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坚持真理必须纠正错误，反对歪理邪说

坚持真理必须勇于面对现实，正确反映现实。实际上，我们人类每天面对现实作出的反映中，有一部分是真理，有一部分是错误。科学的发展，是在一次次的纠错中发展。科学既应勇于坚持真理，又应敢于批判错误，这两者是辩证统一的。不敢坚持真理，也就不敢批判错误。总之，为了我们的理论和实践的正确，我们必须以真理为标准不停地纠正错误。列宁说：“正是因为我们大力地矫枉，所以我们的 ‘道理’永远是最正直的。”（《反对修正主义》，第78页）

关于改正错误的问题，过去是不能用 “修正”二字的，用了就要犯死罪。可是事实证明，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可以通用的一些真理如果现在不加以修正，是根本不行的。因为当时的很多真理已经随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不修正，愚昧地把他们的真理都看成是不变真理，那是不科学的，也是与他们的教导背道而驰的。在马克思时代使不使用暴力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界线，现在时代不同了，现在谁以阶级斗争实践为标准使用暴力谁就不是真理。关于错误问题，列宁说：“但错误终究是错误，错误必须受到批评，必须得到纠正。”（《反对修正主义》，第472页）毛泽东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浊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邓小平也说：“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页）江泽民也说：“对于错误的、丑恶的东西，必须予以抵制、批评和纠正，不能漠然视之，更不能任其泛滥，让它们去腐蚀人们的思想和灵魂。”（《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8、129页）习总书记在2013年2月6日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会议上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干讲真话，敢干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同志们积极谏诤言、作批评，帮助我们查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帮助我们克服工作中的不足。”坚持真理必须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改正错误，包括改正自己的错误，绝不是只要求别人改正错误，而自己不改正错误。

改正错误，在社会科学上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改正真理观、真理标准和检验真理方法的错误。真理标准的错误，包括原则、制度的错误。习总书记在2013年6月1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制定新的制度，完善已有的制度，废止不适用的制度。”这是英明正确的决策。但制定新的制度，完善已有的制度，废止不适用的制度，一定要以真理为标准。制定新的制度，一定要建立符合真理的制度；完善已有的制度，一定要完善已经是真理的制度；废止不适用的制度，一定要废止过去不是真理的制度。否则，好坏不分，真理错误不分；一切由实践自我意识为标准，运动的过程和结果一定还是要走上过去的不归路。不是走过场，就是不好收场。坚持真理，历史的经验教训不得不注意。

在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的问题上，必须像孔子说的一样克己服理。虽然孔子的 “克己复礼”的“复礼”与我的克己服理的 “服理”不同，孔子的 “复礼”包括恢复旧礼教，我的 “服理”是克服自己的缺点、错误和奢望服从对人民有利的事物规律，即服从真理但 “克己”的定义是一样的。即严格要求自己，克服自己的缺点、错误，不良现象。当然，“礼”的定义除了周朝礼制的 “礼”的定义，也包含真理本质的礼。朱熹就认为：“礼即理也。”没有真理本质的 “礼”，就现代来说不是真正的礼。

错误需要纠正，真理必须坚持。改正错误多半是改正理论上的错误。改正理论上的错误实际上是理论创新，不创新就不能改正错误。改正错误就是错误向真理转化。改正错误就是坚持真理。改正错误也是一种改革。“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页），也是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改正错误也包括错误的不能去做，正确的必须去实行和履行——实践。这就叫 “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都可以不为，但改正错误不可不为。这是不可否定的。为什么错误需要纠正，真理必须坚持，毛泽东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论联合政府》）坚持真理就是要有勇气坚持自己认识的，符合人民利益的，实事求是的人的意识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在需要的时候义无反顾，并能公开反对错误的东西。因为错误的东西不是实事求是的。

