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没有资产阶级哲学”的批判

1959年，冯友兰发表《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在谈到中国哲学史的特点时，他说：“因为中国社会没有正式地经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中国哲学史也缺乏资产阶级哲学这一段。”^[194]关锋看到这一说法，很快发表了《驳冯友兰的“中国没有资产阶级哲学”说》。关锋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放在首位；而且，把封建哲学的幽灵从‘某些人身上’清除，也不能离开批判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哲学”。《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不提批判资产阶级哲学，说“中国哲学史的特点是没有资产阶级哲学”，这样“就不能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它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其实毛泽东思想就是在与“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的尖锐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冯友兰认为“五四”以来进步革命家和思想家对封建哲学多是从政治社会方面进行打击，哲学上的根本批判进行得还不够，认识论在中国哲学史上不占主要地位，这是否定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打击和贬低了所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关锋半指桑半风凉地说：“每一个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必须认真地老老实实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坚定地站在毛泽东旗帜下，在他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指导下进行工作，才能搞出一点真正的成就。生活在中国现代的人，他的历史知识再多，如果他违背了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毛泽东同志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方针，而认为只有他自己那一点可怜的甚至完全是糟粕的东西，才是哲学、哲学史，那末，他做中国哲学史工作也只能作逆流。”“冯友兰先生的文章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思想倾向，即中国没有资产阶级哲学，歪曲中国近代和现代哲学战线上的斗争，是直接关系到当前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195]冯友兰很快作出回应，指出自己说“中国没有资产阶级哲学”是出于疏忽，忘记了在谈中国哲学史分期时已经把现代也包括进来了，内容却只讲了古代哲学。疏忽的原因不是一般的厚古薄今的问题，而是没有站在马克思主义者一边，自觉或不自觉地想“把资产阶级哲学隐蔽起来，以免被赶尽杀绝”。^[196]

从上述对冯友兰两个观点的批判，可以看出“革命史观”在学术界弥漫的程度；尤其是关锋，对冯友兰格外的关注，时刻准备着对他的不合乎“革命史观”的观点进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