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西夏货币

探析西夏货币_文博耕耘录

探析西夏货币

李　彤　赵　涛

西夏货币是我国货币文化的组成部分。西夏货币以它的铸造工艺精湛，文字独特，史籍失载和传世数量极为稀少而著称于世。

西夏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而西夏钱币又是研究西夏经济商品交换不可忽视的重要实物佐证，西夏钱币的研究对发展我国钱币学，丰富我国的货币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封建割据地方政权，党项民族兴起于唐朝，唐代以前党项族聚居在中国的西南部地区。《隋书·党项》记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弥猴种。东接临兆、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馀骑，小者千馀骑。”众多的部落中有八个规模较大的部落，即细封氏、费听氏、住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和拓跋氏，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大。唐代以前，党项族还过着“不知稼穑，土无五谷”的原始游牧部落生活。原始部落间“以物易物”的交换贸易方式不需要货币。唐朝初年，由于吐蕃族在今西藏、青海一代兴起，党项族不堪忍受吐蕃族的掳掠和压迫，归顺大唐，并向大唐请求内迁，到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党项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万口。在归顺的三十万党项族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党项拓跋部大酋长拓跋赤辞，赤辞与从子思头并率众降附后，唐“列其地为懿、嵯、麟、可等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羁縻存抚之，拜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自是，从河首大碛石山已东，并为中国之境”。归顺后的党项族，有了同内地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更多的交往机会，受中原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影响，凭借所居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中原王朝的特殊照顾，人口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唐朝灭亡后的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大乱群雄逐鹿，党项拓跋部也趁机扩充地盘，成为雄踞西北地区，拥有较强武装力量的部族。大宋王朝建立后，因无力对其用兵，采取了赐国姓，加封官爵给岁赐的安抚政策。党项拓跋部名义上属于大宋，实为割据一方的独立政权。北宋初，以今陕西北部为依托，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党项拓跋部，开始占据了自秦、汉以来就支引黄河“岁无旱涝之虞”的灵（今宁夏灵武西南）、兴（今银川市）地区和自古“畜牧甲天下”的甘（今甘肃张掖市）凉（今甘肃武威）地区。生活和居住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带动了党项民族的经济发展。北宋仁宗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李元昊的父亲李德明猝，元昊嗣位。仁宗封他为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西平王。并派遣工部郎中杨告为旌节官告使，朱允中为副使前住颁布诏书。元昊拜受诏书后，诏及拜起顾其左右曰：“先王大错，有国如此而乃臣属於人”元昊袭封后，以臣属于宋为辱，因而对唐、宋两代所赐“李”、“赵”姓氏不以为贵，乃改姓嵬名氏。为了统一境内居民的发型装来，颁布秃发令，他自己先剃了头发，然后命令境内居民必须秃发，凡三日内不按照命令秃发者，许众共杀之。同年五月改兴州为兴庆府定为首都。宋明道二年，元昊以避其父“明德”的名讳为由，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自此开始使用西夏自己的年号。

元昊为称帝立国，建立割据政权，需要大力发展西夏文化和教育。夏大庆六年（公元1036年），元昊亲自主持创制能够记录党项语言的西夏文。“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书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下令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自此开始推广使用西夏文字。大庆三年（公元1038年）冬十月甲戊，元昊用杨守素之谋，在都城兴庆府南郊戒坛寺筑坛受封，定国号为“大夏”，自号“大夏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简称“大夏皇帝”改大庆三年为天授礼法延祚元年，遣使送还以前大宋所给的旌节敕告。

宋仁宗得知元昊自立为国后，于十二月，“即诏陕西、河东绝其互市，废保安军榷场，后又禁陕西并边主兵官与属羌交易”。仁宗想采用经济封锁的办法扼杀西夏政权。

唐初就已迁徙入灵、夏地区的党项族已进入农耕时代。兴、灵地处黄河流域最富庶的前套，秦、汉时已引黄河水自流灌溉，为西夏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元昊称帝后，为开垦贺兰山东麓一带的荒地，又开凿了一条新渠道，后人称之为昊王渠。元昊还在国家机构中设置“农田司”来管理农业，推动西夏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

