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开化的风潮中，明治政府对教育制度也进行了种种积极的改革尝试，采取了一系列得力举措。首先是不惜重金，聘请西方国家的技术专家和教师，以培养本国的科技人才和教师。据统计，明治初期从国外聘请的专家达8000人之多。其中，1868—1889年，从国外聘请的教师就多达2299人。同时，明治政府为加快学习西方的科技和教育的步伐，还于1869年成立了翻译中心。其次是废除封建教育体制，建立资产阶级的新学制。从1872年开始，日本政府对旧教育进行了有计划的改造工作。时年，文部省颁布了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新学制。日本新式学校制度颁布之时，即是解放贱民、废除封建的等级身份制之日。这一举措消除了传统制度对新式教育发展的压抑机制，排除了新旧体制间的摩擦与内耗，为新式学制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再次是加快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步伐。由于政府的高度重视，日本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在全国普及了初等义务教育，成为世界教育史上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实现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最早的国家之一，它比英国早4年，比法国早10年。同时就其普及速度而言，也远远超过经过七八十年才在全国范围内真正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工业化最早的英国和法国。对日本近代教育发展有着特别意义的是，政府在教师培养方面狠下工夫。除采取从国外聘请先进教师来日授课、实行导生制、招收已有相当文化基础的青年、通过短期速成并从经济上给予吸引等举措外，还派遣了相当数量的人员赴英、法、德、美等国留学，研究各派教育理论以解决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这样整个明治时期就形成了一个相当完善、相当全面的师范教育体制，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各级各类学校的发展和日本国民思想的解放。
牧口常三郎与其他日本国民一样，在其青少年时期的教育经历中，也充分享受着这种吸纳外来文明而形成的成果。从事教职后，他更是博览古今日外书籍，而且深受欧美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牧口常三郎的教育思想与大正时代外来的教育思想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教育思潮也密不可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与此同时，国内民主运动也不断高涨。在这种形势下，欧美各国教育思想陆续传入日本，其中，最盛行的有公民教育思想、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自由主义教育思想、人格主义教育思想等。外来的教育思潮，对日本教育界有较大影响。作为工作在一线的牧口常三郎，对这些外来的教育思想都进行了广泛的涉猎。这一点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引用的人名得到证明。这些人名包括了从柏拉图时代到20世纪初在哲学、教育学和社会学领域具有一定影响的一些重要人物。其中，康德和杜威在牧口常三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牧口常三郎对康德情有独钟，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观念类化作用》[2]就与康德有缘。文中“观念类化”这一词由深受康德思想，尤其受到康德代表作《纯理性批判》影响的教育学家赫尔巴特率先使用。牧口常三郎在26岁时发表的论文中，“康德”的大名赫然在册。32岁时，也就是《人生地理学》出版后的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牧口常三郎担任“茗溪会”（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办的杂志《教育》的发行负责人兼编辑。他非常注意推荐有关康德的文章。次年，哲学家朝永三十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朝永振一郎之父）在该杂志第59—61期上，发表了题为《康德以后唯心主义的发展》的论文。
