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专卖和工商税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的专卖和工商税

一、魏晋南北朝的专卖

(一)盐税和食盐专卖

总的来说，三国两晋实行专卖，东晋、南朝征收盐税，而北朝时而专卖，时而征税，没有一定之规。三国时期，因割据混战，关中人口大量流入荆州，曹操派官吏监卖食盐，以其收益购置犁牛，招募流民回乡生产。西晋时，设司盐都尉等职主持食盐专卖，禁止私盐，违犯者处四岁刑。东晋及南朝各代允许民间私煮，政府征收盐税。当时，江南吴郡海盐是重要盐产区，江北南兖州的盐城县也有很多盐场，制盐业相当发达，盐税收入颇丰。北朝北魏初期，对河东郡盐池实行专卖。皇兴四年(公元470年)废除专卖，听民自采。但因豪强专擅，人民反受其害，于是，延兴末，复立监司，恢复专卖制度，以后又多次发生变化，未有定制。北齐北周时，食盐主要由官府掌管，实行专卖制度，禁止百姓私自煮盐。北齐于武平时，废置盐专卖，实行征税。

(二)酒税和酒专卖

三国时期，曹魏和吴国实行酒专卖，蜀国实行酒禁，不实行专卖。两晋时期，基本上是实行对酒征税的办法。西晋，对豪强贵族妥协，不实行榷酒。东晋时，允许私人酿酒，官府征税。南北朝时期，在南朝，除宋文帝和陈文帝时曾实行过酒专卖外，其他时期准许民间私酿营销，官府征税，但个别时期酒税很重，百姓不能忍受。北朝时，除北齐文宣帝和北周末年实行酒专卖外，其他时期，官府允许民酿民销，对酒征税。

(三)矿冶税和铁的专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对于铁矿、铜矿的开采和冶炼，一般都由官府专营，禁止私人开采。三国时期，魏蜀设司金中郎将，负责冶铁和铁器的营销事务;吴国在武昌、梅根等产铁的地方设立冶令或冶丞，实行铁专营，使“境内富饶”;西晋时，设卫尉负责冶铁和铁器管理事务，控制铁的冶炼、制器、销售，专营而获厚利;东晋以后，由于豪强地主霸占了公有山林川泽，独占其利，不让其他小民谋生糊口，影响官府收入和百姓生活。到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13年)稍有所改变，准许小民樵采渔钓;南朝时宋代，许小民私营冶铁业，开采金银矿藏，政府实行征税。在北魏前期，通过官府直接控制的“官商”销售铁器，到中期，铁器销售主要靠私商，但官府控制其零售，厚利归官府。

二、魏晋南北朝的工商税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商税，其名目繁多。主要有关市税、估税、通行税、赀税、口钱、其他杂税等。

(一)关市税

关税，又称关津税。汉末关税混乱，无定制，税率高，税额重。三国时期，曹丕称帝以后，以为“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下令减轻关津的税收，改为依据物品的价格计征，十分取一。东吴建立之初，曾设关税，后废除，西晋关税时征时废。东晋时，由于南方都市日渐发达，不少远方货物来市场，遂立关征税以充足国用。东晋关税税率仍是10%。南朝宋代关税，不但课征薪、鱼、炭，而且税及米谷，随地设立关卡，重复课征。齐代，在境内设立关卡，对各种商品课征关税，且税吏专横，税率加重。直到梁、陈时，关税税率才有所降低，实行轻税优商政策。北方关津税比较轻，甚至有的时期未开征。北魏时期较开明，孝文帝时期不征关税，北齐后主，“以军国资用不足”开始征收关税，北齐并入北周以后，关税随即取消。当时，关税时征时停，各国不统一，征收办法各异，并非赋税收入的主要来源。

市税，包括对行商所征收的入市税和对商贾所征收的店铺税。三国时，凡行商贩卖货物进入市区或坐商在市区内开设店铺皆征市税。西晋建立初期，曾免市税一年，东晋后，市税加重，南朝宋代沿用东晋办法，市税较重。南齐武帝和梁武帝时，都对市税作过调整，但南朝总的来说，市税重滥。在北方与关税相同，因商业不发达，市税长期未开征。北朝北魏孝昌二年(公元526年)，因平定六镇动乱，需资巨大，始征市税。当时规定，不论商人还是买者，每人征收六钱，称入市税。对坐商根据店铺情况，划分五个等级征收市税。北魏节闵帝即位后，废除市税。东魏北齐时，亦长期未征市税。北齐初年，废市税。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恢复征收入市税每人一钱，但同年五月，又废除。

