农应运而生。

西夏实行“计口赋粟”和“按亩输税”两种征收农业税的办法，前者主要适用于流动迁徙频繁的党项羌农民，后者主要适用于过定居生活的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农民。为了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更有效地应付赋税（租、佣、草），农民大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租地、买地、典地，以及开垦生地、耕种他人弃地等方法，增加自己经营的土地面积，并从各项优惠政策中得到实利（如耕种生田三年免租，耕种租地边沿之生地一顷内免交租佣草等）。

西夏土地的计量方法，采用极为古老的周制小亩。《文海》释“亩”：“一边各五十尺，四边二百尺为一亩。”按营造尺五尺为步，合为一百平方步。这正符合周制的“小亩步百”的规定。

西夏农业品的计量方法，有自己的一套规定：十粟一粒，十粒一圭，十圭一撮，十撮一抄，十抄一合，十合一升，十升一斗，十斗一斛（石）。西夏实行的衡制，沿用汉志五权之法，即：十黍一累，十累一铢，六铢一钱，四钱一两，十六两一斤。

4.手工业生产习俗

西夏有“百工”“众匠”，他们以自己“工巧”的“艺能”，或制造，或修理，支撑着极富特色的西夏手工业生产。较为重要的手工业生产，有以下几种。

（1）冶炼

西夏境内多山，有丰富的矿藏。西夏人认为：矿藏是种种宝物的出处；而矿石是与天地同时俱生的“神石”。西夏人用石炭、木炭做燃料，“使石熔为铁”。从榆林窟第三窟所存的《锻铁图》，可了解西夏铁匠的劳动情景。图中绘有三人：一人坐于石墩之上，正推拉竖式风箱，为火炉加炭鼓风。二人正抡动锤子，轮番锻打钳夹于铁砧之上的铁件。西夏的许多农具和兵器，都是这样锻打生产出来的。史载，西夏人“甲（铠甲）胄（头盔）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¹⁹⁾。他们以“冷锻法”炼出的钢，较之传统的“热炒法”炼出的钢，更硬、更韧、更有光泽。宋·太平老人《袖中锦》一书，称“夏国剑”为“天下第一”；宋钦宗竟随身佩带着“夏国剑”。这反映出宋人对西夏的冶炼技术是很推重的。从出土的各种西夏冶金铸造品的精细作工与优美造型之中，人们不难理解西夏冶炼铸造业的发达。从西夏王陵出土的有：剑身长为88厘米，刃部宽至5厘米的铁剑；一端浑圆带孔，一端极为尖锐，径2.5厘米，长57厘米的铁矛；或大（9.9厘米×2.1厘米）或小（5.8厘米×1.8厘米），呈柳叶形状，一端圆，一端平，有缀孔，带鎏金的铜质铠甲片；长为43厘米、宽19厘米、高16厘米的青铜牛；长为120厘米、宽38厘米、高45厘米、重188公斤，通体鎏金的青铜牛等。从各地出土的有：西夏文铜镜、铜刀、铜印、铜牌、银钵、银碗、银盒、金碗、金莲花盘、金指剔、各种金饰、银饰等。大量西夏冶炼铸造精品的出现，不仅生动地反映出西夏民族的聪明才智，也具体化地反映了西夏人的审美追求。

（2）雕塑

据《马可波罗游记》描述，西夏的庙宇庵堂里有各种雕塑佳作，“在这些庙宇里供奉着许多偶像，其中有些是用木头雕塑的，也有石雕的，也有的是泥塑的。但是这些菩萨全身都贴上一层金，装饰得金碧辉煌。神像的雕刻艺术十分精巧，千姿百态，栩栩如生。有的魁梧伟岸，有的娇小玲珑。大的身高10米，姿态不一，有的坐着，有的偃卧；小的宛如弟子，侍立背后，恭敬肃穆。”

西夏的雕塑匠人，创造出许多技法精良，耐人寻味的作品。木雕品追求逶迤延绵的格局、精雕细琢的技法；石雕品讲究写生式寄托或幻想型真实的构思，以及静中出动、粗中见细的艺术效果；而泥塑品重视塑与绘的结合，力求塑容绘质，形神兼得。

