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科举制度的演化

二、辽金元科举制度的演化

辽、金、元在仿照宋制建立学校教育体系的同时，也相应地接受了通过科举来选拔人才的举措。这不仅仅是因为少数民族对于汉族文化的认同，同时也是其巩固政权、稳定国家的需要。在继承的过程中，各少数民族政权一面学习，一面改造，使科举制度适合本民族的特点，从而更好地服务于自身的政治发展。

(一)辽代科举制度

辽代科举始于太宗时期，不过当时规模较小，影响有限，未形成定制。辽代正式开科取士始于圣宗统和六年(988年)，初为每年一次，后改为三年一次。因辽兴起于唐末，故辽代科举多因袭唐制。考试科目分为常科和制科(即特科)。常科考试内容包括经义、诗赋等，也不定期设立律科，以选拔刑名法律方面的官吏。制科包括明经科和茂才异等科等。辽代科举初为乡试、府试、省试三级，后增加御试(即殿试)，及第者授予翰林院官职。

但是根据史料可以看出，辽代科举及第所授官职均为管理汉人、汉地事务的南面官，而非管理契丹事务的北面官，所以从中可以看出，辽代的科举主要是针对汉人进行。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也是出身正途、家境清白的汉人，而契丹人则不准参加。可见举行科举考试，实际上是辽代奉行民族分治的具体体现。一方面表现为对汉族文化的重视，通过科举来笼络汉地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辽代竭力避免契丹人汉化，鼓励契丹人保持骁勇善战的特点，通过对军权的掌握来稳定政权。但是，科举范围逐渐扩大，许多契丹人也参与到其中。而且，科举制度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促进了辽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加深了民族之间的融合。

(二)金代科举制度

金代文化教育受中原影响颇深，其汉化程度也较其他少数民族政权要高，金代的科举制度也相对完备。金代科举开始于太宗天会元年(1123年)，初为促进国家安定，调和南北矛盾的一种临时举措。天会五年开始实行南北方分别考选的办法，在北方辽故地采用辽科举办法，在南方宋故地采用宋科举办法。两种办法主要区别于考试科目的不同，北方侧重词赋，南方侧重经义。后来南方增加词赋，北方增加经义，南北科举趋于一致，最终于1150年完成统一，遂形成金代科举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的定制。大定十三年(1173年)又创设专门招收女真人的女真进士科，改变了辽代以来本族不参与科举的局面，使科举成为面向所有民族的人才选拔制度。此外，金代还设立制科、经童科、律科、武科等作为科举的补充。

金代科举分为四级，即乡试、府试、会试、御试。御试合格后直接授予进士及第出身。大定年间进士科录取不过500人，后逐渐增多，达到会试每4人即录取1人的比例，因而每科经常多达800至900人。科举及第者以进士科为重，而进士科中又以词赋为贵，故而词赋进士的待遇相对较高，而且词赋状元名列经义状元之前。进士及第一般授予七品及七品以下官职。而女真进士科及第则多补女真学校师资，其地位与汉族进士基本相同。

(三)元代科举制度

元代自1237年太宗颁诏试行科举起至元末的100多年时间里，科举考试曾经三次举行，又三次被废除，这在科举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元代科举分乡试、会试、御试三级，设经义、论、辞赋三科，并强调注重实务，剔去浮华，其基本原则在于讲求德行，崇尚经术。元代为巩固统治，尤其强调以程朱理学为主体的经学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地位。而且，元代科举实行严格的民族分治政策。规定四种人分为两榜，其中蒙古人、色目人为一榜，汉人、南人为一榜，在考试中歧视后两者。蒙古人和色目人只考两场，内容分别为相对较简单的经义和策问。而汉人、南人考三场，内容增加了诏告表章一类的仿古应用文体，而且在经义和策问的难度上都有所增加。虽然两榜及第者可以获得同样的名分和品级基本相当的官职，但蒙古、色目一榜考试内容较少、难度较低，及第较容易，明显带有维护其特权的意味。而且入仕后，蒙古、色目官员待遇也较汉人、南人优越。

元代科举录取名额较之前历代都有明显减少，一次录取最多者刚刚达到百人而已，而少的时候竟然只有30余人。元代历年科举总计录取千余人，只相当于金代一次科举考试录取的人数。在元代，科举始终没有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其原因主要在于，元代重吏轻儒，实行科举只是一种粉饰太平的举措。而且蒙古、色目贵族以打压科举作为维护其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极力阻挠儒生、儒士通过科举进入朝廷，掌握权力。另外，南方士人在遭到民族歧视后，对科举采取鄙视、回避等消极态度，借不合作来抵制少数民族的统治，也加剧了元代科举凋敝、惨淡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