畜牧业本是党项族赖以为生的主要产业，且兴、灵诸州山林遍布，宜于牲畜繁殖。牛、羊、马、驼不仅是衣食之源，而且是对宋、辽贸易的主要输出商品。元昊称帝后设置群牧司主管畜牧产业。元昊对西夏农、牧业的重视满足了自身的需求，也打破了宋对西夏的经济封锁政策。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西夏的商业也有一定的发展。

货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西夏商业贸易的发展是在北宋的经济发展影响下繁荣起来的，货币是一个国家或朝代的经济命脉，实行什么样的货币金融政策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西夏建国之初，就已重视本朝货币的发行，因为西夏自身货币的发行不仅有利于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是西夏王朝自立的重要标志。

西夏建国前西夏地区的流通货币来源主要靠历代中原王朝的贡赐、贡使贸易和榷场贸易。贡赐是历代王朝与周边政权，特别是少数民族政权间，保持的一种羁縻关系的传统形式，同时也是双方经济交流的重要途径。早在唐五代之时即已开始，宋、辽、金时期也是如此。当时的夏州地方政权，党项拓跋部主要从事畜牧业，因此他们迫切需要同中原王朝进行贸易，夏州虽产羊马，博易资货悉在中土。夏州统治者为了和宋朝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关系，主动向宋提供战马。宋太祖时曾下令禁止与夏州政权通商贸易，使夏州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为此夏州李继迁上表卑词祈请：“王者无外戎夷，莫非赤子，乞通互市以济资用。”在得到宋太宗允许后，李继迁还接连向宋贡马、骆驼。宋淳化五年（994年）七月，继迁“遣牙校贡马”。八月又“遣弟延信贡骆驼名马……太宗召见延信，面加抚慰，厚赉遣还。”

贡使贸易中宋朝方面的一类大宗商品是茶。茶不仅是西夏人民的必需品，还是西夏与西北邻族交换时的抢手货，宋代商人也常将大批茶叶运往西北与西夏贸易，以川茶易西夏的马匹。宋、夏之间的榷场贸易在《宋史·食货志》中记有：“西夏自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於保安军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羚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天圣中（公元1023～1031年），陕西榷场二，并代路亦请置场和市，许之。及元昊反，即诏陕西、河东绝其互市，废保安榷场，后又禁陕西并边主兵官与属羌交易”。

西夏的经济具有较强的对外依赖性，尤其是对宋朝的依赖，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高度发展的一个时期，特别是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展达到历史上的新高度。西夏与北宋的经济交流，深受货币经济的影响。每年通过岁赐和互市流入西夏的钱币数量相当大。市场主要流通的是北宋钱币，少量来自辽、金的钱币同样在西夏境内可直接流通。

西夏建国后要自己铸造有西夏王朝标志的货币——西夏文钱，用来表明这个政权的存在，但因西夏境内严重缺铜，宋、辽又禁止铜、铁出境，因此也只能是象征性的少量铸造，这从当时西夏辖区几次大批量出土西夏窖藏钱币情况也可看出，主要部分是北宋钱币夹杂着少量汉、唐钱和辽、金钱，只有极少数西夏自己铸造的钱币，而大多是西夏汉文钱，西夏文钱可说是凤毛麟角极为稀少。西夏文钱币从发现到认识，经历了近800年的漫长岁月，在现存传世历代钱币著录中，最早著录西夏文钱的是南宋洪遵（公元1120～1174年），在他著录的《泉志》中收录一品西夏文钱，列为“右梵字钱，余按此钱经八分，重三铢六累、铜色赤纯，文不可辨，大抵类屋驮、吐蕃钱”。从这段注文中可知，洪遵虽然发现了这枚西夏文钱，但并不知为西夏钱，当然也就无从将其归类，只能实实在在的将其收录在不识钱币门类中，但洪遵还是第一个在著述中收录西夏钱币的人，对后来者研究西夏钱币起了很大作用，对西夏钱币的研究作了贡献。

