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意义

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研究，既是历史，又与现实密切相关，进行系统地科学总结，不仅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且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它是正在大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的一项重要具体内容。因此这一非常重要而在目前又比较薄弱的学术领域，它已经并将会越来越受到重视。这反映了我们时代的要求，是当前全国上下实行改革、开放、搞活这一时代精神的充分体现。

大家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各国各民族以及各种哲学思想，虽然在互相对立和抗争，但就全体来看，世界的进步正在走向整体化，哲学也在走向现代化。尽管历尽艰险曲折，道路并不平坦，但中国现代哲学史的发展，显然适应了这一世界的历史趋势。

在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中国，由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势力的不断侵入，逐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许许多多的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地涌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辛亥革命后，终于出现了我国“五四”时期空前的新文化运动。往后在中西文化、哲学的比较研究、相互交融和斗争的过程中，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长期民主革命的具体实践，在把马列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不仅在推翻三座大山的武装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在理论战线上也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实现了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

中国现代哲学史的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各种资产阶级哲学体系的产生与流行及其受到批判和冲击为主要特征的。但由于我国以往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加之学术问题性质复杂，当时都来不及做出系统的科学总结。因此，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深刻的反思，不囿于成见，从发展中看问题，正视现实，展望将来，正确处理其中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我们在党的十三大路线指引下，实现经济繁荣、科学进步、社会民主，将会是十分有益的事情。

以下就进一步开展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科学研究谈几点很不成熟的意见，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一）首先要明确哲学和历史的一致性，贯彻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的原则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流行的意见，将哲学和历史断然地加以割裂，如说我是研究哲学原理的，所以与历史科学无关，或者说我是研究历史科学的，所以与哲学原理不相干。其结果是有人只知道从概念到概念，凭空制造完全不切实际的理论；或者有人只会从事纯粹史料的堆砌，作不出任何理论的概括，不能提高到规律性的认识。我们以为，对于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科学研究，必须首先注意克服这两种不同的片面观点。还有，与这个问题也密切相关，即是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也应立足于当代，因为我们不能专门从事那种漫无目的性的历史科学研究，徒然浪费精力。大家知道，我国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是世界著名的文化古国，保存下来的哲学思想资料非常丰富，但是究竟从何种问题下手方得要领，才有可能真的做到“古为今用”呢？我们以为，首先应当注意从对我们当前两个文明建设最有直接影响的问题入手，针对各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认真研究现代思想史上外来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影响，由于旧中国处在比较落后的社会环境中，各人学习的条件很不相同，对于外来学术思想的理解自然会有层次深浅的差异，不可能完全一致，加之中外社会性质的不同，国情有别，即使是同样的思想，在各国所起的作用也不会完全相同。因此必须从客观真实情况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全面而又深入的具体分析。在理论战线上，不能人云亦云，或生搬硬套外国学者的现成结论。

（二）要以马列主义作武器，批判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

现代中国哲学史的核心部分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列主义，它不是一个封闭的思想体系。我们对于它的理解，也只能是逐步深入的，应该也有一个过程。要防止简单化，以免陷入一种形而上学的说教。

一般说来，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哲学不同于各种资产阶级哲学，如果不了解社会并经过比较长期的实践，那是很难掌握的。对于各种专业工作者来说，如果不知道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与革命建设的理想究竟有何内在的联系，也是很难坚持和巩固这种理性认识的，而且只有在理论结合具体实践后才可能有所发展的。如果我们只会简单从事书本文字的记诵，那是无济于事的。对有关问题，应当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弄清它们的性质和特点，再逐步往上追索，寻本探源，务求了解它们的来龙去脉，深彻认识发展规律，这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具体从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批判继承一切古代优秀文化遗产，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