错误是人类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人类要前进，不搬掉绊脚石就不能前进。错误阻碍哲学原理的产生和伸延。错误必须纠正。但是怎么纠正也存在一个真理和错误的问题。我认为，对于认识问题的错误，我们不能扩大意识域去追究意识问题，不能把局部问题看成是全局问题，不能把个别观点看成是整体观点。比如今天大家坚持的真理标准，实际上大家都是以真理为标准行事的，但理论上说 “不断运用理论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应该在理论上改正这个标准。当然，矫枉时难得做到不过正，但矫枉的结果不能过正，过正就不是真理。因为一切真理和错误都是来自哲学原理。今天我指出了真理观的错误、真理标准的错误和检验真理方法的错误似乎犯上，但犯上决不能作乱。我希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解决认识问题来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还有，“我们老一辈子走错路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我们原来没有已铺平的路可走”（《歌德谈话录》）。中国共产党不要说原来没有已铺平的路可走，原来路都没有。路都没有不得不像邓小平说的 “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不能不犯错误，所以，“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页）。列宁说：“青年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的。”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错了不改，还坚持错误。

改正错误，理论创新，必须辨别真理和错误。不辨别真理和错误是不行的。过去的理论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正确的不能改，改了就会犯错误。但错误的不改更错误。马克思提倡的真理观、真理标准 （理论标准）、检验真理方法、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不能改。毛泽东的反侵略，反封建统治，反贪官污吏；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实事求是不能改。但是对于那些明知故犯的、有意作乱的、谋财害命的错误，涉及国际声誉的错误，错了不改还要坚持实践的错误，我们一点不能原谅，必须坚决予以纠正，有的还需要给予打击。这方面的错误，在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由国家公务员反映产生的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邓小平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由国家一般公民反映产生的是：制假贩假，黄、赌、毒等。一些特别恶劣的意识反映是杀人越货、谋财害命、制造恐怖、组织黑帮等。这些也属于错误，这些错误是在明知行为后果的情况下的错误意识反映，这些反映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否则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坚持真理。当前，中国人民应当树立正确的真理观，运用正确的真理标准和检验真理的方法。改正真理观、真理标准和检验真理方法的错误。不改正真理观、真理标准和检验真理方法的错误，讲什么 “真理”都只能是一句空话。不讲真理，只能遭人唾骂。哲学的主要作用不是唱赞歌，更主要的是纠错。当然，纠错也就是纠假哲学的错，用真正的哲学、真理、辩证来纠错。哲学理论，理论哲学的理论也要打假。当前哲学上的打假就是要打真理定义的假，真理标准的假，检验真理方法的假。清除过去强加给马克思的非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原理。这个问题是当前理论创新的根本问题。教育战线要改正原哲学教科书中的 “认识论”“反映论”“检验论”“正确论”“真理论”“辩证法”等一切不合实际的谬论。哲学理论上的打假不打掉这些错误谬论，根本就不能建立正确的哲学理论，确定真理。要知道：过去讲的 “马列主义哲学原理”，并非是完备的人类哲学原理。它还是有不完备的地方。由于马克思论述的不彻底，它本身存在错误。加上恩格斯、列宁的错误，论述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强加上自己的 “原理”的错误，过去所讲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讲不通的哲学原理。

关于坚持真理必须反对歪理邪说的问题，1999年8月23日江泽民在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说得好：“要高举科学的旗帜，坚决反对迷信，反对反科学，伪科学的活动。凡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都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尚未被认识的客观事物，要鼓励以科学的态度进行研究和探索。但是，未被科学证实的假说，不应在社会上推行，更不能成为决策的依据。”（《十五大重要文献选编》，第964、965页）反对迷信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人提出：“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即：听于民则国兴，听于神则国亡。神是人创造的人的意识。“信之则有，不信则无”的鬼神只是人的反映。现在，“非物质存在，非物质做作”的谬论已经被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再坚持这些谬论。必须强调人的意识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是真理的标准，强调非物质不存在和非物质不能做作。“非物质文化论”和 “宇宙爆炸产生物质论”的要害是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要敢于反对 “非物质文化论”和 “宇宙爆炸产生物质论”。