在《泉志》问世600多年后，于大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梁诗正等人奉敕编著《钦定钱录》收录历代古钱500余种，沿袭《泉志》收录西夏文钱一品，但仍称为“梵字钱”。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甘肃学者张澍在甘肃凉州（今武威市）大云寺，发现了一座天祐民安石碑，石碑两面均镌刻有文字。一面为汉文，一面文字不识，从汉字碑文与不识碑文相对照，方知是西夏王朝所使用的西夏文，西夏灭亡后，经过元、明，西夏文字已成为无人认识的死文字。张澍的这一发现，使西夏文字又“重见天日”。就在张澍发现西夏碑的第二年，金石学家刘青园在凉州发现了西夏窖藏古钱：“凉州土人掘地得古钱数瓮，其中开元最多，北宋、辽钱及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亦复不少”。而此种“梵字钱亦有数品”。刘青园将梵字钱上的钱币和西夏碑上的碑文相对照，才知“梵字”就是西夏文字，他说：“数百年后，破此疑案，亦快事也”。公元1809年，初尚龄编著的《吉金所见录》记述了刘青园的这次重大发现，并将所出现的西夏诸钱逐一收录，虽然知道是西夏王朝铸造的西夏文钱，但仍不知读音和文义，只好注为“西夏梵字钱”，但经历了六百多年“无主”的“梵字钱”终于找到了它的“主人”——西夏王朝。刘青园的发现和初尚龄的记述是西夏钱币研究史上承前启后的里程碑，此后清代的一些主要著作如《钱志新编》《古今钱略》《古泉汇》《言钱别录》《泉史》等等，在西夏钱币部分，都是沿袭《吉金所见录》。随着国人对研究西夏历史的重视和对西夏文研究的深入开展，清末、民国学者罗振玉、罗福苌父子首次释读了西夏文，民国三年（1914年）罗福苌著的《西夏国书略说》，分别附载了西夏文钱四品，汉文直译是：福圣宝钱，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并注：“此为以前古泉学家所未知，兹悉抚印四泉于册，以告世之治古泉学者。”至此西夏“梵字钱”才有了具体的名称，泉界也能区分辨识西夏文钱了。罗福苌的《西夏国书略说》把西夏钱币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研究西夏钱币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钱币学家赵权之发现了西夏文“贞观宝钱”，并在1940年《泉币》杂志第三期上撰文介绍。至此所见西夏文钱已达五个品种，而且均属西夏年号钱。

新中国成立后，西夏窖藏钱币时有出土和发现，西夏文钱也偶有发现，但至今未见新的品种。

福圣宝钱（西夏文铜币）

西夏文钱所见年号最早的是西夏毅宗谅祚于福圣承道年间（公元1053～1056）所铸“福圣宝钱”，为铜质小平钱，分“大样”和“小样”钱直径为23.5～24.5毫米；穿宽为5～6毫米；平均厚度为1.6毫米，重在3.8克至4.9克之间，所见“福圣宝钱”均为西夏文楷书旋读，钱上的西夏文字穿上直译读“圣”，穿右直译读“福”，旋读就成为“圣福”，按西夏文语法译作汉文为“福圣”，穿下和穿左译为“宝钱”。此钱最早著录于罗福苌著《西夏国书略说》，书中附有钱币拓本，之后在《言钱别录》、《历代古钱图说》等均有收录。1985年在宁夏盐池县萌城乡出土的西夏窖藏钱币中发现两枚，钱币形制相同，但大小、厚薄、重量、文字等均略有不同。而且铸造工艺也较粗糙。“福圣宝钱”应是西夏最早的铸币。1987年在内蒙古乌审旗出土的西夏窖藏钱币中也发现7枚“福圣宝钱”，近年来，宁夏、甘肃等地也偶有发现，但至今未发现福圣汉文钱。（见图一）

西夏拱化五年（公元1067年）十二月，在位十九年，年仅二十岁的夏国主毅宗谅祚去世，七岁长子秉常即位，梁太后亲政。秉常十四岁亲政时改年号为“大安”。夏惠宗秉常在大安年间（公元1074年～1084年）铸有西夏文“大安宝钱”，为铜质小平钱，钱径为22.8～25.5毫米；穿宽5～6毫米；厚1.3～2毫米；重3.7～4.7克。夏文“大安宝钱”较夏文“福圣宝钱”字迹清晰，这也反映了西夏铸钱技术的进步。钱币制作也较为规整，钱文端正庄重。南宋洪遵（公元1120年～1174年）编著的《泉志》所收录的“梵文钱”即此钱，但洪遵未能识别出钱文。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梁诗正等人奉旨修《钦定钱录》，对其中所收录的西夏文称为“梵字钱”的也是此钱。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初尚龄辑《吉金所见录》在卷十三“宋伪品、西夏”中收录西夏文“大安宝钱”一品，其后的如《古泉汇》、《言钱别录》等也有收录，但不属于一个品种。近年来在宁夏贺兰山滚钟口，内蒙古林西县、内蒙古乌审旗等地也有发现，均为小平钱，有大样和小样，光背和背上月之分，从钱文字体笔画、钱缘等方面看，至少要有三种以上的版别。

