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人生哲学与卢梭问题

康德哲学的起点问题，或者用我们开始的话来说，康德哲学的两大灵感是休谟问题和卢梭问题。

康德在他晚年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当中曾经这样说过——我的全部哲学严格地说可以归纳为四个问题，前面三个问题是，我能够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他最后加了一句，严格地说，这三个问题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或者说用一个问题来概括，那就是，人是什么？真正的问题最终应该指向人的问题。不理解人的本性，那么一切哲学都是没有它的真正的基础的，这也是我们之所以开设“哲学与人生”这门课程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既然哲学的问题最终归结到人的问题，而刚才我们又看到，在康德看来，真正和人相关的问题是刚才那几个。首先是我能够认识什么的问题。虽然康德自己对牛顿以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深信不疑，以为牛顿经典力学具有绝对的确定性，自牛顿以来西方科学知识的进展具有丰功伟绩，而且他们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是不值得怀疑的。但是，西方也有很多思想家提出了跟康德不一样的观点，他们虽然也看到了近代科学和艺术发展的成果，但是他们对科学知识自身的本性有着自己特殊的质疑，其中一个最大的代表就是休谟。休谟在康德的哲学思考中占据过非常重要的位置，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这部书的序言中说：“我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独断论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了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什么意思呢？休谟哲学到底做了什么事，使得康德竟然会说休谟给了他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也打破了他独断论的迷梦呢？什么又叫独断论呢？

独断论，简单地说，就是不经过任何批判就全盘接受一个东西，对这样一个理论自身的必然性不加任何审查，这个叫独断论。在休谟之前，几乎所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都认为在我们之外有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我们是可以认识的，我们通过认识那个世界而获得知识，我们所获得的知识和那个世界本身具有完全的一致性。这就是在近代哲学史上非常著名的所谓对象和知识相符合的问题。在休谟之前，这样一个对象和知识的相符合的问题很少有思想家——当然有，但是很少——　提出过质疑，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如休谟这般质疑得那么深刻。休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严格地说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至少有两种，一种是关于观念的知识，另外一种是关于事实的知识。关于观念的知识和关于事实的知识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知识，我们不能把这两种知识混淆起来。关于事实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关于我们之外存在着的事物实存之间的关系的知识；而关于观念的知识，休谟说，这个观念怎么样是我们意识之中的东西，它和在我们之外的那些客观存在的事物不一样。我们意识中的那种观念之间的关系，在康德看来，它具有普遍必然性。但是他说，关于事实的知识，严格地说都是归纳知识，它不具有刚才我们所说的那种普遍必然性。譬如我们说太阳从东方升起，在休谟看来，对，也许自有人类以来我们都可以观察到每一天太阳都是从东方升起，但是明天太阳还会不会从东方升起？对不起，如果我们暂时还没有明天的经验，那么太阳就永远只能是可能从东方升起，而不是必然从东方升起。由此，我们说的这样一个关于事实的知识就只能是可能的知识。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卢梭问题。卢梭提出的问题和休谟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卢梭恰恰提出了一个相反的问题。他说，我们毫不怀疑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和艺术有了重大的进展，但是请问，这样的科学和艺术带来的巨大的生活的改变是使得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了呢，还是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堕落了呢？卢梭认为，文明已经败坏了人类。他说真正美好的世界是人类曾经有过的一个叫自然状态的世界；但是很可惜，那个世界就像基督教的伊甸园一样，是我们已经失去了的天堂。现在我们已经回不到那个地方去了，我们人类现在的一切行为只能把我们带到更加糟糕的地步。而科学和艺术为虎作伥，是在这一个人类生活慢慢走向堕落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有力的推手。所以，科学和艺术非但没有提高我们的德行，反而败坏了我们的德行。人之为人最终应该在于德行的高贵，而不在于所谓的丰衣足食，不在于高楼大厦，不在于锦衣玉食，不在于山珍海味，而在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卢梭认为人性的基础是人的德行。人的德行不是一个外在于人的，不可能通过我们纯粹去寻求知识就使得我们能把已经失去的德行给寻找回来、获得回来。如果要重新获得德行，我们得找通往德行的另外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在卢梭看来就是，我们首先要以一个自然状态作为那个最美好的状态的坐标，从而再来反观我们今天的这样一种文明状态。因为文明状态当中全部都是所谓的习俗、惯例，所以这一切是我们要极力打破的，我们要将这些传统和因循的习俗破坏殆尽，最终才可能回到那个我们理想中的自然状态。当然，用我们今天流行的一句话来说，是一个更高的自然状态。

卢梭的这个思考也给康德重重的一击。一方面康德是一个启蒙主义者，他相信近代科学全部成就具有所谓的确定性，而且他也认为科学技术给人类文明带来的那样的改变是值得我们珍惜的。可是，另一方面，他从卢梭给他的启示当中深深地感觉到人的尊严并不能建立在科学之上，或者说并不能建立在科学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文明的前提上。那么，真正的人是什么，该从何处着手去探寻呢？所以，我们就把整个康德哲学的使命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他要回应休谟的问题，要把休谟所说的知识并不具有普遍必然性，知识的因素之间所具有的因果必然性并不真实存在这个问题当作一个真正的问题来回应。另一方面，他也要为人的存在的尊严确立前提，他要看到卢梭所揭示的有了所谓的科学和艺术的长足发展与进步之后，西方文明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并不是我们理想中的人类的面貌。关于人类的面貌，卢梭在他的著作当中举过很多例子，一言以蔽之，是有德行的这样一个面貌。一方面，这些民族有了科学和艺术之后并不会很快地腐化、堕落，甚至招来灭亡，他甚至还举过古代中国的例子。你看，中国古代有那么多伟大的诗人，那么多伟大的文学家，有那么多伟大的发明。但是，恰恰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要么被北方来的野蛮民族赶到南方，要么它彻底地灭亡。如果一个民族连自身存在的前提都不能保证，那么请问，这个民族自身所发展出来的科学和艺术还有什么意义。这是卢梭要问的一个问题。同样，他说，他在巴黎街头看到各种人的交往，看到近代科学和艺术兴盛以后人与人之间尽管表面上变得更加谦和有礼，每一个人对别人都温文尔雅，但是他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失去了真正的性情，我们严格地说，应该要重新做一个野蛮人，重新恢复我们身上的某种本能性的东西，而不是被大量外在的繁文缛节所拘束，同样也不是仅仅依靠科学和技术给我们提供的便利、安逸、舒适、快捷、效率那样的东西装点我们的生活，因为仅仅有那样的生活还不能够证明人自身的伟大和尊严。

