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哲学也是人生哲学

艺术哲学研究艺术品的本质和产生，评定艺术品的价值，但不是就艺术论艺术。一切艺术都决定于中心人物，艺术品是人的精神缩影。艺术哲学不仅研究物质形态的艺术品，而且要通过艺术品洞察人的精神世界。艺术品的价值不在于年代是否久远、手法是否娴熟、作者是否有名等等，而在于它本身所体现的人的价值，即历史价值、思想价值和观赏价值，抑或真、善、美的统一。由于艺术品是“精神气候”的产物，它必然蕴含着一般的人生哲理。所以说，艺术哲学也是人生哲学。丹纳对艺术史的宏观考察，实际上也是对历史上各个时代的人生观的总结。除此之外，他进行古今对比，解释了19世纪存在的“文明过度”和“世纪病”两个问题。

艺术的发展史演绎了人类道德风尚的变迁史，见证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生观。以古典时代的希腊、中世纪的西欧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为例，每个时期的艺术品都打上了主流人生观的烙印。

古希腊人倡导的是一种中庸、和谐的人生观。他们饮食简单;私人和公共建筑都很朴素，没有华丽的装饰;爱好探索知识但不穷究;在宗教中创造一个嫉妒女神，专门打击骄傲和无节制的人。这种单纯的气质反映在雕塑艺术方面。希腊雕塑朴素、典雅:眼睛没有眼珠，脸上没有表情;人物多半很安静，或者只有一些细小的无关紧要的动作;色调通常只有一种，不是青铜的就是云石的;但正是色调的单纯和表情的淡薄构成雕像的美。米洛岛上的维纳斯，打猎的狄安娜，卢多维齐别墅中的于农，帕特农神庙中的地狱女神所呈现的就是这种朴素的美。

基督教是中世纪欧洲的精神支柱，它倡导的是一种禁欲主义的消极人生观。教会宣扬上帝是美德的化身，是至善至美的体现，德性之根本在于热爱上帝、追求上帝，达到与上帝的融合;强调爱是道德的基本原则，认为推动人类道德行为和道德生活的动力不是社会和个人的利益，而是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爱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和善恶的最高准则;提倡和强制推行禁欲主义生活方式，宣扬禁欲生活是热爱上帝并献身于上帝的真诚表现，是解脱原罪、拯救自己灵魂的根本途径。所以，富丽堂皇的哥特式教堂巍然矗立在星星点点的破烂村庄之中，使个人物质生活的贫困与社团精神生活的奢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哥特式建筑采用了高、直、尖和具有强烈向上动势为特征的造型风格，是弃绝尘寰的宗教思想的体现。它的直升的线条，奇突的空间推移，透过彩色玻璃窗的色彩斑斓的光线和轻巧玲珑的雕刻装饰，综合地造成一个“非人间”的境界，给人以神秘感。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强调个性，肯定自我，倡导乐观进取的人生观。13世纪末14世纪初，意大利在欧洲最早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随着工场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更加相信个人的价值和力量，更加充满创新进取、冒险求胜的精神，多才多艺、高雅博学之士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他们认为中世纪文化是一种倒退，而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则是光明发达的典范。他们力图复兴古典文化，而所谓的“复兴”其实是新兴资产阶级在精神上的创新。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主张个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肯定人权，反对神权，摒弃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等等。艺术歌颂了人体的美，主张人体比例是世界上最和谐的比例，许多绘画、雕塑虽然仍以宗教故事为主题，但表现的都是普通人的场景，将神拉到了地上。乔托的《圣母像》充满欢乐的情调，圣母面容带有农家妇女的特征;米开朗琪罗的大理石雕像《大卫》塑造了一个舒展自如，肌肉结实，昂然挺立的裸体青年形象，被放到佛罗伦萨市政厅前，作为市民政治理想的象征;拉斐尔塑造的圣母像淳朴善良、和蔼可亲，完全是欢乐的人间少妇形象;提香的一系列以裸体女神为题材的作品，洋溢着欢欣的情调和旺盛的生命力。