大安宝钱（西夏汉文铜币）

另有出土汉文“大安通宝”钱，但存在辽、金、夏归属之争，尚无定论。夏天安礼定二年（公元1086年）七月，惠宗秉常殂，皇位由年仅三岁的太子乾顺继承。西夏崇宗乾顺在贞观年间（公元1101年～1113年）铸夏文“贞观宝钱”。

西夏文“贞观宝钱”为铜质小平钱，清代以前未见著录，1940年11月钱币收藏家赵权之在《泉币》杂志第三期上首次撰文“介绍新发现一种西夏文钱”，将所获一枚西夏文钱释为“贞观宝钱”。（规格不详）

1998年，宁夏盐池县有位农民，在平田整地时在地里挖出一罐古钱，其中有一枚钱上的文字不认识，宁夏博物馆吴峰云先生将其鉴定为贞观宝钱。此枚钱直径25.1毫米、孔穿6.9毫米、重3.8克，旋读，现由西夏博物馆收藏。甘肃兰州也收藏有一品“贞观宝钱”直径为28毫米，应为折二钱，也就是说贞观宝钱也应有小平和折二两种，原赵权之所藏传到何人之手，现存何处已不得而知。但从拓图看应属小平钱。内蒙古存一枚，规格不详。至今所知，只此四枚。

贞观宝钱（西夏博物馆藏西夏文铜币）

据宁夏杨森先生编著《西夏钱币汇考》一书载：“西夏崇宗李乾顺正德年间（公元1127年～1134年）铸造‘正德宝钱’西夏文折二钱，并注此钱出自灵武市磁窑堡镇”，2005年10月该钱币在中央电视台《鉴宝》节目中亮相。该钱亮相后因真伪存在争论，此文不收录。

夏大德五年（公元1139年）崇宗乾顺去世，其长子仁孝继王位，为西夏仁宗，按《宋史·夏国传》载：绍兴“二十八年（夏天盛十年公元1158年）始立通济监铸钱”。可知西夏国真正铸流通货币是从天盛十年开始，但所铸均为汉文，“天盛元宝”钱因西夏缺铜，购进又受金国所限，所铸以铁钱为主。夏仁宗在天盛二十一年末，新年开始改年号为乾祐元年，乾祐年间（公元1170年～1193年）铸有夏文“乾祐宝钱”和汉文“乾祐元宝钱”两种文字钱，均为铜质小平钱。西夏文“乾祐宝钱”楷书旋读，晚清民国所著《古泉汇》、《言钱别录》、《泉货汇考》、《西夏国书略说》等均有收录，所见“乾祐宝钱”直径23.6～24.5毫米，穿宽5～5.5毫米，均厚2毫米，重3.5～4.5克。出土、传世稀少，近年有记录的在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处有零散出土。

乾祐宝钱（西夏文铜币）

按《宋史·夏国传》载：“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夏乾祐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仁孝殂，年七十。在位五十五年，子纯佑嗣。”

夏仁宗仁孝是西夏王朝在位时间最久、寿命最长的一位开明国主，在夏仁宗治理年间，和睦邻邦，推行儒学，倡导廉正，制定法律，使西夏社会逐渐趋于安定，经济得到发展，繁荣了文化，从而使西夏步入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夏桓宗纯佑继位，改年号为天庆，天庆年间（公元1194年～1205年）铸有西夏文“天庆宝钱”和汉文“天庆元宝”，均为铜质小平钱，楷书旋读。夏文“天庆宝钱”在清中晚期所著《吉金所见录》、《古泉汇》、《言钱别录》等多有收录。早年已有出土，近年又时有发现，传世稀少。所见直径在22.8～24.8毫米，穿宽5～5.5毫米，1.6～2毫米，重3.2～4.5克。（见图五）

天庆元宝（西夏汉文铜币）

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天庆宝钱”是西夏王朝铸造最晚的夏文钱，也是西夏铸造工艺最为精致的一种夏文钱，所书文字深峻、优美、匀称，笔法自然流畅有力，边廓规整，从中也可看出社会繁荣，工艺制作尽善尽美和精益求精的作风。

