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上所述，在近代，西欧大陆各国新兴资产阶级在反经院哲学的斗争中，依据自己经济、政治的需要和数学的成果，在哲学上形成了推崇人的理性的唯理论学派。唯理论自笛卡尔创立以来，经斯宾诺莎的完备和莱布尼茨的发展，到沃尔夫体系的出现，已变得十分刻板和片面了。它使“形而上学陷于黑暗、混乱及无效用”(1)，明显地暴露了其在解决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上的恶果。与此同时，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在反经院哲学的斗争中，依据自己经济、政治的需要和实验自然科学的成果，在哲学上则形成了推崇人的经验的经验论学派。英国哲学的传统是经验主义。它自培根、霍布斯创立以来，经洛克的详尽论证，到贝克莱、休谟阶段，也已变得十分片面了。它终于否认我们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必然性，明显地暴露了其在解决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上的恶果。上述经验论和唯理论发展的极端片面和恶果，深刻地表明了那个时期哲学和科学的尖锐矛盾：科学在长足地进展中，哲学则停滞不前；曾经为自然科学向前发展而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到18世纪却走进了死胡同，阻碍着科学的进步。而这种矛盾就为康德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前提。它推动康德起来拯救和改革哲学，建立自己独特的认识论体系——《纯粹理性批判》。康德认识论的产生乃与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
二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其认识论体系以庞大、严密和独特而著称。它是18世纪末落后的德国市民幻想发展资本主义和对那时的现实力求妥协的两重性的表现；但从历史的联系看，可以说，它是欧洲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的“综合”，是哲学史上克服唯理论和经验论片面性的重大尝试。
首先，康德在批判莱布尼茨—沃尔夫“形而上学”体系时曾指出，它的基本错误在于“武断”，即它在没有事先考察人的认识能力究竟有多大限度之前就断定：理性本身具有的主观思维范畴、规律即是事物本身的规定、规律；理性单凭自身的力量，就可以最终无误地解决“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获得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他借用“独断论”的概念来斥责西欧大陆唯理论的片面发展，说明其恶果之严重犹如不事先审查和筑好地基就贸然兴建大厦一样。康德尤其批判休谟哲学怀疑自在之物的存在，怀疑自然科学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企图排除“形而上学”的结论，认为它的基本错误也在于没有事先考察人的认识能力，即对理性及其思维范畴的本性缺乏真正的理解，“漠视”了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他借用“怀疑论”这个概念来斥责英国经验论的片面发展，说明其恶果之严重犹如游牧民族厌恶一切固定的房舍，不时地摧毁着城郭社会一样。而就在这两种批判的基础上，康德明确地主张，纯粹理性在开始实际的认识活动之前必须先对一般理性能力本身进行一番“批判”(2)，即判定纯粹理性有哪些认识形式；这些形式在何范围内运用能提供“客观知识”；纯粹理性能否认识自在之物等。他以此显示了其认识论与此前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具有“完全不同的方向”，并称之为“先验哲学”；其任务就在于“克服两种世界观，两种对认识问题的片面的，因而是错误的观点——独断论和怀疑论”(3)。康德是近代第一个打出先验论旗号的哲学家。他不像法国唯物主义者那样把一切旧制度拿到人类理性面前来批判，而是强调“对理性本身进行批判”，认为这样才能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提供稳固的理论基础，铲除有害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显然，这是受制于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对立和发展的背景，在认识论出发点上表现了“综合”两者和克服两者片面性的企图。
其次，我们知道，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之间的论争主要集中于普遍性和必然性知识的起源和获得的途径问题上。这一论争的尖锐化促使康德把“科学的客观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确定为他的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并涉及到对科学知识本身的理解。在他看来，经验论所谓的知识由“综合判断”构成；这种判断(如“天是热的”)起源于经验，属后天的判断，它能扩展我们知识的范围，增加新的知识内容，却不具有严格的普遍性和绝对的必然性。唯理论所谓的知识由“分析判断”构成；这种判断(如“一切物体都有广延性”)起源于理性，属先天的判断，它仅说明固有的知识，并不增加新的内容，但具有严格的普遍性和绝对的必然性。这两种判断“各执一端”，各有优劣；单个地说，都不能说是“客观知识”。那么，什么是科学的“客观知识”呢?康德在审察综合判断和分析判断的基础上，经多年的“沉思”，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这种判断(如“热使物体膨胀”)既是综合的即起源于经验，经验为判断提供材料(如“物体”、“热”等)，又是先天的即起源于理性，理性为判断提供形式(如“因果性”)；既能增加新的知识内容，又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换言之，康德所谓的“客观知识”乃由先天综合判断构成；它与唯理论和经验论所谓的知识都不同，是指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经验知识。这即是康德对科学知识本身的特殊理解。黑格尔曾说，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形成了对立者的原始的联系”(4)，凝结了他把诸如先天和后天、分析和综合、个别和普遍、偶然和必然等“联系”起来的企图。确实，康德对科学知识的这种理解，一方面与当时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牛顿力学的受推崇有关；另一方面则是他在什么是科学知识问题上因不能容忍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片面理解而“综合”两者的突出表现和结果。