文明过度与现代艺术。作者指出，文明过度的特点是观念越来越强，形象越来越弱。他举了个形象的例子说明这个特点，即现代人(19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对“树”这个字的理解。在现代人面前说“树”字，他的反应是:“树”不是狗，不是羊，不是一样家具，这个念头被转化成符号放进脑子里，插入一个分隔清楚、贴着标签的格子里。相反，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是千里眼。同一个“树”字，即便是才智最平庸的人，听到后也会立刻“看”到整棵的树:透明和摇曳的叶子形成一个大圆盖，黝黑的枝条衬托着蔚蓝的天空，皱痕累累的树身隆起一条条粗大的筋络，树根深深地埋在泥里抵抗狂风暴雨，所有这一切历历如在眼前;他们的思想绝不把事物简化为一个符号与数字，而是给他们一个完整与生动的景象。作者将这种巨大差异的原因归于现代社会的生活和制度。第一，现代教育灌输的是抽象的东西。以语言为例，现代的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原来是形象、美丽的方言，现在却面目全非。语法越来越复杂，外来语的输入和合成词的增多加剧了语言上的混乱。作者比喻道:“那些语言好比用古庙的残砖和随便捡来的别的材料造成的屋子。的确，我们是用了破碎的拉丁砖瓦，按照另外一种布局安排起来，再用路上的石子和粗糙的石灰屑，造成我们的屋子，先是哥特式的宫堡，此刻是现代的住家。”第二，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是抽象的。一旦人们在自己头脑中堆满了抽象的符号，日常的精神活动也就变为纯粹的推理了。人的基本思维活动就是凭着惯性，依靠业已形成的符号进行的。而越是这样，越加快原始的映像变形、分解和消失。第三，现代人接触的知识很多，但也很驳杂。所有的文化，本国的、外国的、过去的、现在的，像洪水般灌进现代人的头脑。人们不可能穷尽各种知识，但又被迫去加以了解。这样，人的头脑中留下各式各样的碎片，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事物的原始面貌。第四，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人的能力被限制于某个专业或职业，将精力消耗在物质需求方面，促使形象思维能力降低。现代生活昂贵，而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在不断提高;为此，人们要将大部分时间花在辛勤工作上。社会竞争加剧，使人们精神紧张，心态失衡，脑中充满各种杂乱观念。文明过度给现代艺术，尤其是绘画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如注重抽象思考的德国人把形式与色彩附属于思想，成为迷失在绘画中的哲学家。英国人为高节奏的现代生活方式所累，艺术让位于工作和其他实际事务，画家的感官能力也严重退化。法国的绘画则为了迎合现代人的观念，放弃了形象的东西，诉之于各种抽象的观念。相反，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以行乐为人生目的，对生活的舒适要求不大，更多的是进行娱乐活动，而且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观念。那时的画家对形象的东西再熟悉不过了，他身边到处都是鲜活的人体模型，自然而然地就能塑造出美丽的形体。作者认为，“要绘画发达，土地不能荒芜，也不能耕耘过分”，形象地指出了文明进程的加快对艺术未必是件好事。