西夏货币有汉、夏两种文字的货币，但汉字货币铸造量只有“天盛元宝”相对较多，而夏文货币无论哪种，传世、出土三三两两极为稀少，究其原因，这与西夏立国后究竟是推行汉礼，还是实行蕃仪有着直接的关系。

西夏建国之初，虽然也采取了诸如创造西夏文字，修改礼乐，颁布“秃发令”等有别于中原王朝的文化政策和恢复本民族生活习俗的法规，但就其总体的立国之策而言，基本上仿效了中原王朝的政体礼仪。

西夏缺铜，同时社会的商品经济也没有宋朝那样发达，因此自己所铸的钱币数量十分有限，更没有像宋朝那样，每次改元都要铸造大量的新年号钱。最主要的原因是西夏建国后，元昊为了显示其实力，提高其国威，逼迫宋朝承认其合法地位，再加沿边境一带的蕃部也面临选择，寻求归属，因而对宋朝边境展开了全面的用兵骚扰。虽说开始乘宋军无备局部也打几次胜仗，但终因兵疲财竭国力不支请辽出兵又遭拒绝而向宁乞和庆历四年十二月宋夏议和，仁宗册命元昊为夏国主，赐“龟钮锦绶金涂银印”，《礼宋兄弟夏国传》文曰：“夏国主印，置榷场於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及高平寨（今固原）”。元昊自称帝到宋夏双方议定疆界，再到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元昊殂总计十年，这是连年战争的十年，军费靠战争掠夺，发展经济已无从谈起，货币流通靠榷场贸易，很难设想会设炉铸币。元昊又是主持创制推广使用西夏文字的国主，所以元昊时期不太可能用汉文铸币，传世所见天授元宝是否为西夏钱就值得商榷。再说元昊立国后开始制造文字，上层普及也需要时日，民间改变语言文字谈何容易。元昊是遭刺杀而死，“死三月而谅祚生，方期岁即位”，其母没藏氏为皇太后，其舅没藏讹庞为相，大权落入没藏氏兄妹手中。《宋史·程琳传》载：“元昊死，谅祚立，方幼，三大将分治其国。”谅祚6岁时改年号为福圣承道元年（公元1053年）。“福圣承道”年号总计使用四年，所见“福圣宝钱”应是没藏讹庞为相时三大将分治，政局不稳，为巩固政权，对内赏赐大臣用的。对内表示继承者是按先主元昊之遗愿确定；使用本国文字，对外显示西夏国的独立存在。铸造本国文字钱也只是象征性的少量铸造一些，再说西夏建国前后从未铸过钱币，而且也不需要铸币，市场流通的钱币主要靠宋朝每年给的“岁赐”和开设榷场贸易所得已完全可以满足需要。西夏立国后经历了多年的战乱和内患，既没有铸币的经验，也不具备铸币的条件。“福圣宝钱”属初铸币，或是试铸币，而且所铸之钱均较粗糙，钱上文字差别也较大。从出土情况可看出，在大宗西夏窖藏中能有所得不过一两枚，多数窖藏不得见，可知所铸数量极少。