再次，康德把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归摄于下一问题中：即先天的综合判断何以可能?”(5)他声称，“形而上学站得住或站不住，从而它是否能够存在，就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6)。这亦即是他关于认识过程的学说。康德根据人的认识能力将人的认识过程分为三阶段，即感性直观、悟性思维和理性综合。按照他的解释，感性直观是主体通过感性对对象进行直观，即运用先天形式“时间、空间”接受对象刺激，赋予表象以一定限量的活动，这是人的认识的第一阶段；通过这个阶段所获得的认识是关于个别现象的知觉或单个的观念。悟性思维是主体通过悟性运用先天形式“范畴”对知觉或单个的观念加以整理、统一的活动，这是认识的第二阶段；通过这个阶段我们才形成所谓先天综合判断，获得关于现象世界的“客观知识”。值得指出的是，康德在这里实是蕴含了感性和悟性相区别和联合的重要思想。
康德认为，感性和悟性这两种认识能力有显著的区别：前者“直接和对象发生关系”，在直观中对象直接地被给予我们，后者与对象的关系则是间接的；前者的职能在于为“客观知识”提供感性材料，后者的职能则在于思维和整理这些感性材料，以形成“客观知识”；前者是“通过我们被对象所刺激的方式来接受表象的能力”，是认识中的被动因素，后者则是运用范畴整理感性材料以产生知识的能力，是认识中的能动因素。因此，我们不能把两者“混淆”起来，而应“把它们仔细地分开”。有鉴于这种区别，康德就强调，要获得科学的“客观知识”，就必须把这两者“联合”起来。他有这样的名言：“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只有当它们联合起来时才能产生知识。”(7)在他看来，既然在认识过程中感性和悟性“实无优劣”，各有其性质和功用，我们对于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就都不能“偏爱”而漠视另一种。单有感性不行，因感性不思维、不具有概念；单有悟性也不行，因悟性不直观、不具有对象。我们必须一方面“在直观中以对象加于概念”，用对象来充实概念；另一方面“以直观归摄于概念之下”，用概念来整理对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形成先天综合判断，获得科学的“客观知识”。
康德关于感性和悟性相区别和联合的思想无疑是针对17世纪以来经验论和唯理论在科学知识形成问题上的片面观点的。在此问题上，如洛克把“概念感性化”，即把理性认识生硬地归结为感性知觉；莱布尼茨把“直观智性化”，即把感性认识看作理性认识的低级或模糊的阶段。两者都不了解只有感性和悟性的联合才能产生关于事物的科学知识。诚然，康德仍未能正确地解决感性和理性的关系问题，但他终究在尝试着实现对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综合”，克服它们在这个问题上“各执一端”的观点，使自己朝着解决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前进了一大步。
三
那么，应当怎样来看待上述康德认识论(出发点和中心内容)对以前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的“综合”，和对两者片面性的“克服”呢?
我们看到，康德在谈论科学知识问题时曾把它分为“知识内容”和“知识形式”两个方面，并从根本上将它们隔开。如他认为“一切知识始于经验”。这实指知识内容起源于经验，是自在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的结果。他同时认为并非“一切知识皆自经验发生”。这实指知识形式为人类理性先天所有，是人类知识何以可能的根据。可见，康德所谓的科学知识乃具有两个各自独立、二元对峙的源泉：自在之物和理性。他之阐述感性和悟性的关系乃与思维和存在的二元论观点相联系。这就决定，康德对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综合”，不过是两种来源各不相同而又互相割裂了的感性认识和悟性认识形而上学的外在结合。这样的“综合”其实质在于“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康德还在谈论知识对象问题时，把对象分为“现象”和“自在之物”两个方面，并也从根本上将它们隔开。如他不同于休谟，确认自在之物的存在，并视之为感觉的来源。对他来说，若没有自在之物就不会有感觉、杂多，也就不会有对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解决。但他又断言，自在之物一旦作为认识对象呈现于人的面前，就已经过了先天形式的整理和改变，成为现象了；现象是在人的认识中构建的，离不开认识主体，与自在之物根本不同；我们通过悟性思维能达到的只是关于现象的知识。诚然，人的认识还可上升到理性综合阶段，但理性在按其本性企求超越现象范围，认识自在之物时必然会产生“二律背反”等幻相，这些幻相的出现直接表明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这样，康德通过对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综合”，一方面肯定了科学知识本身，另一方面又把科学限制于现象领域，贬损知识，为宗教信仰留下了地盘。这样的“综合”其实质又在于“调和”科学和宗教。而这种种“调和”无疑是他实现真正地克服经验论和唯理论片面性的根本障碍。
但是，康德对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综合”又确实蕴含了值得重视的主体能动性思想。我们看到，康德曾谈论过在科学知识形成过程中的“三重综合”，即“直观中感知之综合”、“想象中复制之综合”，尤其是“概念中认识之综合”。他明确地说过，“所谓综合，在最一般意义下，我理解为把各种不同的表象放在一起，并把它们中的杂多在一种知识中加以把握的活动”(8)。这就是说，他的“综合”乃是主体运用悟性思维形式能动地整理、统一感性材料以形成科学知识的活动。康德十分强调认识主体的能动功能，曾把统觉的原始综合统一视为“人类知识范围中最高的原理”(9)，认为统觉的这种能动功能乃是使统觉能成为人类诸种认识能力的基础的东西，甚至统觉这个概念本身就体现出了能动性的涵义，乃是科学知识得以形成的最后根据和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根本保证。康德对认识主体能动性的确认也富有特点和内涵。首先，这种确认与“范畴”的观点相联系，强调认识主体不仅有生理方面的先天机能，还有实际上是由已知的科学知识原理凝结成的范畴作为认识工具，它正是运用这种认识工具来整理和统一“一切散漫杂多的感官材料”，形成科学的“客观知识”的。这就使他的认识论具有和逻辑学相一致的成分。其次，这种确认与“矛盾”的观点相联系，强调认识主体在理性综合阶段对悟性所提供的“先天综合判断”作最高综合、企求认识作为整体的世界时，必然会出现“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现象，这就在事实上承认了理性矛盾的必然性。这就使他的认识论具有和辩证法相一致的成分。再次，这种确认与“构造”的观点相联系，强调认识主体通过认识的能动活动不仅能形成科学的“客观知识”，而且能同时构造认识对象即现象界；这就是康德著名的“悟性向自然界颁布规律”的观点。这就使他的认识论具有和本体论相一致的成分。