关于坚持真理的问题，过去人们对那些不讲道理的人常常提出这样的质问：“你讲不讲理？”可见，“讲不讲理”成了坚不坚持真理的代名词。谁敢说自己不讲理呢？谁说自己不讲理，就等于公开承认自己不要真理，不坚持真理。不要真理就是要错误，不坚持真理就是坚持错误。所以，除非自己承认自己是无赖，不然谁也不会承认自己不讲理。因此，坚持真理就是要讲理。讲理，就是对理的论述，理论、争论、辩论是非。坚持真理要敢于讲理，有理论的勇气。如果真的需要斗争，还要敢于斗争。敢于向歪理邪说和错误行为作斗争。因为错误是会蒙蔽真理的，不宣传真理真理就会被错误的宣传所蒙蔽。“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即真理会被认为是错误，错误会被认为是真理。希特勒的得力助手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歌德说：“我们对于真理必须经常反复地说，因为错误也有人在反复地宣传，并且不是有个别的人而是有大批的人宣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抱着甘愿无咎无誉的中庸思想，把嘴像结扎起来的口袋一样守口如瓶，一言不发。这样做是腐儒的中庸行为，不是坚持真理的行为。荀子就认为 “君子必辩”（《非相》）。周恩来讲过：“事实是对的，就说对，不对的，就说不对，结论放在后面。”“为了寻求真理，就要有争辩，就不能独断。”“辩证法就讲矛盾的统一，只有通过争辩，才能发现更多的真理。”（《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329页）辩，是哲学的本性。不敢辩的就不是哲学。哲学什么都辩，也就是什么都判断。哲学不存在什么能判断，什么不能判断的问题。只存在判断要讲理，以真理为标准的问题。讲理的目的就是以理服人。以理服人就是靠理论去服人。不讲理，理不会去服人。所以，自己不讲理，也不让人讲理是不对的。今天，我们要为纠正真理的定义，真理的标准和检验真理的方法而讲理。因为真理的定义不准，真理的标准不标准，检验真理的方法不对头，就不能检验得到真正的真理。不能得到真理就不能坚持真理。因而，当前为真理而讲理的当务之急是为真理的定义、真理的标准和检验真理的方法而讲理。为真理的定义、真理的标准和检验真理的方法而讲理，不专指与 “不断运用理论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错误讲理，还包括对一切错误定义和错误标准、错误方法讲理，也就是对一切 “潜规则”讲理。这种讲理不是一时一事的讲理，名称上的讲理，而是时时事事上的讲理，实质上的讲理。理都不讲，还算人吗？当然，讲理需要言论或文论反映。言论或文论不是适用于一切场合。有的场合是不能言论和文论的，特别是在没有事实真理的情况下是不能凭空 “理论”的。这里的 “讲理”，是理性的讲理，坚持真理的讲理。理性的讲理，坚持真理的讲理有时需要战斗，但战斗不是辱骂和恐吓。“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鲁迅）

在关于改正错误的问题上，我们发现错误就要改，不能 “停攘待年”。什么都能假，真理的本质、定义、标准和检验方法不能假。真理的本质、定义、标准和检验方法都假了，还有什么不能假？中国共产党应该吸取以不断运用理论为真理标准的错误教训。以实行理论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不以真理为实行的标准是倒行逆施。现在面临着成百上千的哲学基本理论错误，有的错误还是非常大的错误。但是，不论错误有多大也得改。错误愈大愈要改。舍正从邪，牺牲真理来保护错误是错误的。我们不能一意孤行，听不得不同政见。要知道 “孤松不直”的道理。