据《宋史·夏国传》载：“宋嘉祐二年谅祚忌讹庞专，或告讹庞将叛，谅祚讨杀之，夷其族。已而请去蕃礼，从汉仪。嘉祐六年，上书自言慕中国衣冠，明年当以此迎使者。诏许之。”十四岁的谅祚亲政后，推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措施，如向宋求赐经史书籍，仿中原官制，重用汉族官吏，改用所赐姓氏，请复榷场，恢复岁赐，等等。谅祚亲政后的七年间虽对宋也时有侵扰，但因宋君臣厌战，对西夏采取较宽容的态度，为此双方基本上保持了良好的睦邻关系。在财用不乏的情况下也没有必要自行铸流通币。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夏拱化五年）宋英宗逝，神宗继位对夏恢复了岁赐和市场，“十二月谅祚殂，子秉常立。时年七岁。梁太后摄政。任用国舅梁乙埋为相，夏国史上再次出现母系掌政的局面，为了得到党项贵族及部落的支持，梁氏对内取消谅祚时推行汉仪的政策，恢复蕃礼。据《宋史·夏国传》载：熙宁“二年二月，遣河南监牧使者刘航等册秉常为夏国主。……八月，表请去汉仪，复用蕃礼，从之。十月，遣使来谢册封。”秉常为夏国主但大权国政终由梁氏一族独揽，为了证实是遵循祖训，少量铸造一些夏文钱用来赏赐大臣也是情理中事，所见“大安宝钱”即为代表。但铸汉文大安通宝就很难找到合理的解释。宋代是中国经济高度发展的一个时期，货币经济发展也具有相当的高度，西夏与北宋经济交流，深受其影响，从出土的大安宝钱与福圣宝钱相比较，铸造工艺也有所提高，就是最好的证明。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秋七月乙丑，秉常因忧愤而殂，时年二十六岁，在位二十年”。王位由年仅三岁的长子乾顺继承。元祐二年正月遣刘奉世为册礼使，册乾顺为夏国主，仍节度，西平王。但夏国大权又落入母党国舅梁乙逋手中。为进一步扩大母党势力，牢固控制朝政，控制兵权，向国人炫耀武功，梁氏屡次发兵侵扰宋朝边境。宋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夏永安二年）梁太后去世，乾顺执掌了夏国的国政。辽遣使和夏议和示好。乾顺亲政后实行了附辽和宋的政治措施。元符三年，宋哲宗崩，徽宗继位。次年改元建中靖国，夏乾顺改元贞观（公元1101年）。贞观年间（公元1101年～1113年）所铸夏文“贞观宝钱”传世极稀少，至今所知只有四枚。2002年宁夏灵武出土的西夏钱币窖藏中发现一枚，但已流入甘肃，事后经查问这个窖藏在一陶瓮中，约有60斤，主要是北宋钱，部分开元钱，个别几枚辽钱，西夏钱币年代最早者为重熙元宝一枚，年代最晚者为见乾统元宝一枚。北宋钱币从宋元开始，熙宁、元丰最多，最晚只是崇宁通宝小平钱一枚，不见崇宁大钱，这就使人联想到窖藏的时间和宋、夏、辽之间的关系。

西夏建国前自拓跋赤辞归顺大唐，太宗赐姓李，历代受封于中央，从北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辽国义成公主下嫁李继迁开始，夏与辽国结盟建立了姻亲关系。元昊建国前，辽国兴平公主又下嫁给元昊，并封元昊为夏国公，驸马都尉。夏建国后传至乾顺贞观五年（公元1105年）辽国成安全主下嫁夏国王李乾顺。按此推论夏文“贞观宝钱”应铸于贞观五年以前，与前所铸夏文钱不同，可能是作为聘礼而铸。因乾顺掌权后多次向宋呈进誓表议和，得到了宋朝岁赐和榷场贸易的实利，乾顺本身不需要铸造流通货币。与前两次铸币不同，不需为恢复蕃礼取悦于党项贵族。对宋呈誓表议和更不需要夏文钱。铸夏文钱是为标示政权的独立存在，同时出土辽钱多，而西夏钱只此一种一枚，可说明铸此钱是对辽，只有作为聘礼解释最合情理。（后所铸汉文“元德通宝”“元德重宝”可理解为向宋岁贡所用，而非流通币。）

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夏雍宁二年），崛起于白山黑水的女真族完颜部，辽治下的北方女真族首领阿骨打称帝，建立金王朝，十年间，相继灭辽与北宋。乾顺看到辽、宋大势已去，无奈之下决定臣服金王朝，并派遣御史中丞芭里公亮向金朝奉表称臣。金朝则将辽国西北地区大片土地划给西夏。夏大德五年（公元1139年）乾顺殂，其长子仁孝继位，时年16岁，翌年改元大庆，夏大庆元年（公元1140年）五月，金朝派使臣册封仁孝为夏国王，次年“请置榷场，许之。宋南迁后，夏宋基本上已不存在臣属关系，占主导地位的夏宋关系被夏金关系取代，宋夏使节往来中断了，宋的岁赐终止了。夏在经济上只能依赖于金。金恢复宋夏旧榷场，建立新榷场，金、夏贸易与辽时期差不多，但和宋相比就要少的多了，贸易中货币初用辽、宋旧钱，供应紧张，天盛十年（公元1158），夏始立通济监铸钱，”但所铸均为汉文“天盛元宝”钱，与金“正隆元宝”并用。未见天盛夏文钱。

