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研究的阶级分析法

张岱年根据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说的现代哲学上的党派“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179]的论断，肯定阶级分析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意义。他说：“要发现每一时代、每一哲学家的思想与当时生产关系的联系，同当时政治斗争的联系，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每一时代、每一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实质，才能发现每一个哲学思想所蕴涵的阶级意义。”^[180]不过，鉴于“文革”前和“文革”期间滥用阶级分析方法的教训，张岱年特别强调，进行阶级分析必须“全面深入地考察每一时代的阶级斗争的复杂状况和每一思想家的哲学思想的阶级内容”。具体地讲，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要“考察思想学说的阶级意义”，即首先“要全面考察每一时代的生产关系状况和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形势，考察当时社会各阶级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例如关于春秋战国，要对当时社会分为几个阶级，每一阶级又包括几个阶层，都应有明确的估计。其次，要全面考察一个思想家的主张符合当时哪一个阶级、或哪个阶层的利益，这是确定一种思想学说的阶级实质的最重要的方法。如孟轲的仁政学说，虽然和商鞅、韩非的法家思想迥然有别，但历史证明，同样也是维护地主阶级长期统治的有效思想。再次，“要全面考察思想家对于当时现存制度以及对于各阶级的态度”。例如关于汉代思想家王充的阶级立场，有人认为代表农民，有人认为代表中小地主阶层。王充强调“宣汉”，拥护汉朝的统治；同时又同情农民的痛苦，但不赞成农民起义；他猛烈反对豪强官吏。从这几点来看，应该说他是代表地主阶级中下层的利益。

第二，应承认“共同利益”的存在。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共同利益在“文革”期间被认为是超阶级的资产阶级观点，张岱年这个主张是对“文革”前就开始的极“左”思潮的一个纠正。他指出，马克思提出在个人利益之外还有相互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这种利益也是公共利益，因为与个人利益有矛盾，所以“以国家的姿态”采取了与实际相脱离的虚幻共同体的形式。“从中国历史的事实看，许多思想家都重视社会的共同利益。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家，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长久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重视社会的共同利益，希望劳动人民能‘安居乐业’。如董仲舒的思想主要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但提出‘限民名田’、‘去奴婢、除专杀之威’，不仅是反映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反映了社会的共同利益。此外，抵抗外来侵略，开发自然、兴修水利更是社会共同利益之所在。”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关于清官的评价问题。“文革”前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已经存在“越是清官越反动”的极“左”观点。张岱年指出，“清官既注意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也重视社会的共同利益。清官的所作所为有益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应予肯定。他又说：“在中国历史上，有些哲学家不想消灭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对立，但想缓和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协调起来。例如孟子的‘省刑罚，薄税敛’、‘制民之产’的主张，长期以来，有些人认为这种思想是反动的。从实际情况来看，如果真正减税省刑，应该说对农民还是有一定好处的。所以，对于历史上缓和矛盾的思想，应该根据当时阶级斗争的情势进行具体的分析。”此外，张岱年指出：“还要正确分析每一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般是代表当时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代表其中哪一个特殊阶层的利益。董仲舒、韩愈、程颐、朱熹的思想都具有这个特点。”张岱年关于阶级分析的论述，包含了对极“左”思潮的纠正。不过，他没有从“共同利益”进一步引申到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公共良心的一面。“文革”期间是简单地用代表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资产阶级的超阶级性等否定知识分子的公共性。

第三，要正确认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阶级基础。“文革”期间，在极“左”的逻辑下，形成了农民阶级是唯物主义的阶级基础的观点。张岱年指出：“从汉代以后，中国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一般是属于中小地主阶层的，代表统治阶级中的不当权派。”因为这一阶层能面对现实，要求改革，从而能提出唯物主义思想。也会有一些相反的情况，如在新的生产关系出现时“新生的阶级或阶层在开始时是软弱的，没有力量的，代表这一新生的阶级或阶层或者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的思想家，往往采取唯心主义的思想形态。如明代后期的李贽，明清之际的唐甄，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要求，但在哲学上，基本上都是唯心主义。有的时候，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人却是反动的。例如《列子·杨朱篇》的作者，肯定了无神论，却极力鼓吹追求目前的享乐，宣扬腐朽的思想”。^[181]

第四，关于“正确认识劳动人民对于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张岱年指出，农民革命斗争对哲学思想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哲学史上几次哲学发展的转折，都同农民战争有一定的关系。如黄巾农民起义，对两汉的经学转到魏晋的玄学，起了一定的转折作用；唐末黄巢农民起义，对佛教唯心主义的衰落，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但是，“农民革命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农业、手工业的进步，也不一定都是农民革命的结果；农民由于所处的地位和经济条件的限制，没有条件直接参加思想斗争，所以，不能把农民战争对哲学发展的作用过分夸大，认为劳动人民是唯物主义发展的主力或反对唯心主义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