西夏的木雕品，广泛用之于日常生活。从出土的西夏文物中，发现有木碗、木筷、木瓶、木衣架、木笔架等。从木碗厚重外翻的沿口，旋转周身的平行凹线；从木筷自上而下由粗变细的流线型，顶端密布有多至九道的旋纹；从木瓶折肩收腹直上直下的瓶身，带平唇的上口及外表遍体的饰红；从木衣架的横杆两端，还有翘起的云朵状饰物；从木笔架底部，加上了玲珑的衬垫；……人们不难看出，西夏木雕匠人们对实用与艺术合一的刻意追求。可推为西夏木雕品代表作的，是出土于西夏黑水城附近达兰库布某古庙的一尊木雕菩萨坐像，和出土于西夏王陵的一件竹雕摆设工艺品。前者为表现菩萨憨实、安详的神态，不但雕出了其较胖的长方形脸，挺得笔直的上身，双足拢于前面的泰然坐姿，顺势搭放的右手和自然撑拄的左手；而且还雕出了其头戴的宝冠，身穿的衣裙，系有的璎珞饰物，以及缀有宝瓶，顽童和各种装点物的佛龛。后者为表现物件会聚着胜收之美，不但雕出了一个宏大而典雅的环境：饰有网络纹、卷云纹、米格纹的庭院围墙，错落有致的树木、花卉，层层叠叠的石砌假山，缭绕远天的朵朵祥云；而且也雕出了衣装不同，举止各异的人物，或立、或拜、或言、或行。

西夏的石雕品，考古发掘所得颇多。仅从西夏王陵出土的，就有石马、石狗、石螭首、雕龙石柱、人像石座、石雕人头像等数种。其质料一般为青、白、灰砂石，其雕法以圆雕为主。虽是石马，但由于巧妙地呈现了磨光的表面，便显出了体壮骠肥；几条细腻的雕线，看上去宛如梳理整齐的连片鬃毛；各种粗粗细细的棱条，分别代表着鼻、嘴、眼，以及辔勒等饰物；即便是一些麻涩的雕痕，竟也显示出毛色的驳杂。从着意设计的稍长的脖颈、前伸的头部、睁大的圆眼等处，更透露了渴望驰骋的神情。石狗的雕法，也以简洁、生动见长。或以较为光滑的外表，象征茸茸的皮毛；或以分布体表的深浅刻痕，代表各个不同的器官。尤其是以突出局部形态传达神情特点的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垂贴两颊的宽大的耳朵，微微翘起的耳朵，分明是为极具活力的健壮而兴奋；而粗壮的尾巴盘上臀部，又簇成一团，无非是向自己依赖的主人讨得欢心。石螭首所雕，为一种似龙而无角，宽额、凸眼、翘鼻，厚唇三海兽，其传统的文化意义是避免火灾，保持平安。雕龙石柱，三面刻有二龙戏珠图案，龙身蜿蜒，云朵飘动，给人以庄严、祥瑞之感。人像石座，分男性、女性两种，均为全裸体，圆脸庞，凸眼球，厚鼻梁、长獠牙。这是属于保护神的普遍体态和典型相貌，其中寄托的，应是西夏人对于民族繁衍兴旺和国家繁荣昌盛的强烈渴求与热切希望。

西夏的泥塑品，大都采用唐人的传统技法，先以捏、塑、贴、压、削、刻等方法制成形体；而后再以点、染、刷、涂、描等方法予以赋彩。现藏俄国圣彼得堡爱尔米达什博物馆的西夏泥塑佛头像，技艺颇为精湛。一尊高25厘米的泥塑佛头像，以柳叶眉、细眯眼、宽前额、厚鼻梁、金花冠、黑头发、红嘴唇等，极尽具体地表现出佛陀相貌的完美。一尊高60厘米的同身双头佛像，以真中带幻的构思，既表现了佛陀的真实面容，又渲染了佛陀的神秘色彩。两佛相貌如一，均为圆胖脸型，细眉眯眼，直鼻合口，宽额隆腮，充满慈善神情。从出土的西夏泥塑品看来，贴近生活真实是西夏泥塑艺人们的共同追求。如从西夏黑水城出土的力士塑像，化生童子塑像，舞蹈人塑像等，都反映了这种追求。力士塑像突出力士的阳刚之气，这表现在裸露的上身，隆成块状的肌肉，向外突出的眼珠等。童子塑像突出童子的天真情韵，这表现在大脑袋，圆脸蛋的肖像，以及张嘴、拍手、抬腿等歌舞的动作等。舞蹈人塑像突出舞蹈人的民族风情，这表现在人物深眼窝、翘鼻子、络腮胡的肖像，和式样别致的民族衣饰等。即使是用于宗教寺院的泥塑像，也不尽是纯天国的仿制品。以西夏女为模特而塑天女像，令其衣着、面容皆富有现实感。这种彩塑，在莫高窟的西夏洞窟里就有多身。如491窟的“一佛二供养天女”的西夏彩塑，就是典型的例证。