公元1170年改元乾祐，乾祐年间（公元1170年～1193年）所铸铜质夏文“乾祐宝钱”和汉文“乾祐元宝”钱应均非流通货币而系贡俸钱。金灭北宋后，西夏的朝贡与金回聘是将自己的土特产及贵重礼品献、赐给对方，礼品中少不了金、银、币帛等品。钱币代表着政权的存在，改元后铸造一些新年号钱也是历史上的惯例，铜质夏文和汉文乾祐钱应是为向金朝贡所铸。仁孝殂，纯佑嗣。次年改元天庆，金按先例册封纯佑为夏国王，纯佑当政基本承袭仁孝时期的内外政策，附金称臣，经济上依然是通过贡使和榷场贸易，夏文“天庆宝钱”和汉文“天庆元宝”钱均为贡俸需要而铸造。在纯佑执政的12年间，派臣出使金国三十余次，一年中少则二次，多则三四次。夏金双方对待互往使臣礼节从优，待遇从厚由此可见一斑。

天庆十三年（公元1206年）正月，觊觎皇位的镇夷郡王嵬名安全与纯佑的母亲罗氏皇太后合谋，废纯佑自立，篡夺了帝位，是为襄宗。改天庆十三年为应天元年。当年三月，纯佑突然暴卒于废所，年30岁。安全篡位后，金、夏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蒙古对西夏入侵，完全采取臣服蒙古联合攻金的政策，进一步恶化了夏金关系。应天五年改年号为皇建元年。皇建年（公元1210年～1211年）间因市场需求只少量铸有汉文“皇建元宝”铜质小平钱。就再没有铸造为贡俸所需的夏文钱，用皇建为年号者尚有北齐孝昭帝高演。但孝昭帝无铸币，故历代泉家普遍认为“皇建元宝”为西夏襄宗所铸。钱币制作精致。字体美观大方，因属流通币传世和出土相对稍多。

襄宗安全在位只有六年，皇建二年秋七月，西夏国内再次发生宫廷政变，齐王嵬名遵顼废襄宗安全，自立为帝，是为神宗，时年49岁，改皇建二年为光定元年。安全被废后，于光定元年八月五日卒，年42岁，谥曰敬穆皇帝，庙号襄宗，墓号康陵。神宗光定年间（公元1211年～1223年），夏金关系已破裂，金国关闭榷场停止使臣往来，因市场流通需要，夏只能自行铸造流通货币汉文“光定元宝”小平钱以供市场。光定元宝有楷书、篆书两种，旋读。钱币制作精致，钱文美观大方。尤以篆书者为最。光、定、元三字为篆书，笔画匀称而优美，宝字则隶化而工整，迄今出土品仅宁夏贺兰山滚钟口窑藏一枚。楷书光定元宝传世和近年出土相对较多，“光宝元宝”也是西夏最后的铸币。

西夏安全篡位，连年内乱，对外又有强大的蒙古入侵，加之对金的战争，从皇建元年（1210年）至光定十三年（1223年），夏金战争历经十三年，大小战争40余次。频繁的战争给双方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精锐耗光，国家财用殆尽，田园荒芜，尸骨遍野，生灵涂炭，为蒙古灭夏垫定了基础。因内外交困，夏神宗遵顼整日惶恐不安，最终不得不在光定十三年（公元1223年）十二月禅位于次子德旺。德旺袭位改年号为乾定，是为献宗。由于蒙古大军步步深入，夏国城邑纷纷失陷。德旺忧悸，不知所为，于夏乾定四年（公元1226年）七月病卒，在位四年。乾定年间未见有铸币传世，史料也未见乾定铸币的录述。德旺卒，朝臣立其弟清平王之子南平王嵬名目见为帝，史称末主，末主定义二年（公元1227年）正月蒙古大将阿术鲁受命围困中兴府。中兴府成为一座孤城，四月，成吉思汗遣御帐前首千户察汗赴中兴府，向末主目见谕以褐福，促其早降，目见不听。六月中兴府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城内房屋倒塌，宫室毁坏，瘟疫流行，城中食尽，军民多病，完全失去抵抗能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末主只好遣使者向成吉斯汗请降。蒙古部将将西夏末主和降臣统统杀死，至此立国190年的西夏王朝消亡。末主时期也无铸币。