改正错误反对歪理邪说的问题，必须改正过去唯心主义真理观的错误、无理学和非物理学的错误。真理观的错误是严重的错误。真理观都错了，还讲什么理？无理学和非物理学的错误，是否定规律的错误，不承认规律的存在和作用的错误；是否定真理的检验方法的错误和否定真理的错误。要防止这些错误思想观点的泛滥和漫延。不但要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清除这种思潮，还要防止这种思潮浸入政治。政治不能搞成错治。政治就是要讲理、讲法。讲的理不真，不正确就是错误。讲真理不讲规律也不行，讲理就是讲规律。所以，错误的真理观和不讲理，不讲规律的政治是不行的。因此，非物质存在论，非物质做作论应当休矣。

关于修正错误，反对歪理邪说的问题，不得不涉及阶级、宗教、邪教，有神论和无神论问题。阶级问题，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阶级是要被消灭的。这个问题，是否需要创新呢？我认为需要创新。因为阶级的消灭跟物质和规律的消灭一样，存在能消灭和不能消灭的两种不同情况。整体的阶级不可消灭。局部的阶级可以消灭。整体的阶级无法消灭，而个人的某种阶级有的存在着消灭的迹象，即有的阶级可消灭，有的阶级不可消灭。消灭了这种阶级，就产生了另一种阶级。因为人类在社会上生存，不处于这样的经济地位，就处于那样的经济地位。因此，由不同的经济地位划分的人，不是这样的阶级，就是那样的阶级。所以，以经济地位划分的阶级到什么时候都不会消灭，而个人的某种阶级又可消灭。列宁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列宁选集》第3卷，第858页）实际上，再经过长期的、顽强的阶级斗争也不能消灭整个人类的阶级，愈斗争愈不能消灭整个社会的阶级。因为阶级是以拥有社会财富的多少来划分确定的。一些人消灭另一些人获得另一些人的财产，这些人的阶级实际就变成了另一些人的阶级。因此，要消灭人类的整个阶级只有消灭人类。不然，人类的整个阶级成分将永远不可能消灭。说白了，也就是贫富的差别永远不可消灭。这点，有个 《天宝山道士》的寓言说明了这个道理。寓言说：“天宝山上住着三个靠采药为生的贪心道士。有一天，三个道士挖药挖到一堆钱。其中一个道士想：三人分不如一人得，我去买点毒药下到酒里，把他们俩毒死。他边想边说：‘这么一大堆钱，咱们一时也搬不动，不如我先下山去买些酒肉边吃边喝，看守到天明再把这堆钱弄下去。’他边说边抓起两串铜钱下山去。等他走远，留下另外两道士商量起来：‘三人分不如两人分。咱们等他回来，偷偷把他杀了吧。’过了一会，买酒的道士回来，他们假意迎上去，乘他不防备，把他打死了。随后，两道士高高兴兴拿起酒肉大吃大喝起来。谁知酒肉里下了毒，两道士吃喝完了，都倒在钱堆旁死了。”（引自沈国柱编 《古代寓言选》）三个道士费尽心机，活着没有消灭自己无产阶级和获得财产后的有产阶级。只是死了之后才消灭了自己的阶级。可见，阶级的可消灭和不可消灭同物质和规律的可消灭和不可消灭一样，是一个哲学思辨的问题。因为整个人类社会的阶级不可消灭，但个人的某种阶级又可消灭。由这种阶级消灭另一种阶级。但自身的阶级永远存在，不能消灭。过去说的奴隶主阶级、剥削阶级，正如宪法中说的 “现在已经消灭”，但其他阶级还在，阶级矛盾还在。这个可消灭和不可消灭，存在和不存在，只有哲学的辩证法才能辨清，只有运用辩证法演绎推理才能认识。认识 “阶级能否消灭”的理论，是确定搞不搞阶级斗争的理论。既然阶级不能全部消灭，就不能搞消灭阶级的阶级斗争。阶级矛盾交由调整真理和错误矛盾来调整。所要斗争的是用不合理的手段取得财产产生阶级和不合理的运用财产的特权、关系和手段，而不是通过正当方法取得的财产。

