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

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北大本强调哲学思想发展的线索、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对概念和范畴进行系统、完整、准确、科学的分析。^[572]武大中山本强调“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以及“圆圈”说。该本指出：“对哲学本身发展的特殊根据，即其内在矛盾，则作为重点，进行尽可能具体的唯物辩证法的分析，力图通过分析哲学范畴的历史演变来探索哲学认识发展的逻辑进程”，^[573]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种统一，表现为认识进程的“圆圈”。“圆圈”说首出于黑格尔，列宁继承了这一说法。起点—过程—终点，终点似乎是对起点的重复，但却是在更高阶段上的重复。这就是认识的螺旋上升曲线。武大中山本认为，早期稷下道家保留在《管子》一书中的精气说和静因之道的反映论，经过孟子和庄周从不同角度扩大能动性的否定之后，到荀子得到了总结，这是一个圆圈。但是该书对于两汉—魏晋南北朝—宋元明是不是一个圆圈没有说明。冯契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大圆圈：先秦、秦汉到王夫之。先秦：原始阴阳说—孔子—墨子—老子—黄老—荀子；又包含两个小圆圈：第一个是从原始的阴阳说，经过孔子、墨子到老子；后一个是从《管子》经过孟子、庄子到荀子。

在各个版本中，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对于“文革”的反思较为全面和深入，提出的哲学的文化地域观念也十分新颖，成为后来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方向。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任继愈指出，首先“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努力还其本来的历史面貌”，^[574]不能把中国哲学的概念与西方哲学随意比附，如老子的“道”不同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王阳明的心学不同于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也不能使古人穿上时装。春秋时期的孔子不同于汉代以后封建统治者所塑造的孔子，更不同于“四人帮”的“孔丘”。其次是“要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575]但不能“简单化、公式化”。哲学是离阶级斗争最远的意识形态，随意给哲学家贴标签并不能如实地反映哲学家本来的情况。也不能认为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声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阶级基础问题也是一个复杂问题，农民阶级没有产生理论家，他们往往靠地主阶级来代表，所以封建时代无论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出自地主阶级内部。认为地主阶级内部中小地主阶级进步，大地主阶级反动也不全面。如唐代柳宗元参与的永贞革新和宋代王安石变法都有大地主阶级加入。认为大地主阶级产生唯心论，中小地主阶级产生唯物论也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公式。把唯物论和唯心论与政治上的进步和落后画等号，更是荒谬。如孟子和荀子，一个是唯心论，一个是唯物论，在政治上两者都是进步的。西汉董仲舒是唯心论者，在政治上却有其进步性。第三是注意“中国古代哲学发展中的地域性和多种文化的融合过程”。这个问题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上是首次提出，值得重视。任继愈指出，哲学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环境会给哲学带来“国别的、地域的、民族的特点”。^[576]春秋战国时期有四类的文化区：“邹鲁文化、荆楚文化、三晋文化、燕齐文化。”^[577]邹鲁文化对西周文化传统继承最多，楚文化发生于江汉流域，受西周文化影响较小，对中原文化持批判态度。《楚辞》、《老子》、《庄子》都有明显的楚文化特点，偏重于探索世界的构成，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对于人伦生活则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三晋地理条件不如秦楚，为了在激烈的斗争中生存，不得不对内注重改革，对外权衡利弊，利用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争取外援。吴起、商鞅、韩非等都是三晋文化的产物，虽然他们并未在三晋地区得到重用。荀况思想具有兼宗儒法的特点，是三晋文化的产物。秦代孝公以后的文化可归到三晋文化中。齐文化受周礼的影响不及鲁国深，军功贵族的力量又不及三晋强，所以管仲学派对于旧宗法制采取了半保留半否定的态度，主张把礼治和法治结合起来。稷下学宫以道家的势力为最大，邹衍的五行说盛于燕齐，董仲舒生活于燕齐方士、道家流行的区域，其思想受后者影响颇大。^[578]秦统一以后，思想文化也逐渐统一，但由于中国地域的广大，各地的特点得到了延续。宋以后儒家垄断了文化，中国文化的地域性特点进一步减弱。该著又指出，在看到地域性特点的同时，也必须看到文化的融合趋势。如荀况融合了三晋、荆楚和燕齐文化，《吕氏春秋》、《淮南子》都融合了儒、道、墨、法各家文化。魏晋、隋唐都存在儒释道的融合，宋明理学也是儒释道融合的产物。第四，是“详细地占有历史资料，认真地进行审查和鉴别”。^[579]