西夏货币是汉夏两种文字的货币。这与西夏立国后究竟是推行汉礼，还是实行蕃仪，有着直接的关系。西夏建国之初，虽然也采取了诸如创造文字，修改礼乐，颁布“秃发令”等有别于中原王朝的文化政策和恢复本民族生活习俗的法规，但就其总体的立国之策而言，基本上仿效了中原王朝的政体礼仪。

西夏由于缺铜，同时社会商品经济也没有宋朝那样发达，因此自己所铸的钱币数量十分有限，对夏文钱币更是需要时才铸造几枚，基本上是不参与市场流通，参与市场流通的汉文钱数量上也无法同宋朝相比。但西夏所铸钱币在精致程度上完全可以与宋钱相媲美。从目前所见到的绝大多数西夏钱币（包括汉文钱和西夏文钱）来看，其字体规整清秀，轮廓整齐清晰，铸造工艺精细，基本上没有流铜、错范、倒书等弊病，更没有因滥铸、盗铸而产生的严重轻重不一，厚薄不匀，版式繁多的现象。西夏钱币铸造精良，说明西夏政权在铸钱管理上的严格和有序，也反映了西夏冶金铸造业的兴盛发达。

货币的发行对一个国家或政权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西夏建国后不久即开始发行本国的货币，其目的是为了显示西夏政权的独立性，更重要的还是想通过货币的发行促进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同时也有利于西夏政权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和调节。西夏时期，正处于中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阶段，唐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对以后朝代的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以后中国虽然出现了五代十国藩镇纷争的混乱局面。但很快又为宋太祖赵匡胤所建立的大宋王朝所统一。北宋时期商品经济异常发达，手工业也十分兴旺。西夏王朝虽然是以党项民族为主体，包括汉族、吐蕃、契丹、回鹘等多民族建立起来的地方割据政权，但在西夏境内依然是汉族占据了绝大多数。就在西夏最高统治层中也不乏汉族的代表人物。西夏王朝从建立就规定：“自中书令、宰相、枢密、大夫、侍中、大尉以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汉人曾多次在西夏政权中担任“国相”一类的高官要职。西夏建国初还广招宋朝汉族中怀才不遇、科举不中的文人，凡自愿投奔西夏者“或授以将帅或任以公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西夏建国初这些政策的运用，对中国西北部的统一，各民族间的融合作出了贡献，为今后更大范围内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大安通宝（西夏汉文）

大安通宝（西夏文）

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在取得政权前几个世纪里，还习惯于传统的“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显然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社会化手工业的出现和兴旺，货币交换方式就显得更为重要。在经济领域，西夏统治者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客观规律，铸造货币以参与商品流通的竞争。

元宝光定（西夏汉文，篆书）

元宝光定（西夏汉文，楷书）

西夏建国前主要使用宋朝货币，建国后虽然依照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铸造了本国货币，但直至西夏灭亡，西夏货币始终都未能取代宋朝货币。近年来，在宁夏、甘肃、内蒙古的西夏陵区、陵墓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中，出土的西夏钱币少得仅有一两枚或数枚，有些窑藏钱币多达数百公斤至数吨，但都是宋钱占据了极大的比例。这说明西夏货币无论是在西夏国内的商业，还是在境外的贸易中，都未能成为流通的主流。“天盛元宝”钱虽然是西夏铸造最多的货币，但比起西夏境内流通的北宋钱依然是少得可怜。西夏虽然铸造发行了钱币，但由于境内缺铜，钱币铸造量极小。因此有学者认为西夏铸造钱币只不过是作为政权的标志，是纪念币。更有学者认为西夏钱币没有进入流通领域。

乾祐元宝（西夏汉文）

我们认为，单从出土的西夏钱币数量并不能断定其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因为西夏的经济具有较强的对外依赖性，尤其是对宋朝的依赖。西夏与北宋等中原王朝的经济交流深受货币经济的影响，每年通过岁赐和互市流入西夏的钱币数量不少。一个国家或政权可以不使用本国货币，这与金属货币的属性有直接的关系。金属货币即“等值货币”，由于金属货币的“等值”特性，大量的外朝金属货币流入西夏就意味着西夏境内储存了大量的金属铜。这不仅不会造成西夏金融的失控，反而能促进西夏社会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而且在当时宋、辽、金等国的钱币都可在西夏境内直接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