首先，康德回应休谟的问题是通过一个被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这种方式来解决的。什么叫“哥白尼式的革命”呢？我们都知道哥白尼革命，它采取了一种我们今天仍可以很粗糙地称之为换位思考的方式。如果我们要真正地考察天体之间的关系，过去我们是站在地球上，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考察不同天体之间的关联。哥白尼说，通过这样的考察我们有很多问题根本无法解决。现在我们换一个思路，我们设想其实地球在围绕着太阳转，看看这样的思路来思考是不是能够更好地解决某些天体的问题。结果，通过这样一个换位思考，哥白尼发现这样一种思考所得出的结果，严格地说要比站在地球上，以地球为中心来考察天体之间的关系更能解释各种现象。它具有更大的解释效力，并且更能够真实地揭示不同天体之间的关系。当然，哥白尼的革命不仅仅具有这个意义，康德只不过是拿这个作为一个例子来突破自己的研究，或者说，来回应休谟的问题。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过，康德以前是一个科学家，他也跟别的科学家一样来看待我们和世界的关系。二者是什么关系呢？首先“我”是主体；其次，在“我”之外存在着世界万物，我们是在世界万物之外来认识这个世界万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万物，得出了一些知识，我们拿我们所具有的这个知识去和世界自身比较一下看看他们是否符合。康德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在世界之外，如果这个世界原本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那么，一个问题很快就来了，请问你知道什么？你认识了外在世界？你怎么可能认识一个你以前根本就不认识的世界？这个问题本来可以远远地追溯到柏拉图所谓的学习悖论回忆说。严格地说，其实如果我们可能认识我们之外的世界的话，我们一定是认识外在世界当中我们放进去的东西，而不是那个世界本有的东西。所以，康德说这个世界应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叫世界自身、物自身，那个东西我们永远不可能认识，它对我们来说永远是一个黑箱；另一方面是世界向我们呈现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必须加入我们人的认知形式的某些方面才可能认识。如果不是我们人的认识形式已经加入到这个事物之中，这个事物是永远不可能认识的。所以，那样一个和世界事物自身相对的，他称之为现象。这个现象从来就不是完全独立于我们人之外的一个现象。这个如果我们称它为现象的话，那么这个现象一定是人文的世界。所以很快康德就来解决休谟问题了，说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其实休谟的问题很好解决，因为休谟所理解的事物还是从近代认识论传统当中所理解的那个事物，就是一个首先和我们人不相干的事物。我们去认识它，虽然那个事物是在我们之外，那个事物和另外事物的关系严格地说都是在我们之外的关系。因果性的观念，当然，我们都知道，譬如说太阳出来，石子被晒热了，太阳和石子之间并不存在因果这种关系。我们只能观察到太阳和石子两个事物，可是我们永远也无法去观察关系、因和果这两个潜藏在事物上的东西。康德说，其实这个东西我们翻过来想想就可以了。因和果严格地说不在于那个事物之中，而在于我们的认识形式之中。因果形态本来就不是事物自身所特有的某种属性，而恰恰相反，它是我们人类的认知范畴。它是这样一个东西，我们人在认识事物的时候会经历不同的阶段，康德简单地称之为感性和知性两个阶段。人类的认识形式，在感性当中是时间和空间，在知性当中是十二个范畴。我们把这两种认识形式放入到事物之中，我们才能够理解事物之间有因果关系，而不是像休谟所说的那样，我们直接从对事物的观察当中，从事物之中萃取出那种因果性的联系。所以，康德曾经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这也是他那本《纯粹理性批判》中“批判”的含义。他说，其实我们对于事物的理解并不是像一个学生的身份去复述老师想要的东西。我们去认识世界，并不是我们是学生，世界是老师。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就去把世界如何复述一遍。我们的认识不在于reproduction；恰恰相反，而是以一个受任命的法官的身份去迫使证人回答他向他们提出的问题。我们人是法官，我们已经有一个法律、法规、法条、准则在手里头，我们只要问你你的行动是什么样的，你告诉我的跟我的这个法条相吻合，或者不相吻合，我再经过我的准则对你做出评判，这个就叫纯粹理性批判。

所以康德说，我们现在搞清楚了什么叫知识。知识从来就不是对世界之本源状况的一种理解；恰恰相反，它当中一定包含了我们人之为人的那个因素，是我们人把我们先天的认识形式加入事物之中，使得这个世界呈现出一个人文的因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获得知识。而且他说，我们的因果性也好，必然性也好，这一切认识范畴都是普遍必然性的，所以知识自身就具有普遍必然性。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并不来自于事物自身，而相反，来自于我们人的认识能力。就这样，康德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康德说，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休谟问题：属于客观知识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并不像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来自于对象，而是归因于认识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