（3）烧窑

为了取得必要的建筑材料（如石灰、砖、瓦等）和一些日常生活器具（陶瓷用品），以及某些宗教或工艺用品，西夏出现了众多的烧窑匠人。

西夏的各种烧窑，大都因地制宜，比较简陋。这是通过对一些西夏窑场遗址的考察，所得到的看法。西夏王陵区的一座石灰窑，仅在岗丘中凿挖土穴即为窑室，总容积不过七八立方米；其火膛不过是一条连接窑底前部与火门之间的小凹槽（1.6米×0.5米×0.57米）；火门是一个圆拱顶土洞（高0.4米、宽0.38米）；门外是一个排灰渣的小坑（深0.3米，直径0.5米）。西夏王陵的一座砖瓦窑，也是类似石灰窑般的简陋。窑室无顶部结构，以单砖平砌圈筑而成，总容积也只是十几立方米；其火膛是一船底形坑窝，约2米长；窑室外壁是砖筑的方形烟囱，再往下是烟室，烟道口。

西夏的砖瓦，其材质为陶、瓷、琉璃三类，其形状种类是多样化的。砖呈条形，素面，一般规格为长32～36厘米，宽18～20厘米，厚6～8厘米。其突出特点是，在砖面上多压印有手掌的印痕。这手掌印痕，大概是“五神崇拜”遗风的表现，用伸开的五指分别代表天神、夜神、地神、主神、猎神，以“五神和合”，求得建筑吉利。绳纹砖，呈长方体，一般规格为长40厘米、宽25厘米、厚10厘米，其砖面压印有或粗或细的沟状绳纹，四周还有线纹边框。绳纹砖的突出特点是，砖的中心处有一较深的长方形戳记，内印工匠的姓氏。方砖，既有素面陶质的，也有模印花纹琉璃质的。前者多经摩擦处理，外表光滑；后者不仅图案生动（莲花纹、石榴纹、牡丹纹、菱形纹等），而且砖质坚硬，表层釉色纯正亮丽。

西夏的瓦，主要有板瓦、筒瓦、滴水、瓦当等数种。板瓦，呈板状，略似梯形，背部隆起，凹面纹，大者长50厘米，小者长30余厘米，宽30厘米左右。筒瓦，呈筒状，背部隆起作半圆形，凹面有纹，一般长30至36厘米，宽15至23厘米。滴水，滴面的斜边多为连弧形，表面模印着各种花卉或纹状图案，尤以莲花纹、獠牙兽纹最具有特色。瓦当，呈圆形，一般直径为10余厘米，厚2厘米，筒长30余厘米，当面一般为兽面纹，花草纹图案的甚多，周边饰以圆点纹，联珠纹等。

西夏匠人烧制的建筑饰物，不仅形式多样，而且极富艺术蕴涵。如西夏王陵建筑中使用的鸱吻、脊兽、迦陵频迦像等，很值得玩赏。鸱吻，也叫作鸱尾，是一种用于正脊两端的饰物。西夏鸱吻如同唐式，作龙首鱼尾状。龙头龇牙咧嘴，气势汹汹；尾端前曲分作双叉，头部有鳍，身有鳞纹，极显威猛。陶质琉璃鸱吻，因表层施之彩色釉，通体滑润亮丽，为建筑物增添了威严与豪华。脊兽的样式很多，有鸽型、四足兽型、宝珠型等，它们各具情态，各就其位，成为不同型制的建筑物的重要组成部分。迦陵频迦像多为陶胎绿釉，也有纯为红色或灰色陶质的。迦陵频伽，梵语音译，又作歌罗频伽、伽兰频伽、迦楞频伽、羯罗频伽等，译意为妙音鸟、美音鸟、共命鸟等，是佛教中用于寄托心想事成、吉祥如意的一种生动象征。传说此鸟本出自雪山上，卵中即能鸣；其音和雅，听者无厌。⁽²⁰⁾此饰物的迦陵频迦形像是头上梳着高髻并插有花冠，肩披飘带，颈佩珠宝，双翼飞舞，长尾婆娑的人身鸟尾者。他（它）面庞丰满圆润，神色端庄安详，双眉长扬，眼睑低垂，前额中心有圆状白毫，双手合十收于胸前，做祈祷福祉之状，或站、或蹲或坐于带有美丽图案或花纹的墩座之上。