宗教也不能采用外力消灭的方法，不能让人不信教。宗教信仰自由，不信仰也自由。只要不以信教不信教妨碍他人的生产生活、社会安宁，妨碍社会进步，谁都有信教不信教的自由。那么，是否应该通过外力消灭邪教呢？应该消灭邪教。邪教和宗教不同，宗教从世界的三大教派和中国的本土宗教来说，它们本质上提倡唯心主义的东西，但它们的非本质属性带有一定的救苦救难，为人类谋福利的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思想。只不过宗教虚幻了这一点罢了。但邪教不同，邪教是披着宗教的外衣干损人利己的勾担的组织。邪教是教主极端个人主义，反人类思想恶性膨胀的产物。他对教徒提倡的表面上看是崇拜神，而实际上是让教徒崇拜教主。邪教不是为教徒谋福利，拯救教徒的疾苦，而是谋取教徒的财物、美色，甚至教徒的生命。邪教教主赤裸裸地谋取个人利益，反对科学真理必然危害社会，破坏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和社会的安定团结。这样的邪教，只要证实其存在，就必须下行政命令予以消灭，同时揭露其反动本质以教育人民。这些，中国社会历来如此，也应该如此。这种做法不论外国人对中国人说什么，中国人都必须坚持这样的政治主张，不论别人打什么 “人权”“民主”的旗号指责，为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人权、民主也得这样做。中国人核讹诈都没有怕过，还怕这样的错误指责吗？

关于有神论和无神论问题，也是哲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因为哲学研究的正是有神论和无神论所反映的。无神论认为宇宙是固有的，世上没有被反映方的鬼神；人死之后不存在鬼神报应和来生；世界上以物为质的物质是固有的，它不可创造和消灭。无神论像英国的托兰德·约翰一样否认神创造世界等说法，证明圣书并非来自神，试图用人世的条件来解释宗教；说神不是运动的源泉，无神论是不可驳倒的等。我也认为：如果神是存在的、万能的，神能产生世间的灾难和丑恶，又能除掉世间的灾难和丑恶，那么，神也是善恶相混的。对善恶相混的神，我等人类也只能采取弃恶扬善的态度。此外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对待神的态度。采取这种态度，自己就不要创造神，更不要创造自己用来害自己的神。因为自己创造的 “神”（反映方的神），也会对自己施以 “善恶”的。有神论认为鬼神是超自然存在的，鬼神主宰人类和自然。实际上，“神”的概念有 “精神”和 “鬼神”之分。精神指人的意识力的表现，而 “鬼神”指的是 “产生事物主宰人类和自然的非物质实体”。精神的存在社会上从来没有人反对，而鬼神的存在从古至今都有两派之争。一派认为鬼神存在，一派认为鬼神不存在。实际上，社会上的存在从人类有意识起，人类还不认识 “存在”，就有反映的存在和被反映的存在之分，即名、实的存在之分，思想上的存在和思想对象的存在之分。古往今来，反映鬼神存在的反映就客观存在，并且，思想上的鬼神存在真的存在，也就是鬼神存在名的存在，思想上的映象存在。这种存在包括思想中反映出的鬼神存在，人们用各种反映手段反映的鬼神存在。所以，古人说鬼神 “信之则有，不信则无”。就说明只要你相信鬼神存在，鬼神在你的信念中就存在，并且，你信鬼神怎么存在，它就怎么存在。你愈是相信存在，它就愈是存在。但是，这种存在只是思想、语言、文字、行为和行为结果反映的鬼神存在，绝对没有反映对象的鬼神存在。反映鬼神存在的反映由于没有反映对象的事实证明反映对象的鬼神存在，所以，反映鬼神存在的反映不是真理。不是真理也就不是科学。不是真理、不是科学的就是错误。所以，认为有反映对象的 “鬼神论”的错误观点，是该反对的错误观点。这个反对的标准是正确的意识。比如：毛泽东逝世前后，有人用当时的自然灾害揣测中国社会的变化。直到现在，网络上还在讲那几年发生的事，把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去世与当时的东北下石头雨、唐山大地震联系起来，认为 “伟人仙逝天都感应，用几十万人陪葬，下陨石雨”。这种揣测当然是不科学的。地震年年有，陨石多年下，哪有社会的几个人死亡就感动天地的道理。老一辈革命家们相继逝世，是老一辈革命家们具有相继去世的条件而相继去世。这些相继去世的条件不能排除他们的精神与外界环境的变化有关，因为外界的环境也会引起人的精神颓丧而引起人的死亡。但人的死亡决不会引起天地感应。所以，不要牵强附会地把无关的事联系在一起。吹嘘 “孔子出生之日五老峰上五龙翻腾”，这完全是胡扯。