(二)估税

估税是课于市场上买卖物品的交易行为税。始于东晋，南朝广泛推行。东晋时期，封建经济已发展到一定阶段，农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商业和交通运输业也随着发展起来，这时，封建地主阶级不断追求奢侈消费品，一般农民又需要卖出剩余产品，所以商品交换日趋活跃。东晋政府开征了估税，规定一般对商品数额较大的交易，立有契券者所课的税叫估税;而对较小数额商品交易，又不立契券的课税则为散估。东晋时规定，对奴婢、马牛、田宅等的买卖，立有契券的，每一万钱抽税400文，卖方出300文，买方出100文，名“输估”;不立契券的，从价值百抽四，名“散估”。税额全部由卖方缴纳。自东晋历宋、齐、梁、陈各代都相继征收此税

(三)通行税

魏晋南北朝时课于航路交通要道方面的税，包括桁税和牛埭税。

桁税，亦称四桁税。桁通“航”，指浮桥。东晋成帝咸康年间(公元335－342年)在建康(今南京)秦淮河上设有24座浮桥，以利行人往来，只有在来雀桁、丹阳航、竹格诸航和骠航等4桁桥设官员征收通过的使用费。孝武帝宁康元年(公元373年)“诏除丹阳竹格等四桁税。”

牛埭税，是指对过往船只所征收的税。埭即防水的坝堰。由于风涛迅险，人力不捷，屡致船翻物弃，故会稽郡在各坝上备有许多牛力牵船过坝，因名曰牛埭。初意并“非苛逼就(租赁)以纳税”，但“后之监领者，不达其本，各务已功互生理外。或禁遏另遭，或空税江行，或扑船倍价，或力周而犹责”，使本为“公私是乐”的便民事，反变成大家怨恨的不便事。这种开征于东晋哀帝时的牛棣税，到南朝进而形成常制。它本属于使用费性质，即对过坝的船只收取费用，但发展到后来，出现了过棣不用牛也要纳税的情况，行之日久，流弊很多。

(四)赀税

赀是按财产征收的一种财产税。汉献帝建安年间，曹操任司空时，曾实行过按评定资产征税的办法。晋朝以后，官府对各家各户的财产，进行核定、登记，编制赀簿，并以此来征税。南朝宋文帝时，因国用军需，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小民，均须献纳金帛私财。以扬州、南徐州、兖州、江州四州的富有之民，家赀满50万，僧尼满20万者，缴纳资财的1/4，齐武帝永明年间，对民不满3000者不征税。北朝北齐时，民户分为九等，对六等以上的富户调令出钱，即征收财产税。

(五)口钱

口钱是具有人头税性质的一种税。三国两晋时期，史无记载，无法断定有无。十六国时期，蜀国曾征收过口钱，当时规定“口出钱四十文”^[1]。南朝时，齐高帝建元二年(公元480年)，规定将米价提高，一斛换算为100文，充当口钱。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四月下诏，“逋布、口钱、宿债勿复收”^[2]。可见，至少在天监以前，梁代是收口钱的，有的时期，口钱征收苛重，致使逃税者众多，百姓苦不堪言。

(六)塘丁税

塘丁税是一种以修筑塘坝为目的，按人头征收的税。南齐立国之初，会稽郡沿海、湖一带人民自行摊派工料兴修塘埭，以防水患。永明二年(公元484年)，官府将这项摊派按丁折钱征收，每丁税一千，民间公益费用变成税收。但官府并不兴修水利，造成塘路崩塌，湖水泄漏。塘丁税成为人民的额外负担。

(七)矿税

魏晋时期，矿冶税是对民间开矿者与冶炼者所课征的税，金、银、铜、铁等矿的开采与冶炼，由官府垄断，民间不得染指。东晋时，情况渐有变化，豪强地主开始与政府争夺铸山之利。南朝时，为解决豪强独占山川问题，规定允许私民开矿，政府征收矿税。北朝北魏时，银矿的开采与冶铸、沙金的淘拣，均由民间从事生产经营，并向政府缴纳税收。

南朝时期，许民开采金、银矿藏，政府实行征税。南北朝，矿冶杂税，无固定，随需要而变更。铜山银矿及川泽之利，不为政府垄断禁锢，即为豪强所占。东晋时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值。到刘宋时，“禁断之”，利归朝廷(《宋书·武帝纪中》)。据《宋书·徐豁传》，刘宋时置有银矿民户，责其开采，而坐收其税利。根据《魏书·食货志》记载，北魏时银矿为政府垄断，置银官采铸。“世宗(宣武帝元恪)延昌三年(公元514年)春，有司奏‘长安骊山有银矿，二石得银七两’。其年秋，恒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银矿，八石得银七两。锡三百余斤。’诏并置银官，常令采铸。”

此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为数众多的杂税。三国时，曹魏征收关津税、牛肉税，吴国征收缗钱税、税再熟稻、渔税和关税等。西晋时还有舂税等。东晋及宋、齐、梁、陈南朝时，除口钱、估税等外，还有鱼税、杂调等。北魏时有向境内各部落征课的贡纳，向牧民征课税牲畜，以及临时性征课的杂调、横调和增调。各种杂税多用于军事和官府耗费。在战乱不止的动荡时期，更增加了人民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