（三）应当熟悉国情，对各种学术思想问题作全面的具体分析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上限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产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中外文化广泛交流，相互激荡，真是五光十色，非常丰富。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机，各阶层的爱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进步的思想家，要摸索前进的道路，制造理论的根据，学术思想肯定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面貌。如果单从政治方向上来判断它们的性质，似乎还比较容易，因为它们对于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在起促进的作用还是延缓的作用，这有明显的客观标准。但是研究与现实有一定距离的哲学思想体系，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当然要看到它的政治影响，但这是不够的，还必须深入探讨它在理论思维上的成就，有无合理的内核可供进一步提高认识水平的借鉴。为此，即使同是含有封建主义旧思想的作品，也要区分不同的类型，再加深入的解剖，认真做到有的放矢。在这里，徒然标榜什么“一贯正确”，那就只能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空话。毫无疑问，这种作法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形而上学，不自觉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肯定会妨碍社会的进步和理论水平的提高，甚至还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四）要充分注意我国现代思想战线的复杂性，以便更好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在过去一段历史时期内，人们工作的重点在武装斗争、夺取或巩固政权。限于主客观的各种条件，艰巨的思想文化建设，暂时还顾不上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今天的形势是大不相同了。以往对传统的各种旧思想，显然缺乏深入系统的具体分析，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没有真切了解到究竟什么是该彻底否定的，什么是该批判继承的，往往本着“敌人提倡，我就坚决打倒”的原则，多从眼前暂时的利害出发，就简单地做出轻率的结论，未免短视而且肤浅。特别是在极左路线横行的时期，等于否定过去的一切，粗暴地割断历史，以致演成了一种彻底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

至于外来资本主义的“新”思想，由于旧中国生产力的落后，科学技术不发达，文化水平偏低，封建迷信思想的广泛流行，很难扎下根来。因此，除个别专家学者外，很少有人对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进行过认真而深入的系统研究，大多限于一家之言，粗识门径，浅尝辄止。对于各派思想的得失利弊，自然也缺乏全面的理解。因此被搬运到中国而且影响到社会的，也大多是一些皮毛之见，真正称得上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大家的，在中国过去也并不多见。

那些认真结合中外哲学思想来建立个人理论体系的哲学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工作环境不免临近“象牙之塔”，不太熟悉具体国情，特别是对于哲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缺乏一种深刻的科学理解，难免顾此失彼。不少进步的学者、爱国的思想家，往往因为利用了大量落后的中外哲学思想资料，作为建立个人理论体系的基本前提，乃至逻辑结构的框架，虽也费尽心力，而终于不免使哲学落后于政治。这似乎成了一种不可逃避的历史命运。因此，如果仅仅简单地用所谓政治标准来衡量或评价他们的哲学思想，毫无疑问将大大地影响到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科学性。

（五）余论

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科学研究，其目的除了论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胜利的必然性外，还应当加深对新中国成立前旧中国的全面了解，特别是掌握理论战线上的各种动态，揭示各种思想如何交互影响及其在矛盾统一中的发展规律。今天，绝大多数出身旧社会的爱国学者，在哲学思想上都能实现自我改造，不断前进，乃至上升到世界观，终于确立了衷心拥护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立场。即使在当前实行对外开放、加深国际学术交流的新时代，仍然能继续前进，坚持与发展马列主义哲学。对于他们转变的规律，值得特别认真地加以总结。至于另一种情况，也值得注意。有个别人由于革命的胜利，生活环境的改变，造成权利欲的恶性膨胀，反而退回到不革命甚至反革命道路上去了。这可能跟不同历史阶段革命任务的不同、对革命者的要求不同有关，有人不能继续前进了，难免不变成时代的落伍者。过去一段时期内，往往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总想尽量挽救在前进道途上的失路者，因此我们过去的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工作者，多比较注意人们从不进步走向进步的思想历程，而对于由革命退到不革命乃至走上反革命的途径，则往往留心不够，少有典型的解剖，这显然是看问题不够全面的表现。我认为，今后对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研究，应该扩大视野，面向未来，更多从事正反两方面的考察，力求作出比较全面而且富有现实意义的科学结论，从而使这门学科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结合，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注释】

[1]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编《中国现代哲学与文化思潮》，求实出版社，1989年。——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