从考古发掘可知，西夏的民用陶瓷器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富有特色。其种类包括有碗、盘、碟、瓶、罐、壶、鼎、钵、豆、勾、砚、人头像等，足见陶瓷器在日常生活中适用范围之广。从型制上看，高足器（如高足碗、高足盘等）和带耳器（如单耳罐、双耳罐、双耳壶等），与西夏人粗豪的民族性格及流动性强的生活方式极为切合，表现出鲜明的高原风情。从制造工艺上看，有白釉、黑釉、褐釉、绿釉等，基本上达到了宋朝磁州窑早期的水平。从装饰工艺上看，有画、刻、剔、堆、雕等多种方式，图形有莲花、牡丹、飞鸟、树枝、西夏文字及多种纹饰等。今藏宁夏博物馆的玉壶春瓶、鸟枝图案白瓷高足碗，今藏内蒙博物馆的黑釉剔花牡丹纹瓷瓶，今藏上海博物馆的黑釉汉夏文字瓷瓶，今藏宁夏海原县文化馆的褐釉剔花连枝牡丹四系瓷扁壶、褐釉剔花牡丹纹二系瓷扁壶等，皆为西夏陶瓷之精品。

（4）皮毛加工及纺织

发达的畜牧业和狩猎业，使西夏人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各种皮毛。为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西夏的皮毛加工及纺织业生生不息。在遍及各地的大小作坊中，活跃着成千上万名以皮毛加工为拿手好戏的皮匠、毡匠、鞍匠、织褐匠等。

西夏的皮匠们普遍掌握着传统的鞣革技术。他们将发脆发硬的“生皮”，加工改造得又柔又韧，使之成为具有广泛使用价值的“熟皮”。用熟皮缝制成的各种褥子、垫子、帽子、背心、裘衣裳、裤子等，成为西夏人抗寒护身的佳品。

西夏的毡匠们用极简单的方法，生产出了当时世界上“最美丽、最优良”（马可·波罗语）的毡——白毡。这种用白骆驼毛或白羊毛制成的毡，是经毡匠魔幻般的一套工序（弹絮、铺帘、喷水、揉搓、洗濯等）而擀成的。白毡被运送到宋、辽、契丹等许多地方，享誉四海。毡匠们生产的大量的羊毛铺毡、披毡（毡衣）、枕毡、毡帽、帐毡、马毡等，是西夏各族人民必备的日常用品。

西夏人马鞍的制造堪称一绝，他们将自己的爱马之情倾注于此。每个党项骑手，都有一副值得夸耀的马鞍。西夏鞍匠制成的马鞍实用、美观，遍及千家万户。他们一般以木料充作凹形鞍架，再在架外蒙上一层柔韧的熟皮作为表面。最贵重的皮料是白色的牦牛皮，因为它非常切合西夏人“尚白”的传统习俗。洁白的鞍子再镶上各色的玉石珠宝，显得极为华丽。鞍下还要垫上“罗六”（马毡）、“罗浪”（马毯），汉语为“鞯”（垫子），以防磨伤马背。鞍匠除制造马鞍外，也制造其他的一些马具，如“力名”即攀胸，是一种固定马鞍的皮带；还有“说迎”即肚带，是一种固定鞍垫的皮带。

西夏人的衣料多为粗毛纺织品，是用牛毛、羊毛、马毛等织成的，汉语称之为“褐”。从出土的西夏文物中，发现有木刮布刀（残长60厘米，宽9.5厘米，背厚刃薄），石纺轮（径10厘米，厚3厘米，中间有孔）等民间纺织用具，这是西夏织褐匠生产活动的遗存。他们所产的毛织品，除一般的粗毛褐布（“戈道”）外，还有各种褐毯（“皆老”）、氆氇。褐毯即毛毯，用于铺垫覆盖，成为床毯、地毯。织造精良的毛毯，是色泽鲜艳、纹饰美观的栽绒毛毯——氍毹。氆氇是一种毛呢，结实保暖，经“青染料”和“红染料”浸染，成为黑氆氇、红氆氇，用于制作西夏平民的衣服鞋帽。西夏的织褐匠织造的“棉褐”（棉毛混纺品），经嵌入金线后，显得极其华贵，可与宋人所织金线袍缎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