总之，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康德是近代哲学发展中第一个系统地阐述认识主体能动性思想的哲学家。这一认识主体能动性思想乃是他对当时整个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科学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的理论概括和表达。毫无疑问，在他那里，认识主体的能动性乃根源于所谓纯粹的先验的统觉，即他是离开实践和实际的认识过程来谈论人的认识的，从而是“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性方面；他还主张唯心主义的先验逻辑，否认理性矛盾的客观性，对知识和对象的关系作了“颠倒”的解决，等等。但终究这一认识主体能动性思想是他得以“综合”经验论和唯理论，尝试克服两者片面性的关键性论据，是他的认识论中最主要的有价值的因素。
四
最后，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在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那时的哲学家正是在认识论上对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作了形而上学的片面的解决，才划分为唯理论和经验论两大学派的。就当时的唯心主义来说，它们都把人的认识看作是消极地联结观念；即使如莱布尼茨唯理论承认在天赋观念由潜在到现实的过程中感觉经验的机缘、诱发作用，似在把理性和感性结合起来，它也并无能动地将感性提高到理性的观点。自然，它们也无主体能动地作用于对象的观点，如贝克莱的人心的对象虽是感觉的复合，但感觉由上帝印在人心上，人心之于感觉完全是被动的接受。就当时的唯物主义来说，如洛克认为人心如“白板”，人的认识即如照镜子似的被动的反映；其局限主要亦在于缺乏认识主体的能动性思想，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
可见，否定认识主体的能动性乃是那个时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认识论中的主要表现和理论根源。而康德就是针对这种理论背景，提出认识主体的能动性思想来“综合”唯理论和经验论，克服两者的片面性的。关于这一点，海涅曾说：“康德断然坚持的新东西就是承认意识的能动作用。康德以前的全部哲学都把人的知性看作是观念的消极的容器。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都同样有这个缺陷”(10)。奥伊则尔曼也把康德对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综合”的实质看作是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说“综合法的思想是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辩证法的中心思想之一……康德在哲学史中第一次试图把这种思想运用到思维中去，并且是把思维看做能动性的惟一可能的方法”(11)。这就是说，康德重视认识主体能动性思想是他企图在思维方式上摆脱形而上学、开创辩证法的明显表征。
人们曾说，康德认识论是西方认识论史中的“转折点”。确实，正是从康德起始，欧洲近代哲学斗争的中心问题从科学知识起源于经验还是理性的问题转向和深入到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主体能动性思想以及认识论和逻辑学、辩证法、本体论的关系问题获得了全面的探讨和进展，成为富有内容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主线。而历史表明，康德是以提出认识主体能动性思想和“综合”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来实现这一重大转折的。康德对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的“综合”既是他按自己的方式对两者的总结，又是他按自己的方式对两者的超越；可以说，乃标志着整个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历史发展的真正的结束。而就其现实性而言，这一“综合”所表现出来的克服经验论和唯理论片面性的尝试和趋势，无论是其优点或弱点，都是我们今天在解放思想，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所值得思索和借鉴的。
【注释】
(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页。
(2)《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9页。
(3)古留加：《康德传》，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0页。
(4)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7页。
(5)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8页。
(6)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3页。
(7)《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58页。
(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5页。
(9)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2页。
(10)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12页。
(11)奥伊则尔曼主编：《辩证法史(德国古典哲学)》，1978年俄文版，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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