关于修正错误、反对歪理邪说的方法，不能简单地来认识。这个问题要研究错误、邪说的内容形式和产生原因，从中找出方法。我认为，中国历朝历代最突出的错误像原苏联的权力关系错误一样，是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错误，其中最危险的腐败，危害最大的腐败是政治腐败。其次才是经济上的腐败。当然，政治上的腐败是由经济上的腐败导致的腐败。经济上的腐败一旦导致政治上的腐败，就是最严重的腐败。政治的腐败是政权的腐败。政权的腐败是标准的腐败。这种腐败的思想根源是官僚主义错误，盲目崇拜的唯心主义错误。这些错误与为官者的理论水平有关。因此，必须加强理论学习。不学习是不行的。习总书记在2013年3月2日出席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时强调说：“总之，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须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理论的意义是重大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非常重视理论，因为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朱元璋靠朱升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真言定天下。这是不可否定的事实。

加强理论学习，就是加强哲学原理论的学习。哲学原理论是教人聪明不犯错误的学问，是教人认识真理，识别错误的学问。如果哲学原理论教人糊涂，教人犯错误就不是哲学原理学。学习哲学原理学就是要学会 “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运用哲学原理。过去，人们把 “明哲保身”看成是贬义词。实际上，明哲保身，保国家、保人类并不是贬义。知道哲学中讲的不能乱实践的不实践，这样可以保证你不犯错误，但该实践的你不实践也是错误。要好好记住，实践绝不是标准，正确的理论认识才是行为的标准。正确的理论帮助你纠正错误，引导你正确的实践。

认识错误并不都像歌德说的一样：“看出谬误比发现真理要容易得多：因为谬误是在明处，也是可以克服的；而真理则藏在深处，并且不是任何人都能发现的。”有的错误也隐藏在深处。所以认识错误难又不难。有的错误难认识，有的错误不难认识。尼采鼓吹战争的 “非道德主义强力真理论”，“历史循环论”错误就不难认识。但有些错误和真理一样，总是让人吃尽苦头之后才能认识它的。改正错误更难。改正错误是一件痛苦的事。有的人为了不改正错误不惜牺牲自己的道德、正义和良心，出卖自己的灵魂来掩盖错误。但是，错误总是得改正的。你不改正别人也会帮你改正。在修正错误，反对歪理邪说中，有一个强制修正和反对的方法。这个方法用国家法律、法规强制修正错误，反对歪理邪说。这种强制属于 “理治”的范畴，是法制依赖理治，用真理去治的过程，是邓小平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中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应依靠广大的民众来实行。这种手段不可偏废。它是理治和谐社会的基础。《汉穆拉比法典》封面上画一手提秤、一手提剑的寓意就在这里。我们要用好秤和剑。