世纪病与现代艺术。文明过度和世纪病都反映了现代社会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冲击，前者侧重于思维方式，后者侧重于思想情感。19世纪的欧洲是工业和科学的时代。工业快速发展，城市人口迅猛增加;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主要是中产阶级);火车的普及使交通运输大众化了;步入电力时代，发电机、电动机、电灯、电报和无线电通讯相继问世;在自然科学领域，以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为代表的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在政治上，经过拿破仑战争、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取得重大胜利，专制君主制失去地盘，土地贵族的势力日趋衰落，欧洲农民完全摆脱了封建枷锁，民族、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得到普及。丹纳认为，19世纪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变革不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况，也极大地冲击了人的思想情感。总体来讲，人的野心和欲望开始抬头;人享到安乐，窥见了幸福，惯于把安乐与幸福看做分内之物;所得越多就越苛求，而所求竟远过于所得;实验科学大为发展，教育日益普及，自由的思想越来越大胆;传统的信仰被颠覆，新的精神秩序尚未建立。就个人而言，出现了人不满意自己，不满意社会的精神苦闷。作者指出:“由此造成的中心人物，就是说群众最感兴趣的最表同情的主角，是郁闷而多幻想的野心家，如勒内、浮士德、维特、曼弗雷迪之流，感情永远不得满足，只是莫名其妙的烦躁，苦闷至于无可救药。”这种人苦闷的原因在于:首先，这种人没有受过传统社会的教育和磨难，经不起小灾小难，太习惯于安乐。在传统的家长制下，孩子经常受到体罚，要守规矩，但并未影响人的个性的发展，那时的人也很坚强。现代社会生活舒适，人变得娇生惯养，神经脆弱，容易冲动，不大能适应生活的实际情况。其次，这种人思想自由，但也混乱。在过去，人有传统的信仰和权威的指导，不会对既定的思想秩序提出太大的挑战。现代人是怀疑派，他们颠覆传统的宗教信仰。当面对盛行的各种主义时，却又不知所措，出现信仰危机。对新事物的出现，他懂得太快，放弃得也太快。好奇心与野心漫无限制地发展，只顾扑向绝对的真理与无穷的幸福;凡是尘世所能得到的爱情、光荣、学问、权力，都不能满足他;因为得到的总嫌不够，享受也是空虚，反而把他没有节制的欲望刺激得更烦躁，使他对着自己的幻灭灰心绝望;但他活动过度，疲劳困顿的幻想也形容不出他一心向往的世界是怎样一个境界，得不到而“说不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个病被称为世纪病，在19世纪20年代最为盛行。作者认为，现在的人(19世纪60年代)虽则头脑实际，骨子里那个病依旧存在。这种精神状态对当时的艺术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浪漫主义文学和绘画在欧洲盛行。浪漫主义作家往往从个性受到压抑，个人才能得不到发展，个人愿望和抱负得不到实现等角度，表现人物在这种矛盾状态中的感情、行动和悲剧。浪漫主义文学热衷于描写个人失望与忧郁的“世纪病”，并颂扬以个人与社会的徒劳的对立为表现形式的反抗。它的主要成就在于抒情诗，而在叙事文学方面则主要体现在自传和历史小说中。浪漫主义绘画强调艺术家的主观创造性，表现出对历史的兴趣和对社会现实中重大事件的关注。在艺术表现上，强调具体的、具有特征的描绘和情感的传达;主张描绘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状态。作者认为，音乐的普及正好符合这种困惑的时代精神的要求，他说:“过去贝多芬、门德尔松、韦伯，便是向这个心灵说话;如今迈尔贝尔、柏辽兹、威尔第，便是为这个心灵写作;音乐的对象便是这个心灵的微妙与过敏的感觉，渺茫而漫无限制的期望。音乐正适合这个任务，没有一种艺术像它这样胜任的了。”作者的理由比较独特:一方面，组成音乐的成分多少近于叫喊，而叫喊是情感的天然、直接、完全的表现，能震撼我们的肉体，立刻引起我们不由自主的同情;甚至整个神经系统的灵敏之极的感觉，都能在音乐中找到刺激、共鸣和出路;另一方面，音乐是建筑在各种声音的关系之上，而这些声音并不模仿任何活的东西，就像一个没有形体的心灵所经历的梦境，尤其在器乐中。所以音乐比别的艺术更宜于表现飘浮不定的思想，没有定形的梦，无目标无止境的欲望，表现人的惶恐不安，又痛苦又壮烈的混乱的心情，样样想要而又觉得一切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