此后，牧口常三郎对康德的著作一直进行潜心的研习。直至生命结束前夕，他还在反复体会康德哲学，而且受益至深。从牧口常三郎去世前（1944年10月13日）从狱中寄给家人的最后一张明信片上写着的“这几日一直在反复体会康德的哲学……”的词句中，可以看出，在寒冷狭窄的单人牢房里，牧口常三郎虽然孑然一身，但仍有伟大哲学家康德的著作陪伴他愉快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虽然我们现在很难找到有关牧口常三郎生前是如何关注、收集、研读、体会康德思想的，但从他的哲学、政治、教育、宗教的思想，甚至在他的为人处世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受到康德影响的痕迹。可以说，牧口常三郎所独创“利·善·美”的价值观是以康德的“真·善·美”为基础，在不断攀登哲学一个又一个高峰中产生的。[3]不仅如此，康德的宇宙观、人生观、和平观、宗教观等，或多或少地在牧口常三郎身上打上了烙印。
康德非常关注探究宇宙的根源，而且从浩瀚宇宙的维度来审视人类，高举“地球永远和平”、“人的尊严”两面大旗。他给后人留下了发人深省的名言：有两样东西，这就是——我们越思考它们，它们就越让我们心中增添感叹和敬畏之情，一是我们头顶上闪耀的星空，二是我们内心的道德法则。他处世低调，为人谦和，就像他提醒人们那样：“当一个人丧失了谦逊和努力时，他就背离了迈向幸福的生命轨道，利令智昏，追逐无止境的欲望，最终成为卑琐、可悲的人，在追寻幸福的道路上南辕北辙。”[4]
康德出生于贫民家庭，主要生活在正值启蒙思想成熟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18世纪后半叶，年轻时家境贫困，13岁时母亲亡故，22岁时做马具匠的父亲也离开人世，家里贫困到连父亲的丧葬费用都捉襟见肘。有时迫不得已，衣服鞋子都得向朋友借。困难重重的日子里，他一边当家庭教师，一边刻苦学习，并以大诗人维尔哥利斯“不向困难低头，勇敢直面不幸”的诗句来砥砺意志。他心中感恩父母，对父母的恩情念念不忘。直至晚年，仍反复谈到：“父母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做过有亏良心的事。”“家里让我引以为豪的是（小生产者出生的）父母的正直品格和恪守礼仪，这种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以及让我接受教育，对塑造我高尚的品德功不可没。我每次回想起来都充满了感激，特别是一想到母亲的点点滴滴，我的双眼总是噙满泪水。”“我永世不忘我的母亲，她向我的内心深处播下了善良的种子，开启了我对自然的各种印象。母亲使我主动自觉，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这种教诲使我终生受益。”[5]更难得的是，他不仅贫不移志，困不失格，且对人生的价值进行深入的思考。他常说：“我值得夸耀的，不是其他，仅仅在于我是一个人而已。人应当如何生活？享乐主义人生一文不名。所谓人的价值，并不是得到了什么，而是做了什么。”[6]对所有的虚伪加以犀利的批判，并引发“思想革命”的康德哲学——正是以“人正确的生活方式究竟是什么”为基点来反复讨论、深化而建立起来的学说。
在一定程度上讲，康德关于“所谓人的价值，‘并不是得到了什么’，而是‘做了什么’”的思想便是牧口常三郎创价教育思想的哲学源头。
康德一生主张人权至上和永久和平。他认为：人在区分人种、身份、国别前，首先存在的是独立“人格”，人不能物化成手段，这是无论如何都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人的尊严之所在。也就是说，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自己或他人当成是一种手段，而只能当成是目的。
他反复强调，“人一落地是伴随着使命的”。同样，人也必须尊重“神圣的权利”，作为“世界公民”，人们应和睦相处。“真正的永久和平，并非虚无缥缈的坐而论道，夸夸其谈，而是我们的实际行动和辛勤汗水。”他清醒地认识到，“使人们陷入苦海的，正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倾轧”。这其中最大的倾轧就是“战争”。以人为手段，莫甚于此。这也正是永久和平的障碍。
康德认为，人往往背离道德，陷入欲壑难填的“颠倒”境地，尤其是权力欲旺的政治家，这种以获取更高权力为目的，认为用道德去实现政治目的，犹如缘木求鱼，水中捞月。当他夸耀自己的政治才能时，其内心却私欲膨胀，阴谋满腹。这种人把人类社会当成“私物”，以攫取更大的权力、利益为目的，为了一己私欲，甚至可以牺牲整个世界。“这种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是“伪政治”，“欺名盗世”，“空架子”，“自我背离”，[7]这些野心家，正是阻碍永久和平的罪魁祸首。