坚持真理必须修正错误，修正错误首先得认识错误。错误，是人的认识和意识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不正确反映。修正错误得承认错误，不怕别人指出错误。因为自己的有些错误自己是不认识的，需要别人指出才能认识。“知政失者在草野，知屋漏者在宇下。”怕别人指出错误就不要犯错误。因为谁都不是神仙皇帝，谁都没有资格不让人指出错误。指出错误包括指出原则上的错误，主义、思想、理论、法律上的错误。不要认为原则上，主义、思想、理论、法律上就不会犯错误。所以，指出法律的错误不是违法。如果指出法律的错误是违法，那么修改法律的就该枪毙了。中国人民培养出来的很多领导干部、“哲学家”，犯着哲学理论方面的成百上千个逻辑错误，特别是犯着强加给马克思非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都自己不认识。这些错误依靠别人来指出。《中国当代哲学》一书在谈到 “关于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哲学的评价问题”时写到：“一种意见认为，唯心主义自身有好的、正确的东西，不能认为它是绝对错误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唯心主义中也有好的东西，有好的唯心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也吸收了历史上唯心主义的优点。……唯心主义对唯物主义的批判，大部分有一定程度的正确性，推动了哲学史的发展。……即使唯心主义承认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是错误的，也不能得出唯心主义就是绝对错误的结论。有些本身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也可能是合理的、有价值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唯心主义本身 ‘完全可能包含着合理的、正确的东西’。”（第104、105页）这些认识都是错误的。他把唯心主义的价值与唯心主义的正确、好坏、合理混为一谈。不认识唯心主义跟世上一切坏事一样都是有价值的，都是可利用的。但唯心主义是只有反映，没有被反映的。因此，它言不中的，名不副实，是错误的。是错误的，就不是正确的和合理的。不是正确的和合理的就是没有优点的。不正确、不合理的唯心主义对唯物主义批判怎么会是 “大部分有一定程度的正确性”呢？“唯心主义哲学”说到底，它并不是哲学。真正的哲学是根据事物及其规律反映的东西。不根据事物及其规律反映的是诡辩，而不是哲学。哲学是辨别和证明真理和错误的科学，哲学理论家就应该是辨别和证明真理和错误的专家。什么都不能判断，什么都不能辩证，什么都弄不懂的人评论什么哲学呢？这些认识，充分暴露了中国当代哲学理论的可悲、可叹现状，它令人深思：该不该改变这种现状？

坚持真理必须改正错误，不能隐瞒错误。政权不是靠隐瞒错误来维持。国泰民安不是靠隐瞒错误来实现。恰好相反，政权是靠坚持真理来维持，国泰民安是靠坚持真理来实现。不论从哪方面说：真正伟大的人，是不怕承认错误的人和不怕别人指出错误的人。而那些怕承认错误，怕别人指出错误，坚持错误不改的人，必定是渺小的人。这点，对活着的人来说，都是如此。恩格斯有句教导人们弄懂理论的名言涉及改正错误。他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这样一个如此重视实践而轻视理论的民族来说，别的道路是没有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8页）

坚持真理必须纠正错误，反对歪理邪说，就是要放弃坚持自己不认识是真理的 “真理”。因为世界上最霸道的人，就是坚持自己不能确证是真理的人。这些人明知自己不能确证自己坚持的是否是真理，还坚持自己的歪理邪说，自认为是真理。这是不对的。自己的错误是自己的敌人。自己的错误是帮助自己的敌人搞垮自己的帮凶。因此，在改正错误的问题上，我们不能把指出错误的人当敌人。如果我们把给自己指出错误的人当敌人，那就是扩大自己的对立面，增强敌人的力量去了。

真理很大部分是改正错误产生的。钱学森说得对：“正确的结果，是从大量错误中得出来的，没有大量的错误做台阶，也就登不了最后正确的高座。”改正错误是靠另一次正确反映来改正，不是靠错误的本身来改正。因此，关于真理问题的错误改正，必须重开金口玉牙来改正。否则，受错误的官位标准影响，理论哲学的基本理论创新都只能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