康德主张以人为本，他将“人权”置于政治之上。他主张：“人一生下来，就知道去追真求善，净化心灵。真正的宗教（道德的宗教）鼓励人向善，是进行人性革命的宗教。与此相对，有些宗教使人怠于求真，倦于向善，使人永远处于‘未成年状态’。”而僧侣们忽略了宗教的本质，注意力都集中在各式各样的“仪式”、“规则”上了。司职这些仪式、规则的僧侣们，得其所便，上下其手，把自己装扮成神与人的中介人，衣冠楚楚，道貌岸然，随意支配他人的心灵。本来是用来“服务”的，现在却成了“老爷”，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而本是被服务的，却成了下人、奴仆。本来是鸡鸣狗盗之徒，装模作样接受一些仪式，摇身一变，就成了高尚虔诚的信徒。流于形式使虚伪得以纵容和蔓延，败坏了社会风气。由这种虚伪的僧侣一手把持的伪宗教，已堕落成为“虚伪的恶性循环”。他认为，为了捍卫人权应建立“诸国家的联合体”，由此带来“永久和平”，这就是“政治的至善”。他始终认为，世界上不应该有为国家而存在的人，而应该只有为人而存在的国家，为人而存在的政治。康德对佛法是认同的，他以为，佛法的宇宙观是“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佛法着眼于“外在宇宙”和“内在宇宙”的一体性、关联性，认为宇宙是生（生成）—住（安定）—坏（毁灭）—空（不存在）这一循环的周而复始。佛法是慈悲与调和的法，是普照和平与幸福之光的源泉。也正是因为康德的犀利的言词得罪了当权者，因此自然受到了当局的迫害，其言论也受到了压制。但他从不屈服，就像他说的那样：“要否认、取消自己的信仰，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耻辱。”康德对佛法的认同无疑给牧口常三郎坚定自己的信仰增添了力量。也正是因为此，牧口常三郎即使身陷囹圄，但为了人类共同的心愿——永久和平，能够不屈不挠，不惜粉身碎骨，在白色恐怖中固守一方净土。
康德认为，人类社会是一部善恶激烈交锋的历史，既有强奸民意的政客，又有道貌岸然的僧侣。当然，世上无所谓“恶”，就无所谓“善”。重要的是我们要去恶为善，发掘人的善性。康德认为，要启蒙人性思想，使人聪明睿智，关键在于“教育革命”。在他看来，好的教育就是世上一切善产生的土壤和源泉，人如果不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恶就会如影随形，滋生蔓延。只有使民众提高道德水平，才能将社会导入向善的轨道。为此，教育一定要面向世界，培养人的世界公民意识，培养出一批“世界公民”。也只有培养出超越狭隘国家、民族意识的世界公民，才能构筑“永久和平”的基石。而且只有把为“善的实现和弘扬”奋斗的人们团结起来，才能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真正宗教的意义就在于此。康德认为，宗教最重要的在于“善的行动”，若没有“善的行动”，宗教就是纸上谈兵，毫无意义。
为获得“善的胜利，为了善的实现和弘扬，有必要建立一个‘伦理共同体’。在勇气之旗下，人们结合在一起，与‘恶’作卓绝的斗争”。正缘于此，康德严厉批判了那些穷兵黩武、野心勃勃的政客挪用教育经费去增加军费开支。若要“社会变革”，则“教育变革”、“人的变革”是不可或缺的。康德的这种和平观正是牧口常三郎一生致力于创价教育和“大善政治”并为之牺牲生命的精神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教学上，康德非常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就像他在课堂上说过的一句名言：“各位同学，你们并不是从我这里学习哲学的东西，而是学习哲学性的东西，并不是学习什么思想，而是学习思想性的东西。”此外，针对当时很多学者抱残守缺，闭门造车，囿于象牙之塔，一有机会就夸耀自己的学问，把学问当成是一种“满足虚荣的工具”，将“学问”当成自己存在的工具，不懂得学问的意义是什么的现象，康德明确指出：学问并不止于“知识”，而是止于“智慧”。有了“智慧”才能活用“知识”，才不会对“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束手无策。学问的真正意义是为了他人。学问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类的福祉”。从牧口常三郎的教育思想来看，康德的这些教育思想得到了他的认同，而且大都被他所吸收。
牧口常三郎之所以写了包含“价值论”的《创价教育学体系》，不仅因为他要理清困扰日本教育界那盘根错节的问题，想通过教育使孩子们获得幸福，更为重要的是，在他敏锐地洞察到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哲学、思想、教育的危机且受到康德的思想的启迪后，对于哲学中心课题之一的“价值”，对于“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实现它，什么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又是如何创造出来的？”等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进行了关注和思考，同时希望自己的所思所研能让日本及至整个社会的教育受到益处。这也正是牧口常三郎主张创造价值在自我身上最明显的体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